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阅读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报道，徐肖冰 摄
1949年4月22日，凌晨两点，北平（今北京）西郊香山别墅。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新闻稿《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交付《人民日报》和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当日发出。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邹健东 摄
随着齐越同志激昂铿锵的声音，千千万万盼望解放的江南同胞，无不热血沸腾。人民解放军不但胜利渡江，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妄图凭借海空优势实现“划江而治”的幻想，还终结了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超过一百年的炮舰政策。人民看到了希望，反动派则肝胆俱裂。
共产党疯了！连洋人也敢揍，就不怕挑起“国际事端”，引发列强干涉吗？看来“第三世界大战”，已经箭在弦上。
兼怀幻灭与憧憬，中统无锡县室主任吴曾传和太湖室主任汤忠华，逃离无锡，来到上海后，决心继续逃亡之路，以待时机，东山再起。
当天下午，二人各自处理外公私事务后，乘火车离开上海，直奔杭州。吴曾传还不错，把那辆无锡县室的美国轿车，送给了司机，归他私有，任其处置。
被解放军打得千疮百孔的英国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逃至香港
第二天一上班，吴曾传他们赶紧去拜会顶头上司，中统浙江省室主任俞嘉庸。作为“敌占区”撤离的干部，理所应当，问到省室的撤退计划和交通情况，但这位俞主任非常坚定地回答：“省室尚无固定计划，亦无交通工具控制在手。”
这就太过分了，吴、汤都与俞有旧，当初真是蜜里调油，如今却口是心非，都是老特务了，玩这种手段有什么意义？俩人顿感失望，原本想着还能一起南逃，显然俞主任一切搞定，就等着走，怕我们给他添麻烦，所以挡在门外，视为累赘。
顺便说，这个俞嘉庸，就是制造浙江大学“于子三惨案”的刽子手之一。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各跑各的，各显神通。
汤忠华赶紧给湘桂黔铁路局的亲戚挂电话，终于赶上最后一班开离杭州的南下列车，直奔柳州。
于子三烈士的学生证
三天之后，到达柳州。
两个中统特务，还是很讲组织纪律的，他们立即写了报告，递交给中统西南区办事处主任陈庆斋，既报告撤离情况，又请示下一步工作。同时，汤忠华也找了铁路局的亲戚，要求介绍工作。
长官不能及时答复，想在铁路局找差事，也高不成低不就。俩人干脆凑了笔款子，在柳州租了栋小楼，楼上住两家眷属，楼下开了一爿烟行。一来周转资金，为下一步逃跑，积攒点路费，二来更是隐藏身份，为此吴曾传还改了个新名字，叫吴道生。
生意虽不算兴隆，倒也没赔钱，就在这时，陈庆斋派人来找他们谈话了。陈庆斋原是中共叛徒，随顾顺章从特科“打狗队”过来的，曾任中统局总务处长。业务能力和负责精神，要比原装的“国民党”的强太多了。
南京群众在挹江门，欢迎解放军入城。邹健东 摄
我说过很多次：我党叛徒是国民党“两统”的超大人才蓄水池，中统基本是荤素不急，剜到筐里都是菜，戴笠虽然嘴上说不相信这些人，实际上却是口嫌体直。毕竟我党当时引领中国风气之先，能投身其中的，起码是人中英杰。你别管后来咋样，即便是叛徒，他（她）的初心是真诚的，当时敢投身革命，就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风险巨大，没胆量，没本事，是不会去的。所以我们不要的，叛变我们的，转身加入中统、军统，都是响当当的业务骨干，对“家生崽”，那就是妥妥碾压了。
陈庆斋先是派人上门慰问，表示安抚，接着又亲自来柳州，找他们分别谈话。指示他们今后的工作重心，注意解放军何时进军广西，进军部队的番号，以及在广西的动静，随时上报。
不久，重庆区发布了命令，任命汤忠华为湘桂黔路室秘书，吴曾传为情报科长。俩人商量了一下，上峰布置工作照干，但不公开到任，仍然以做生意为主，作为工作掩护。陈庆斋也表示认可，所以俩人在柳州的公开身份，始终是生意人。
