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海等的儿子们大多出生于本地，且几乎都有接受英文教育，并和其他土生的华裔侨民渐次形成一个“土生华人”的社会，而这些望族第二代，亦在“世袭”机制下自动升任为华社领袖。
土生华裔侨民 王长水朝野响当当
十九世纪包括各属侨领在内的砂劳越第一代华裔移民，大多是教育水平较低的一群，他们心无旁鹜的追求经济营生，对政治显得格外冷漠，很多还抱着“作客他乡”的侨民心态，打定赚钱之后就衣锦还乡的主意。
即便是当时的王友海、田考与刘建发等福建和潮州帮的头人，他们在商业上取得超凡的成就，逐渐上位为所属方言群体的领袖后，拉者也顺应此种趋势，分别委任他们出任甲必丹或侨长，但他们始终没有涉足政治，最后还是选择回到各自的故乡安享晚年。
王友海等的儿子们大多出生于本地，且几乎都有接受英文教育，并和其他土生的华裔侨民渐次形成一个“土生华人”的社会，而这些望族第二代，亦在“世袭”机制下自动升任为华社领袖。
由于继承了父业，又与拉者王室有着深厚的世交情谊，这群既得利益阶层里的菁英，更是拉者蓄意要扶植的华族领袖，因此第二、三任拉者，非但委任他们继承彼等父亲的甲必丹或侨长职位，甚至还指派他们担任相当于内阁成员的最高议会议员、法庭推事或国会议员——
次任拉者朝代的知名华族领袖，首推王友海之子王长水（1864—1950），他出生于古晋，年少时在圣多玛学校求学，后来赴新加坡就读，十八岁时被召回古晋，协助管理家族生意。
父亲遗产全归新加坡妻儿王长水自创“协顺兴”
王长水廿五岁时，父亲友海公病逝于新加坡，更糟糕的是王老在临终前，把所有遗产包括友海街的店产、友海公司、神庙街的硕莪厂、打铁街的十八亩地产等等，全划归予他在新加坡的那房妻儿，只在遗嘱上列明，从新加坡三间店产所征收到的租金，按月拨给古晋的遗孀张淑恭作生活费，古晋这边厢的王长水虽然依旧是砂劳越友海公司的大当家，可是实际上他已是受雇于新加坡同父异母的那一脉兄弟。
1920年王长水正式脱离友海公司，于友海街门牌86号的店铺创设“协顺兴”商行，经营土产生意，还在隔邻的店铺设立“顺兴栈”，代理各类罐头与食品杂货，这些公司与联号，后来全归纳进“王长水父子公司”内。
由于十九世纪末到廿世纪初，恰好是砂劳越的丰稔年时，政局企稳人民生活安定，商业交投活跃，加上他在民间颇得众望，又与王室关系密切，生意鸿图大展，名下公司业务涵盖了土产交易、硕莪粉厂、树胶园丘、鸦片、酒和赌码、航运，和在1913年创设的“中华银行”。
他在1888年受拉者委为最高法院法官，翌年更担任华人总甲必丹，拉者除了在商业上给予王家各种方便与优惠外，也倚重他在华社的显赫地位，成为上情下达的重要桥梁。
第二代拉者查理士在1912年于海唇街大伯公庙的斜对面，兴建了一座方形的建筑物，成立了“华人裁判庭”，王长水更被任命为庭主，偕同另六名由华社各属代表所组成的推事团，审理华社内部的民事案件，此一裁判庭运作了九年才告解散。
卸下裁判庭庭主的重担，王长水在1923年受委特别行政委员，在拉者出国时协助掌理国务，后来还被委为国会议员、最高议会的终身议员，即拉者王朝的内阁部长。
●田考的次子田祈顺，在商界长袖善舞，且深得次任拉者的赏识，为早年古晋土生华人社会的知名领袖之一。
●拉者王室与田考家族的交情深笃，图为第三任拉者梵恩纳（坐首席者），与王室成员在田祈旺（图中左二站立者）于达闽路的“田庄”作客留影。
诏安杰出企业家田祈顺
成立“砂劳越华人银行”
●潮属大亨刘建发令七郎进乐君，在廿世纪初抵古晋接管父业，于1915年担任一届的顺丰公司（潮州公会）总理职。
于民间组织上，他在1889年至1931年间，担任古晋福建公会主席职长达四十多年，同时还在1929年发起筹组砂劳越华商商会，当选为首届主席，还与多位福建帮头人，于1912年开办了福建义校，也就是后来的中华小学第一校。
经历了布洛克王朝、日据时代和英殖民地政府统治，王长水见证了大半部砂劳越近代史后，在1950年10月19日与世长辞，享年86岁，殖民地政府还特下令全州下半旗致哀三天。
和王长水同名的另一华族领袖田祈顺（1864—1910），是诏安富豪田考的次子，他通晓中、英文，是位杰出的企业家第二代，在未满廿岁时，他便进入“振安公司”管理家族生意，而在各房兄弟的齐心协力下，成功的把家族生意推向另一个高峰。
