1969年在党的“九大”吴桂贤（31岁）和王进喜、陈永贵、王洪文、吕玉兰一起来自基层的工农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她（35岁）不仅和陈永贵一起进入中央政治局，而且他们两位正好坐在毛主席身后，当时的新闻照片特别醒目。又过了两年，她（37岁）又和陈永贵一起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这么年轻的女干部就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这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里，无疑是极其富有代表性的典型。
一
在党的十大主席台上，毛主席非常高兴，陈永贵、吴桂贤他们跟毛主席一起同步喜笑颜开。
这张照的意义至少可以这么理解：毛主席永远依靠工农，毛主席要求来自工农的干部永保工农本色，吴桂贤陈永贵他们做到了。
在毛主席晚年，吴桂贤、陈永贵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是偶然的。
吴桂贤怎样的典型呢？
是好典型。仅从不想腐的这一对于当下官员廉政难点看，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那批新干部，即使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依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那是有制度文化安排的。
如吴桂贤依然在原单位西北国棉一厂拿67元工资，每年三分之一时间还要回原单位，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各地做调查研究，只有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在北京工作。
这是怎样的制度设计？用钱学森同志的说法，这就叫“制度好”——制度设计得好，制度执行得好。
为什么？就因为毛主席用文化哺育的一大批青年干部已经在这个时候成长起来了，制度的设计者与制度的执行者，本身就是来自工农，来自群众，同时又回到群众中去施行，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仿佛是水到渠成的道器变通。
二
吴桂贤不是官员，不存在升官发财，而是能上能下的高级干部典型
在吴桂贤的简历里，有这么一条，1977年她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回原单位工作。
这肯定是她个人的决定。
这里不说具体原因，反正有一条是可以确信无疑的，那就是她辞职，不同于辞官，因为那批新提拔上来的工农干部本来就不是什么官。
这还是解释一下，如果是官，那么就要升官发财了，他们根本就不存在这回事。
这对于有着两千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官场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有着怎样的革命性意义？
可以说，不可估量。
三
新中国干部路线的探索是艰辛的，也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
毛泽东文化里，对干部的要求，清正廉明是最起码的要求，不止于此，干部还得有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是通过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来重点突破，并整体推进的。
到了毛主席晚年，出现了像吴桂贤副总理、陈永贵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这样的新干部，他们逐渐占到各级基层干部的多数，并且充实到党和国家的决策层，这是一个文化道器变通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的标志。
对这样的干部的评价用清官标准，就显得太低了。清官标准不讲阶级性，有极大迷惑性，而革命干部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为人民服务本领的人。革命干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封建社会的清官与之比较，相差十万八千里。
可是，如果在21世纪的现实社会，如果一个官员连清官的要求都做不到，那问题呈什么性质呢？那就无须多说了。这里探讨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特色之一，也就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涌现的一批做好事的好干部，他们究竟好在哪？这是制度好的问题，制度背后是路线，其中无形的道，那是需要感悟的。唯有悟道，方能道器变通。
陈永贵副总理、李素文副委员长和吴桂贤副总理（左一）在大寨
他们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点不假，但是他们和普通群众有什么区别呢？
由器而道，由道而器，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顺理成章，道器变通。
李克勤后记：
毛泽东文化，从干部路线考察，到了吴桂贤这批新干部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一幅新的文化画面展现在世人面前，名副其实的异而优——唯有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唯有中国伟大的七十年代才有的新生事物。吴桂贤不是官，不存在升官发财的问题，因此和腐败不沾边，同时她当上了副总理，依然保持着工人阶级本色，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种新的制度文化里自然而然的进行着，这个意义无论怎样估量都不过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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