解放军入城部队行进在汉口中山大道，万人空巷，争睹风采
5月16日，武汉解放，标志着渡江战役的彻底胜利。
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军主力丧失殆尽，残存部队很大一部分退守西南地区。蒋介石还在做着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的春秋大梦。
此时在柳州的吴曾传和汤忠华，却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他们觉得解放军随时可能打过来，潜伏柳州，难以持久。要想活命，必须继续南逃，目标就是昆明，实在不行，跑出国也容易，解放军再厉害，能追到国外吗？
再说中统西南局也已经从重庆迁往昆明，陈庆斋是个明白人，也好说话。所以，关了烟行，赶在我军发动解放大西南战役前夕，俩家人逃离柳州，赶往昆明。
地下党的领导下，武汉工人积极组织护厂队
11月下旬，到达昆明，先租房子，安顿家眷，吴曾传、汤忠华就去找陈庆斋报到。陈庆斋没说其他的，只说安全抵达就好，希望俩人稍事休整后，迅速投入新工作中去，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不久，任务下达，要求俩人到滇东南的开远去，这里距离越南不远，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就驻防这一带，重点了解二十六军官兵士气，以及余程万的态度，是否有“通共”企图。
二话不说，吴、汤紧急赶赴开远，一番调查之后，四五天时间，连走带写，报告就出来了，却找不到要报告的人了。陈庆斋早已卷了全部款子，借口临时到香港开会，溜之大吉。当然具体细节，他们并不知道，这都是解放后，其他中统特务揭发出来的。
12月21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毅然宣布起义。
昆明解放，解放军入城经过近日楼
余程万和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在昆明的蒋介石集团主要军事、特务头目，几乎被一勺烩。中统的几个大特务，却因为卢汉放走了张群，顺便开了口子，跟着逃出生天。中统下面的特务，就没这么幸运了，多数都遭到逮捕。吴曾传、汤忠华，则因为知道情况的陈庆斋提前走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存在，成了漏网之鱼。
顺便说，此时的中统滇室的规范称谓，叫“内政部调查局云南省调查处”。逃台后又几经折腾，最终定名“法务部调查局”，虽然包装精美，还有电影明星加持，实际上你懂的。
至于吴、汤，如果继续逃亡，就只能往跑到越南跑。
问题是家眷太多，特别是汤忠华，上有祖母、双亲，下有胞妹及妻子、儿女，一家九口，想走交通工具都无法解决，困难很大。想来想去，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反正他们在昆明，只有陈庆斋知道，又是单线联系，陈庆斋目前在香港，所以万全之策，就是暂留昆明。隐姓埋名，等联系上陈庆斋，再做打算。
我送亲人过大江（渡江战役），邹健东 摄
陈庆斋临走，留的有香港的秘密信箱。于是吴、汤一面暗中联系陈庆斋，一面盘铺子，继续经商，既养家糊口，更遮掩真实面目。考虑俩家人，加起来十几口子，目标太大，容易招惹是非，于是决定分开，各干一行，各住一处。表面上，谁也不认识谁，毫无交集，实际上串联沟通，每日一报。
1952年4月20日，昆明市公安局集中力量开始搜捕匪特，先后破获阴谋暴动要案19起，逮捕100余人。5月12日，贴出布告，严令所有特务分子从速投案登记，并组成工作班子，进行特务人员登记工作。6月底，全市登记特务分子4013人。
8月7日，吴曾传和汤忠华，同日被捕。在看守所里，这对难兄难弟，再次相见，只远远互视片刻，就赶紧装作不认识地走开。
吴曾传心想，共产党决不会轻饶我。毕竟是老特务，腹稿打得很快，编造了一段虚假历史，谎称自己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一般职员，又没有熟人指认，老汤显然也没出卖他，所以轻松就蒙混过关。关了三个月，学习之后，吴曾传得到宽大处理，释放出狱，管制一年。
南京解放后，解放军在原“中央党部”门前站岗。邹健东 摄
汤忠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有人把他指认出来，在太湖地区又血债累累，而且死硬到底，拒不坦白，所以很快就公审处决了。