田祈顺掌政下的振安号，不仅经营土产的出口生意，也是米粮的进口和批发商，同时还有矿业、园丘种植业以及航运业，旗下的硕莪粉厂、公司分行与联号遍布州内各地。
极具慧眼的他，在1900年前后集资廿五万元，成立“砂劳越华人银行”，并出任董事经理，在廿世纪初年，次任拉者查尔士鉴于古晋尚无一间正规的华小，建议他负责筹备建校的事宜，可惜就在他积极筹办“福建义校”时，不幸患了重症，而在1910年谢世，享年46岁。
田君生前在商界长袖善舞，更与拉者结为知交挚友，是位极受诏安社群崇敬的侨领，奈何英年早逝，无法发挥其长才。
刘友珊精通中英文
受聘为首任“烟酒公卖局”经理
首任拉者时代的潮州属侨长刘建发，在1885年病逝后，遗下了七房儿孙，其中四名排行在前的儿子，由于先后在大陆的祖厝辞世，刘老仅有三名儿子在他往生后，陆续到古晋来接掌祖业，其中以“六爷”进贤君的知名度最高。
排行第六的刘进贤（1879—1935），字友珊，出生于刘建发在潮州刘陇村的大庄园内，十八岁时才以新客的身份，从大陆南来古晋。
兼通中、英文的刘友珊，在当年古晋的政、经和社交界曾名重一时，他在本地寓居了五年，熟悉了周围环境后，便在1902年返回潮州把妻儿全都带来古晋，并接受拉者的聘请，出任“烟酒公卖局”的首任经理要职。
三年期满向拉者请辞 自创“发茂号”经营土产
原来到了廿世纪初，拉者政府决定终止实行多年的投标制，不再开放让私人界竞标经营鸦片烟、赌馆和酒码的专利权，而由官方成立专门的“公卖局”来管制和经营这些特种行业。
烟酒公卖局是隶属于拉者王朝的一个衙门，它的经理职位也可算是公职，刘友珊显然看中了这个空缺能帮他扩大人脉网络，与结识更多的高官显要，所以在安顿了家小后，便欣然走马上任，担任了任期三年的首届公卖局经理要职。
三年的合约期满后，刘友珊见时机成熟，便自行向拉者请辞，离开公门自行创业，成立“发茂号”土产行，和在晋连路八哩至十哩一带经营橡胶园丘“发茂园”，并继其兄长进春君和弟弟刘进乐之后，从1928年开始，连任“顺丰公司”（即后来的潮州公会）总理一职达七年之长。
除了出任顺丰公司总理，友珊也和总侨长王长水等联合筹组商会，并在古晋市议会于廿世纪卅年代成立时，获拉者委为议员，他在1935年与世长辞。
华社领袖当官不谈政事
回顾十九世纪的后半叶，曾协助舅父詹姆士平定石隆门华工起义的查尔士，在当上第二任拉者后，很明显的对华人社会采取了两手政策，一边是压制华人，尤其是严禁民间的私会党结社活动，杜绝华工起义的旧戏重演，一边则从首任拉者时代留下的名门望族之第二代人中，扶植能让他掌控的华社领袖，授予适当的官职，让他们以至整个华社更屈服于他的统治下。
●田祈旺（右）是诏安富豪田考家中排行第五的儿子，也是振安公司后期的重要决策人之一，图为他与三名儿子合摄的家庭照。
然而这些戴有官职光环的华族头人，普遍上对政权和政治缺乏兴趣，甚至存有恐惧感，所以顶多把这类委任视为一种荣耀，一种拉者对他们的信任，所以仅会向王室表现的更加效忠，根本不用妄想他们会有胆量在议会殿堂上为族群争取权益。
而当时整个华社的氛围，更是在经过石隆门华工事件后，视政治如同虎豹，于明哲保身，不谈政事的忌讳下，默默的为各自的生活打拼。
保守、封建和闭塞的社会风气，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信奉基督教和追崇孙中山革命新思潮的新安人、福州人，与兴化人集体到古晋及诗巫开芭后，新移民非但给土生的华人社会带来新的视野，也带来了政治思维上的冲击，更带动了办学的风气，一时间古晋冒出了很多新学堂，惠及了下一代儿孙。
新一代华人在知识水平提升后，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能力也相对跟进，以致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怒潮，五、六十的反殖反帝的时代大戏中，随处可看到这群对政治充满激情的新时代青年身影。
●刘建发公令五郎进春君遗照，他曾在1918年至1921年间，担任顺丰公司的总理要职。
●早年潮州社群尊称的“六爷”刘友珊，曾任拉者朝代烟酒公卖局的经理与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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