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党史博采”一篇文章，作者分析了毛主席思考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三次对谈”，我认为总结得很好，理应点个赞。
其实早在两年前就有一部纪录片叫《“党史六对”启示录》，讲述了毛主席与周恩来、陈云、邓子恢、郭沫若、黄炎培以及红军战士这六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对谈。
1.毛主席与红军战士的“荷树对”。
1928年，毛主席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但面临着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队伍中有不少人出现了悲观的情绪。
毛主席与一同挑粮上山的战士们在荷树下对话，他说：“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要坚持站在马列主义视角去寻找趋势，这才能看到规律性，看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看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明前途。而不是站个人、短期视角去思考问题，不是站在厚黑学和封建儒家视角去看问题。
你在井底看到的视野范围是非常狭隘的，你在山谷看到的景物也是非常有限的，要想看得远，就需要站在高的地方去看。庄子说的“夏虫不可语于冰，井蛙不可语于海”就是此理。
思想站位要高，思维要打开，马列主义要坚持，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
2.毛主席与邓子恢的“洞前对”。
1929年，毛主席与邓子恢在圳背岩洞前散步，谈及领导者的责任，说到了“领导者不应有什么特殊性，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当群众的‘传达员’”。后来逐渐发展出了群众路线，领导要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不能脱离群众，做事的方法要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
我们的党是代表广大群众利益，如何去代表呢？不能做领导就高人一等搞特殊吧，不能坐在办公室制定策略吧，也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
3.毛主席与陈云的“枣园对”。
1943年，陈云在延安枣园治疗休养期间，三次求教毛主席“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毛主席三次回答是“犯错误是思想方法不对头”。
陈云曾回忆道：“在延安的时候，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
这样的话陈云不仅说一次，而是说了好几次。毕竟几次毛主席都说他思想方法有问题，叫他多学点哲学，他当时确实也听进去了，把毛主席从井冈山到延安写的著作都找来看，研究毛主席是如何解决问题的，最后他领悟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实事求是“十五字诀”。
4.毛主席与郭沫若的“甲申对”。
1944年，毛主席把郭沫若的《甲申百年祭》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
该文承认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反对国民党宣传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主”的观点，同时通过分析李自成的失败过程，警示人民“切勿重蹈李自成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正如毛主席所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全民族对日抗战胜利在望，很多人开始忘乎所以。毛主席察觉到并下定决心消除这种情绪。5月20日，毛主席明确提出要翻印《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告诫同志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5.毛主席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1945年，在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40天，毛主席和黄炎培关于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经典对话，因发生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后来被称为“窑洞对”。
毛主席当时给出的方法是：人民监督政府，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 督促权。
6.毛主席与周恩来总理的“赶考对”。
1949年，我们党要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主席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把进京执政比作“赶考”，指出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胜利后，没有了紧迫感，有人松懈下来了，有人想享福一下，有人学起了李自成，“三反”和“五反”，仍然有人忘了毛主席的各种的告诫，最后才有了那场实验。
当今呆在体制内的人，特别是领导者，不能把毛主席的“六次对谈”给忘了。
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站在人民立场，用辩证唯物主义去分析前途趋势，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这个远指时间与空间的远；当了干部，那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没这个思想觉悟就不要去，而不是高高在上向钱看。是要坚持群众路线，而不是脱离群众；干部要多学点哲学，多看看毛主席著作，莫犯了思想方法的错误；组织需要整风运动，需要戒骄戒躁，虽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些成绩，但当下与美国大博弈，特别要谦虚和谨慎；人民应该有权监督政府，人民需要关心政治；不学李自成，要勇于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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