吴曾传不得不去想想，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好运气吗？谎言毕竟是谎言，万一被检举出来，怎么办？汤忠华就是前车之鉴，这么躲躲藏藏，终不能长久，纸总包不住火的，到时候可就不体面了。而且国民党还能回来吗？恐怕是回不来了，美国人在朝鲜，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军”，都打不过志愿军，被志愿军从鸭绿江边赶退至三八线以南。美国人尚且如此，国民党何德何能，卷土重来？当年几百万大军的时候，都消灭不了共产党，短短四年，烟消云散，我又何必螳臂当车，抗拒历史，抗拒人民呢？
经过人民政府的耐心教育，再加上被捕期间，吴曾传的家属不但没有被歧视迫害，反而得到特殊关怀，有关部门又是慰问，又是救济。人心都是肉长的，想想当年自己怎么镇圧共产党，怎么迫害那些革命家属，这让吴曾传既感动，更感慨。
思来想去，吴曾传认识到长期隐瞒，没有好下场，不如走“坦白从宽”的道路。
1953年8月7日，管制期满时，吴曾传主动向政府交代了历史上的重大罪恶，同时，还检举了隐藏于小东门一带，从事经商的七、八个国民党军政人员。
说到这里，有一组数字很说明问题。抗美援朝期间，随着战场的变化，国民党蒋介石迫不及待，重启了在大陆的特务网络，并且派遣大量特务渗透进来，妄想搞些事情出来，配合他们的美国主子，以邀功请赏。结果事与愿违，在人民的铁拳下，特务纷纷落网。以昆明为例，1952年年底，经摸底判定，昆明原有26个各种特务组织，共有特务1568人。三年打击后，打击面超过89%，外省逃来特务分子527人，已打击97.7%。二者相加，共有特务分子2095人，打击面91.4%。
人民公安为人民，被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结成天罗地网，特务们无处遁形，吴曾传怎么可能跑得了呢？
扬中树林里，解放军为防军马啃群众的树，用军毯包裹。邹健东 摄
9月4日，吴曾传第二次被捕。经过二、三个月的自我反省和深刻交代，投入劳动改造，在昆明市建筑工程队专门搞建造房屋工程。考虑到他是知识分子出身，体力不足，改派当油漆工。
经过调查吴曾传的历史罪恶，一件件落实后，1956年7月，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对此，吴曾传非常激动，深表感谢。原来以为不是死刑，也得把牢底坐穿，汤忠华死了，我也难活。万万想不到，因为自己向人民政府讲了真话，坦白了自己的罪恶，竟对自己如此宽大，看来人民政府是言而有信的。共产党的政策不管是对人民，还是对敌人，总是兑现的，这大概就是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取得胜利的原因所在吧？！
吴曾传回忆说：“这是我重新做人的开始，是我第一次感到人民政府的伟大，第一次体会到党实行的是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南京至杭州的国道上，解放军追击溃逃的国民党军
想到家人，想到团聚，吴曾传决心认真改造，争取人民政府的再度宽大。家人也给了他最大的鼓励，吴曾传家距离劳改单位不远，妻子每月都能来探视，嘱咐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日子很快，转眼到了1959年9月底，突然通知提审，从无锡市公安局来人找。这可吓得吴曾传心惊肉颤，虽然他在中统无锡县市时间很短，但手里也是有血债的，特别是手下小特务，哪个不是横行霸道、为患一方的害人精？共产党如果一个个人，一笔笔债，都算清楚，问题既复杂又严重，项上人头估计就保不住了。
再加上关押这几年，吴曾传有了个“经验”：凡是被押回原籍的，基本都是当地群众强烈要求讨还血债的，公审后多数都得“打靶”，否则“不足以平民愤”啊！
想到这些，吴曾传几乎瘫软如泥，吃不好、睡不好，烦躁心悸，惶惶不可终日，没两天就脱相了。
无锡公安的同志发现后，就开导他：“我们这次来，不是搞你的问题，而是要你帮助政府搞清别人的问题。到江苏去，只要你放下包袱，老老实实交代你和他人的问题。将功补过，我们还会把你送回来的。”
监狱的同志也宽慰他，你已经交代清楚问题，没有隐瞒，人民政府该罚该关，都处理过了。这趟回去，好好配合江苏的同志，说清楚别人的问题，就没你的问题了。既然已经走上了正道，还怕走不直吗？
听了这些，吴曾传半信半疑，忐忑不安。
