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3童年二
美好的童年(二)
(1948年—1955年)[本章共16小节，分四次连载]
5.老槐树与大桃树
我家东大门南院墙上长着一棵老槐树，是1986年我探家时唯一没变的一景。据当时二叔给我介绍，这棵老槐树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几辈儿人了，谁也不敢动它。据讲，每动它一次，比如砍一个小枝干，家中准出一次事故，非死即伤，因此它使人敬畏。
在我的记忆中，西厢房的后院里，还长着一棵令人仰慕的大桃树。它的主干有小盆一般粗，一年能结一二百斤大桃。八姑九姑们都回娘家时，几十口人也吃不完。大约是在我上学的前一年，不知怎么它突然像死掉了一样。那年不但没有结果，而且只有一枝小杈上长了几片绿叶。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歇年”，是常有的事。桃子从刚熟的开始，我就是全家唯一能允许独自上树摘桃吃的人。可惜，三十几年后我探家时，早已经不见它的身影了。
6.大青石板和小庙
在我们村正街路中段的南北两侧，有几块临街的大青石板。每当饭时，很多家的男人们便会一手端着大粥碗，夹着咸菜碟，一手拿着干粮和筷子，从胡同里走出来聚在这里吃饭。此时大青石板就成了村里男人们的临时共用饭桌。我也常跟着爷爷或叔叔们来这儿吃饭。我用的是小木碗。喝完后叔叔们会从自己的大海碗中再给我倒些，不必自己回家盛。男人们边吃饭边天南海北地聊天，什么话都有，有新鲜事，有农事或行情，也时常夹杂着些讲笑话的。农闲的饭后，有时大家还会推选出某人讲一段书解闷。我小时就知道一点曹操、刘关张的故事，就是从那儿听到的。而在平时，大青石板常常是老人们纳凉或晒太阳的地方，也是村人们下象棋的场所。饭时的人比较多，这里才成了个临时的信息中心和交谊场所。后来我认识到，这是全村人增强凝聚力的一个地点。故乡的风俗是，若不是逢年过节或来客人，吃饭是没有固定饭桌的。夏天，大家会随便在院子里吃，冬季就随意在厨房或院内向阳处吃。而男人们更喜欢出来把青石板当成饭桌。不知邻村是不是这样，反正这是我们村的一景。
我们村东头路北还有一座庙，可容纳二三十人一起供拜。庙中有大小几十尊神像。但我记得清的只是中间两尊其中最大的一位，他双手拿着钢鞭成交叉状，高高举起在头顶，三只眼横眉怒视，据说是马王爷(记不清楚了)。另外，记得还有两侧的牛头马面、判官等。
庙的作用我只知道有两种，一是还愿，一是给孩子逛锁。逛锁就是孩子每长一岁，到庙里烧香上供，一岁时，在一根红绒线上穿上一枚小铜钱。一年一串，逐年增加一枚，铜钱的数量要与孩子的年龄相同。等到成人(结婚?)时，用这些铜钱打一把长命锁带上。至于这有什么讲究，我就不懂了。反正我离开故乡时已有了六七串小铜钱。
多少年之后，我还在后悔，为什么我没把自己的几串小铜钱带到关外呢?起码扎毽子会派上大用场，大家会羡慕坏的。
可能是我入学前的一两年吧，庙被拆了。当初拆庙时有一两名军人，是他们领着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拆的。他们一边拆一边喊：“这是毛主席的号召，这是共产党的命令……”好像他们怕得罪神仙似的。拆庙时村里很多老人都很悲伤，后来知道，有人事先还偷偷地搬走了一尊个头较小的神像。据说是神力挺大的，是观音还是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还有人要给神上供，才知道被人偷偷留下了这尊像。这样的小庙当初在故乡的好多村都有，都被拆了。
对于此事，我长大后很长时期也一直没有非议——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是对的。只是最近几年，我外出旅游了几次才有了点新的感想。如果这些庙还有万古的玉皇阁等能保留下来，那是多么珍贵的历史古迹啊!可惜类似这样的古迹我只能在千岛湖、绵山才能参观到。否则，故乡的文化古迹一定不比这些地方的逊色。
7.曾太奶奶等几位老人
村里的老人们都很喜欢我。他们常夸我是小秀才，将来定能成举人、中进士等等。当然，我不知道举人、进士是什么官。我只知道，老人们夸我的原因除了我比稍大些的孩子会数数，会算账，在没入学前会写几个字以外，就是我常为他们挖耳蚕(耳屎)，还能用头发为他们绞眼屎。这些活儿，毛手毛脚的孩子是干不成的。
我记忆最深的是我的曾太奶奶。我母亲常对我讲，我们老王家女主人多少辈以来都是高寿的。我的曾太奶奶就活到了九十三岁，在我入学的那一年才去世的。她眼不花，耳不聋，常常给我讲故事听。她在我爷爷和我二爷两处轮流吃饭，三四天一走。但是，无论谁家有好饭吃时，都要把她接来或是给她送去。
她也不甘寂寞，总是自己找点事做。比如，打麦时，她总是手摇蒲扇在场院边树荫下给家里看场、撵鸡。
有一天，她突然不见了，这可急坏了全家人。后来分析，她曾说过要去南庄算卦，是否会是她自己去了呢?
