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的文章，讲了钱学森的产业革命理论、“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大成智慧学、大成智慧教育等一系列原创思想，同时也指出，这些成果，主要源于钱学森的系统思想，而钱学森的系统思想，集中国“整体论”思想和西方“还原论”思想之大成，其价值和意义，远超当时乃至当下很多人可以理解的范畴。
钱老是一个极度谦虚的人，但他也表示：“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两弹一星’的贡献。”钱老只是用了“远远超过”一词，没说具体大到什么程度，而当我们把钱老的理论连在一起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钱老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共产主义蓝图，不仅给出了愿景，还给出了核心方法论，那就是系统科学。由此我们感受到：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理想，原来近在咫尺。
今天，我们处于新旧社会观念激烈交锋期，我们是看不清钱老真实的历史地位的，等到新世界来临，钱老的名字将和“五大导师”铭刻在一起，若按贡献值排名，钱老仅在毛主席之后并远高于其他几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导师的贡献在于，一是创立了马哲，二是从理论上打垮了资本主义的根基，从此，任何智力和道德正常的人，都不会觉得资本主义是个好制度，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知道共产主义具体怎么搞，他们只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应该坚持公有制、按需分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几大原则，所以，马克思的代表作是《资本论》，而不是《共产论》。列宁的贡献是，在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俄国发动革命，从实践上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被打垮的。之后，列宁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但他去世较早，接手他工作的是斯大林，真正打造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体制的人，正是斯大林。斯大林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力和执行力，但是，他的思想层次和理论功底都远远不够，钱学森说，人类社会是“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但是，斯大林对这种“复杂性”一无所知，所以，他搞出了一个机械的高度控制的系统，这种系统崩溃是必然的。但就这么个系统，在后面几位道德和能力远不如斯大林的苏联领导人的轮番操作下，还能坚持运行将近70年（苏联从1922年成立，到1991年解散，前后存在的时间是69年），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推进到这一步，马恩列斯四大导师的贡献差不多完成了，不可否认，四大导师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是极其深刻的，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资本主义世界残酷而血腥的发展历程，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共产主义到底怎么搞，是真不知道。因为，搞共产主义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具备极强的“整体论”思维，西方人在这方面天然有短板，虽然四大导师超越了这种局限性，但仍然不够，所以，历史的重任只能落到中国人肩上。
毛主席集中国文化精髓之大成，也是人类智慧的巅峰，毛主席建国后，顶住了身边大量的人想照搬苏联以及模仿美国的种种冲动，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打造了一套远远优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真正走上了正轨。但毛主席精妙而超前的布局，是身边人完全无法理解的，直到今天，我们对毛主席建国后的种种探索讳莫如深，更有一些愚昧而卑劣的人对此大加诋毁。毛主席离开之后，他所创建的大量制度被废除，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从高峰跌入低谷。
这个时候，钱学森站了出来 ，他以科学家的身份发声，淡化了政治上的分歧，而且，他也像其他人一样，承认“文H大GM”是错误的（如果不承认，他的东西不可能公开发表），但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矛盾论》《实践论》对他做研究帮助极大。钱学森还形成了自己的原创性成果，那就是整合了“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系统思想”，他运用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人类社会是特殊的开放复杂巨系统”这一论断的提出，清晰地指明了人类追求“共产主义”的艰巨性和必要性。其艰巨性在于，人类目前对任何“开放复杂巨系统”都理解尚浅，更别提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处于系统分类中最高层次的“社会系统”啦，我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要对这样一个极度复杂的系统进行改造，使之呈现出完美和谐的状态，难度可想而知。其必要性则在于，如果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人，资本主义的“增殖本性”完全符合“癌细胞”的特征，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方式遏制资本主义，整个人类文明都有覆灭的危险。
这种涉及到整个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大事，只有人类导师级别的人物，才会对此有深刻洞察，且只有毛主席和钱学森这样的导师中的导师，才有解决方案。而且，毛主席和钱学森，形成了很好的互补。毛主席作为国家领袖，凭借巨大的智慧和威望，可以重构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钱学森则可以从生产力的角度描绘共产主义的未来图景，毛主席身上有天马行空的艺术家气质（当然，毛主席也有很强的科学精神），所以，他的很多制度设计，虽然精妙绝伦，但是，那些智慧层次太低的人完全看不懂（所以后来被轻易废除），钱学森则有着极为扎实的理工科背景（当然，钱学森身上也有艺术气质），所以，他可以把很多东西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表达得非常清晰，中国拥有海量的理工科出身的人，只要这些人愿意认认真真学习钱老思想，一定有很多人可以看得懂学得会并成为坚定的支持者，而在他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现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这个时候，他们再去看毛主席当年的制度设计，就会恍然大悟。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传播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突然切换到钱学森思想，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虽然很多人对毛主席的热爱是真心的，但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极其肤浅的，这样下去肯定不行。而当我们开始传播钱学森思想之后，我们发现，很多拥有扎实的理工科基础的人，只要沿着钱学森的路线走下去，就可以打通很多东西，最后也会成为毛泽东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坚定支持者，也就可以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因为建设共产主义最需要的就是顶级人才，而且数量还要足够多，以至于能够在全社会凝聚起巨大的共识，如果我们能够激活中国庞大的理工科人才库，再加上我们坚定地推广大成智慧教育，我们就离共产主义不远了。