一天，提审员突然通知，明天就走。吴曾传表示，临走想见家人一面。他觉得走得这么突然，肯定不是好兆头，还是要弄死我。你们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原来跟国民党没区别，都是骗啊！
对方拒绝家属见面，说时间紧迫，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如有什么话要对家里说，可留封信；有什么东西不便带走的，也可留下，由单位通知你家属来领。
这就更让吴曾传觉得必死无疑，这些话应该就是暗示我，该留遗嘱了。于是要来纸笔，写了封信：叮嘱妻儿好好保重，处处小心。还故意留下一些随身衣服，一来给家人留作纪念，二来也试探下“解差”的神色，是到地方弄死我，还是这里就“结果”我？
对方无动于衷，态度非常平静，吴曾传心想，共产党就是坏，城府竟如此之深！
10月2日一早，三人从昆明火车站上车。
今天都没有昆明直达无锡的火车，当时就更没有了。需要先乘小火车到曲靖，再坐汽车到贵阳，才有直达上海的火车，然后转道无锡。途中要多次换乘，相当折腾。搞不好，犯人就有脱逃的风险。
吴曾传想过，这要是搁当年，我来押解共产党的要犯，一定绳捆索绑，手铐脚镣上全套，缚虎须紧，绝不放松。但这两位提审员，却只是乘车前，例行公事跟他简单谈话，说：“你在劳改队表现很好，本来可以不戴刑具的。只是换乘很麻烦，为防止意外，上下车时，要戴上刑具，上车就给你解开。”
表面唯唯诺诺，吴曾传脑子里又开锅了，他们这态度如此和蔼，对我这么和气，老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莫非要学董超、薛霸，半路害林冲？事到如今，只能听天由命了！
结果，上了车，真就给解开了，而且喝水吃饭，遇风遇雨，大家都一个标准，不论犯人还是公安，对吴曾传是既严肃又关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吴曾传心再冷，也被焐热了，看明白了，人民政府以这样的人道主义精神来对待我这个罪人，哪能不感动呢？他暗下决心，回到原籍后，一定要老老实实，将所犯的罪行，以及与他人的关系交代清楚。不包庇，不隐瞒，更不弄虚作假，无中生有。
第四天晚上，终于到达无锡。吴曾传被单独关押在小号里，每天除提审外，还要撰写材料，不但要讲述自己在无锡活动的罪恶，还要写清楚中统无锡县室的人事关系和人员小传。
一年后，转到扬州地区复查。吴曾传住了中号，和一些犯人同住，行动也有了些自由。仍是写交代材料，前后共一年多时间，经核实无误，审查结束。
无锡人民欢迎解放
此时已到了1961年，例行身体检查，发现吴曾传得了严重的心脏病。
看守所领导非常重视，安排同所犯医为其治病，夜间还要陪宿，以防不测，所需药品从苏北人民医院领用，药费国家负担。生活上则特殊照顾，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是大问题，公安干警还吃不饱肚子，要“瓜菜代”，可为了照顾吴曾传，领导却规定给他每天供应三餐干饭。犯人吃得比看守好，吴曾传心里不是滋味……
半年后，吴曾传的病情好转，身体恢复，他说：“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给的，若不是党和政府对我及时治疗抢救和调养，恐怕我早己葬身荒丘了。”
与此同时，司法机关明确宣布：维持原判。
此时已到了1963年春，吴曾传刑期将满，告别扬州看守所，他到高邮新生造纸厂劳动。这是家劳改工厂，专门安排刑期将满的犯人，故谓之“新生”。
解放初期的无锡市公安局
由于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吴曾传没有下车间劳动，而是在休息中队，继续治疗，吃营养饭。
当年10月，司法机关向吴曾传宣布：服刑期满，作为戴“帽子”的场员留场就业。吴曾传决心踏实工作，在劳动中学习改造，努力争取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做一个全新的人，彻底告别旧我。
此后又经过金湖复兴圩农场、宜兴芙蓉茶场，两个劳改农村，五、六年的改造，吴曾传觉得，自己在思想改造方面确有长足的进步，更加认清了自己过去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更加明确了自我改造的方向，只有安心、老实、认真地接受劳动改造，才能有光明的前途。
1975年11月的一天下午，管教干部突然通知吴曾传：收拾行李，结清一切往来账目，听候调动。
做完这些，吴曾传有些纳闷，调动调到哪里呢？
特赦通知书
