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我第一次访问延安的经过、见闻和收获，在《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第五节《访问延安》里，已有较详尽的记述。因为事隔将近半个世纪和年老记忆力衰退，关于此次访问的种种情况多已记忆不清。但有几件事，在经历了数十年之后，至今仍留有较深的印象，值得补记于后。
一、互不相让的争论
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又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己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我对他说，我过去有一个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谈起认识老中国，他当然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我就说，老中国社会与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形的阶级。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老中国不明不强;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对如何流转相通，我又举了许多例证来加以说明。当然他也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他的论点。可是谁也不曾说服谁。到末后，他就这样来结束这场争论：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他社会相似的一般性。我当即回答道：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例如他是个成年人)，你只说他是个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例如他是个学问家)，就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就等于没有说一样了。
彼此之间的争论，以各自依旧坚持自己的见解而结束。
争论激烈，观点决然相反，又各不相让，不动气似不可能，但我们的争论自始至终确实如此，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似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心情，退出他的住室。这时室外东方天色微明，已是方将破晓的时刻。
二、“走的是改良之路”
为了求得他对我的观点主张的了解，去延安时我特地携去了我写的几个小册子，还有几十万言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奉求毛主席指教。在看过我的书的次日，毛公出示他阅读时所作的许多条摘录。这些摘录是用秃笔横书在粗纸上的。他指着说，这些见解不无是处，例如不搞上层表面文章“宪政运动”等，又例如改造社会从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也是对的等等。然后他又说：“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我迟疑未晓其义。于是他说：“凡是想要以其道易天下者便是一位宣传家。”
看了我的著作以后，当然他也给予了许多批评。这些批评的话则不曾用毛笔书写在纸上，而是口述的。据我记忆，批评的话大意是说我的主张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不彻底;走的是改良之路，而非革命之路等等。
三、“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
在延安前后共盘桓了十八天，参观了许多地方，短叙长谈又用去了不少时间，访问终于结束了。我又将自延安返回西安，再转往其他地方。在临别时，毛主席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后来我找来读了，觉得是好，虽然有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待解放后，我才知道过去虽然读了不少马列的著作，但很不够。后来多读了一些，理解得也更多了一些了，便感到自己早年著述中对共产党的理论多有批评或斥责是错误的。现在再将这类批评斥责的语句翻检出来看，于是有所省悟，因而在其中一处批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此文写于1930年，其时吾于共产党缺乏了解，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然此文可存，此语不必改，以存其真，且志吾过。
1965年5月梁漱溟识
多读一些马列的书，还使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衷心的敬佩，特别是佩服他们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它与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傅立叶不同，高明的多。欧文和傅立叶都倾慕社会主义，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向往社会主义，可是马、恩是指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自然会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规律，这与仅是主观上倾慕向往理想的社会大不相同。
(本文原载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的《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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