当然，毛主席和钱学森也没有解决关于共产主义的所有问题，共产主义还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但我们以后每一次卡住的时候，都要回去研究一下毛主席当年是怎么做的，必有巨大启发。还有就是，关于“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钱老只是指明了方向，并给出了工程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这些（钱老认为，这些和毛主席反复强调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高度一致），但是，关于“开放复杂巨系统”，我们还远远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科学上的解释体系，而这项任务，现有的科学范式根本解决不了，所以，我们还要搞科学范式革命。好在，共产主义的解释体系和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可以同步进行，就像现有的科学不易解释不影响中医在实践上有奇效一样，毛主席思想和钱学森思想，已经足以指导我们的共产主义实践，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科学解释，还要坚持搞，什么时候彻底搞通了，共产主义就彻底建成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畅想共产主义的时候，很多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说：生活都快过不下去了，哪来的共产主义？我们说：这是好事儿，物极必反嘛。只有大部分人都觉得非常痛苦了，他们才会认识到，整个社会系统出大问题了，他们才有可能接受新的解决方案，整个社会才有改变的可能性。说到这里，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其实，大大的思想，和毛主席思想、钱学森思想，是高度一致的（大大将来的历史地位，也会非常非常高，但具体有多高，还要看实际的成就），只是那些智慧层次太低的人完全看不懂罢了，尤其是整个官僚系统顽固且低效（毛主席当年对官僚系统也是深恶痛绝，甚至要把它彻底砸烂），难以理解大大的宏伟构想，更别提执行了，国家太需要一批有思想有才干有道德有理想的人才队伍了。
如果我们换换思路，先不提共产主义，毕竟很多人暂时还接受不了，我们就谈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全国上下有多少事情，可以用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的思想改造一遍，比如农业系统工程、环境系统工程、人才系统工程、科研系统工程、计量系统工程等等，尤其是人体科学的研究，必须用到系统科学，且可能诞生全新的科学范式。
这些用系统思想做事的人，就是我们共产主义事业的储备人才，因为他们一定会问：这些系统工程方法，能不能用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上呢？
钱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一文中明确回答：“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在竞争，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所以国家规模的管理不能用科学方法，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评论，都讲不成功。有的说：‘专家胡说八道。’有的说：‘总统所讲的根据某某预测而提出的某某计划都靠不住，那是为了下一次竞选用的，数字都是假的。’这很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这些科学方法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法子应用的。去年在软科学会上我讲了这个问题，我说，我们相信系统工程、软科学这些方法在我们国家的管理上是可以用的，因为它是科学的方法，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同志们要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些方法在管理国家上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他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这段话是说明在我国完全可以用系统工程这个科学的方法，而且这些科学方法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更小的范围内如军事作战计划中，企业经营方针的计划中，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只是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用到国家规模，而且这个运用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中国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用这个方法的。”
钱老在谈到为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开发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时，也说：“近十年来，我们国家可以说探索出来这样一个成功的方法。航空航天部 710所用这种方法搞国民经济预测，做出了不少成绩。这是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用，他们的专家各有后台，要顾及各自老板的利益，无法统一协作；中国不同，是社会主义国家，专家们是爱国的，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可以把专家们的意见充分地吸收进来。”以及“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方法，比老的个体单干的办法高明多了。 这是真正的现代化的方法，把信息技术、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统统用上了。而且我认为，这真正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最后达到为人民谋幸福。但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专家背后都有背景，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使他不可能综合集成，这个矛盾他们解决不了”。
由此可见，只要把钱老的系统思想用到中国人一切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不仅大大提升做事情的质量和效率，还能逐步帮助更多人建立起信仰，从此，再也不会有任何智力和道德正常的人对资本主义存有任何幻想，从而坚定了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决心。只要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并凝聚成全社会的共识，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才能大踏步前进。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认识到毛主席的先见之明和钱学森的过人之处，很多年后，当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建成，那时的人们，再来评估毛主席和钱学森的历史贡献，他们的地位之高，是今天的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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