第二天，吴曾传被送到溧阳竹箦农场，才知道要参加江苏省公安厅的特赦学习班。学习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既学习形势和政策，明确特赦的意义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又组织大家参观了沙河水库和丁山非金属机械厂。
特别是在丁山厂，工人师傅非常热情，沏茶敬烟，称谓也变了，这让吴曾传热泪盈眶，我也成“同志”了，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
12月18日，特赦大会上，江苏省高院副院长代表政府宣布：“对于戴‘帽子’的留场场员，其人确已改恶从善，宣布摘去他们的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并给予转业安置。”
霎那间，吴曾传思绪万千，潸然泪下，沾湿了衣襟。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当时的感触，他说：
“‘改恶从善’这四个字真有千钧重啊！要做到谈何容易！这需要有艰苦劳动的磨炼，需要有漫长岁月的考验。一个罪人，只有认罪，服罪，只有对共产党和人民如实交代，努力改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自己的劳动汗水，洗除一个‘恶’字，重新培育一个‘善’字。”
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宣布特赦杜聿明等战犯
今天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吴曾传说的，是不是太“过”，是不是迫于“形势”，时不时太具有“时代特征”？换言之，有必要吗？甚至有人会觉得，国共之争，不过是兄弟阋墙，只有政见差异，没有善恶之别。
真的如此吗？
告别劳改农场，回到家，吴曾传就想起自己当中统特务时，曾被他惨热毁掉过的一个个革命者的家。
1946年，吴曾传刚当上高邮县室主任，在会审庭上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
中共高邮县东墩乡指导员（相当于现在的乡镇党委书记）薛凤朝，拒不“自首（不承认身份）”，更不愿“合作（出卖组织和同志）”。各种酷刑用尽，他也是这个态度。找了个软骨头出来“对质”，这家伙叫郑洪海，原来也是东墩乡的干部，还是薛凤朝发展的党员。为了活命，郑洪海像条狗一样摇尾乞怜，哭诉为了老婆孩子，它才“不得已”如此。让薛凤朝也想想看，别那么“死心眼”，过来不但能活命，还有官当，有好处捞。要让吴曾传觉得它有价值，郑洪海马上换了张面孔，当庭出卖薛凤朝不说，连两个亲哥哥也出卖了。
笑对敌人屠刀的汤景延烈士，1948年，上海江湾
别看郑洪海当了叛徒，两个亲哥哥却是钢筋铁骨，被捕后和薛凤朝是一个态度。最后，无可奈何的吴曾传，杀害了这三位共产党员。临死他们也无所畏惧，高喊革命口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
当时的吴曾传并不理解，觉得他们矫情，觉得他们不可理喻，觉得他们没有“人味儿”。可是二十多年后，换了人间，吴曾传也重新做人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薛凤朝他们，当年的牺牲为了什么？自己当年，才是真正的矫情、不可理喻和没有人味儿！
除了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吴曾传还曾屠戮无辜，一次就处决了十几个农民。高邮的大地主陈澍，跟着国民党“还乡”，马上进行阶级报复。其妻在土改中上吊自杀，它扬言要让全村人都得陪葬。好说歹说，陈老爷大发“慈悲”，最后“只”抓了十几个男女农民，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的区乡农会干部。送到县里，会审庭上，均不招供。“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吴曾传大笔一挥，就以陈澍父女到庭作证为据，不问青红皂白，悉数“勾决”，还扬言“乱世重典，不留后患！”
仅此两案，多少个幸福的家庭，毁于吴曾传之手？
被集体屠杀的游击队员（头颅是汤景延烈士），1948年，上海江湾
这还是冰山一角，仅在1946年到1947年，短短一年时间，会审庭共处理了四宗重大案件，杀害了二三十个共产党员及无辜者，办理自首案件，不少于1500人次。