果然，在南庄找到了她，回来大家说啥也不让她自己走了，是用小车把她接回来的。家里人急得哭笑不得，她却乐哈哈地对家人讲先生给她算了，她能活“九十单三岁”。
说来也巧，她果然是九十三岁那年的夏天去世的。病倒后七天不吃不喝，还正赶上连雨天。
曾太奶奶的后事办得很隆重。这是我小时唯一见过的大场面：她的寿材停在南场院，本村和外村人几天里吊孝的络绎不绝。每当吊唁的人一来，有一个主事人便拉长声高喊：“客到——”吊唁的人跪下哭一会，主事人又高喊：“孝子携客——”于是家人便上前劝起来客，去一旁休息用茶。到开饭时，南场上铺了两排凉席，大家席地而坐用餐。每餐不下百十号人。
后来我懂了，人之所以那么多，一是她高寿，二是她辈分大，三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家是个大户，在方圆几村里是有名的。
听我母亲讲，我太爷之前几辈可算是个大地主。太爷那辈因为他抽大烟(鸦片)，把家给败了，我爷爷不得不从十六岁就当了家。到土改时，我家已无多少财产了，给划了个中农成分。但在外村看，王家仍有个大户名声。
听爸爸对我讲，解放前夕，人们对我们王家的评价是：“远看一大片，近看一条线，走进细一瞅，两手捂个蛋。”
关于太爷，我记忆中他就病卧在床上了。他对我是倍加喜欢的。每当我爷爷或二爷赶会赶集回来买些好吃的孝敬他，他总是偷偷地把我叫到床前，分出一些给我吃。
万古的烧饼夹肉是有名的，县城道口的烧鸡更是全国闻名的，这些东西太爷没少给我吃。堂弟堂妹们虽然都是太爷的亲骨肉，他们却没有这份殊荣。
现在想起来，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太爷叫我偷着吃我就偷着吃，为什么不偷偷地送给弟弟妹妹一些呢?亏我还是个“小秀才”，一见好吃的把什么都忘了。太爷是先于曾太奶奶两三年去世的。
太奶是1971年去世的，奶奶是1987年去世的。此时我们都在关外，条件差，没能回去奔丧。
8.西安的一年
我小时候对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印象，这是因为在我出生前父亲就参加解放军离开家了。我也曾跟随着母亲去归绥[ 即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探望过他。但因为时间短，白天又总是操练、开会，几乎见不到他，所以见过面印象也不深。只记得唯一的一件事是他的战士教过我学唱“二呀么二狼山，高呀么高万丈”这首歌。我也只学会了三两句。
外祖父从解放前开始就在西安做生意。姥姥家在玉驾庄，离我们十里。母亲回娘家去过西安一趟，我们在那住了将近一年。倒依稀记得几件事。外祖父和曾外祖父二人在西安是卖小百货的，生活比农村稍强。我记得，曾外祖父留着很少见的长络腮白胡子，他养着一只老花猫，猫很乖，叫它来梳胡子，它就用爪子给老人梳胡子。人睡觉时，它总是钻进被窝头枕着曾外祖父的胳膊，像个小孩子一样，挺逗人的。
外祖父还给我买过一只螃蟹和一只小乌龟。小螃蟹没养多久就死了，它不太好喂，可能是饿死的，只记得它横爬得挺快。而小乌龟却养了好长时间，可能是它不容易饿死。这只小乌龟有小碗口那么大，我一只脚站在它身上，它还能拱着往前爬几步呢。有时人们好奇，有的大小伙子也试着站在它背上。它走不动了，但却安然无恙。有一天小乌龟丢了，我大哭了一场。后来据大人们猜测，可能是它钻到了菜叶垃圾堆里，被运垃圾的一起给倒掉了。
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享福的时光，只要想吃啥，外祖父会抱养我，即使是下大雨，他撑把伞跑很远也要给我弄到嘴。
我记得所住的东大街马厂子三号，离钟楼很近。我与一个叫立立的小孩常到钟楼那儿玩。
那年有两件事我没忘：一件事是斯大林去世，西安市民戴孝纪念。那天有一架飞机在低空飞，有人说飞机里有斯大林的遗体，当然后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另一件事是那年旧币刚刚兑换成新人民币。旧币一万元即新币的一元钱，一百元即新币的一分钱，旧币一百元是一张粉红色的大票，我常用它买东西吃，印象挺深。
有一天傍晚，很多人都走到马路上看热闹，原来是销毁旧币。持枪的军人围成一圈儿，用大卡车拉来的大堆旧币燃起了熊熊的大火。看的人有的还感到可惜，发出各种见解和议论。
我知道西安当时就是个中国故都，但在我的印象中，街上的汽车并不太多，还没有今天的小县城上车多呢!从这一点来看，社会的变化真是太快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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