想想当年，自己怎么对待共产党的，如今共产党怎么对自己的？
共产党不仅没有对吴曾传施行个人报复，而且还在确以改恶从善后，让其能够回到幸福的家庭。押回原籍后，吴曾传一度跟家人失去了联系，以为共产党对等报复，把他的家毁掉了。后来收到儿子的信才知道，妻子和长女病亡后，幼子被人民政府收养，供养吃饭读书工作。现在已长大成人，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对此，稍有良心者怎不感慨？所以吴曾传在当年的材料中，这样写道：
“回想起来，过去，我是如何为老蒋卖命，按照国民党的旨意，残酷地对待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搞得他们人亡家破；如今，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又是如何地挽救我这个罪人，并帮助我家庭解决困难，收养我的儿子，帮助他成家立业。相形之下，何者‘仁义之师’，何者‘残暴之徒’，不是昭然吗？！”
1959年，抚顺，特赦战犯大会上的国民党、伪满战犯（戴眼镜者溥仪）
说到这里，我想说下这次特赦，其实跟毛泽东同志，还有特殊的关系。
1975年2月27日，华国锋将公安部《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递交到毛泽东手中。报告中提到，拟给释放的每位战犯发十五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十三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对此，毛泽东同志批示：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1975年3月，医生为特赦战犯检查身体
9月7日，邓小平又报送了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的请示报告》。
报告中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全部在押战犯释放后，发现还有一些以历史罪判刑的国民党（含日伪）省、将级，及县团级党政军特人员在押。周总理指示要把这些人清一清。公安部调查摸底后，建议区别对待：历史罪的全部释放；解放后有某些违法犯罪行为，但主要是历史罪的，也予释放；现行罪逮捕判刑，不予清理。刑满就业人员，拟同时清理。除表现很坏的以外，均可摘掉帽子，给公民权。
两天后，毛主席批示下来了：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定。”
当日（9月9日），邓小平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县团以上的三千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
1975年，愿意回台湾的特赦人员参观广交会预展
12月15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十五日至十八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宽大释放大会。
至此，在押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恢复公民权后的吴曾传，要求叶落归根，回老家江苏金湖生活。
政府负责到底，给吴曾传安排了工作，其子远在昆明，生活、医疗，全部由政府包起来。后来，吴曾传两次犯病，一次脑血栓，一次中风，县政府立即派车派人，抢救及时，专人陪护，才确保生命无碍，没留任何后遗症。
对此，吴曾传感激不尽，谓之“两次救命恩泽”。晚年，归乡安宁的他，常说：“因为我这一生历尽曲折坎坷，直到知命之年，才真正认识到了什么是爱和恨，才真正理解到了儿时，所读陶渊明《归去来辞》那句话的深意：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196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颐和园接见当年黄埔军校师生，并勉励其中的特赦人员，要做改造的标兵。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