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大连铁道学院是在全国范围内招生的高等院校，学生来自各地。用当时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我们锻压七三(1)班35名同学，只有5位女生：魏海峰，栾旭艳，金恩萍，孟繁荣，武玉文。是名副其实的“五朵金花”。
按照“女士优先”的原则，先介绍“金花”们。
副班长魏海峰(上左)，上大学前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排长，说话办事风风火火的，想来在兵团的时候也是个“铁姑娘”。
女生中年龄最小的栾旭艳(上中)，还不到20岁，原是齐齐哈尔铁路工务修配厂的电焊工;总是笑模笑样的，是个典型的小妹妹。
金恩萍(上右)来自石家庄机车车辆厂，和小栾一样，也是电焊工。她性格温婉，挺有文才，曾将班上几位女同学的名字嵌入一首诗中：
旭日东升红艳艳，(指栾旭艳)
高峰屹立在海边;(指魏海峰)
喜看小将能文武，(指武玉文)
繁荣昌盛景象现。(指孟繁荣)
这诗里没有金恩萍自己，似乎是个不太好的预兆。根据工农兵学员“哪来哪去”的原则，金恩萍毕业后返回石家庄原厂。后来因病而早早离去，至今已经病逝二十来年了，让人唏嘘。
在校期间，我与女生接触较少，只能先简单说说。对于其他两位“金花”，近年有所交往，所以会稍微多些篇幅。
与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不同，她俩都是来自农村。
1，来自吉林的孟繁荣
来自吉林梨树县的孟繁荣。
先说孟繁荣。在我的印象里，她应当是班上学习最勤奋的同学之一。多年以后重新交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关于上学经历，她是这样自述的：
我的老家，在吉林省最西南边的山区里面，那是祖辈闯关东时为躲避战乱而选择的，是他们认为最安稳的地方。那里地域偏僻，交通极其不便，有些人一辈子没见过火车长啥样。我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我是六九届毕业生，毕业之后当了乡村民办教师，1972年7月入党。
到1973年，我已经当了三年半的老师了。6月份的时候，得到高考的消息，按一比三的比例报名。我们大队有三人报名，公社共有42人报名，最后能被录取的只有14人。我们大概是7月中下旬在县里考试的，考试之后等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发生了张铁生事件，非常不确定这个学是否还能上。
8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大队的通知，让我下午到公社去，有人要见我。因我家离大队五华里，派人不方便，是用广播喇叭通知的。我家离公社有25里路呢，没有车，靠两条腿走。到了公社，是铁道学院政教处的一位老师，和我谈了一下话，问了一些问题，然后说，让我以学校的通知为准。过了20多天，入学通知来了。实际上，我还是想以后做老师，所以当时想考的是家乡的中专学校梨树师范。进大连铁道学院，完全是误打误撞，自己根本没有挑选学校和专业的权利。
别人把通知书送到我手上的时候，看到写的是“机械制造工艺系”，那人问我这是学啥的?我说带“工艺”字样，有可能像绣花一类的。我还挺奇怪，怎么铁道学院还有这专业呢?当时是不是太可笑了!
高考和录取的经历还有一段小插曲。高考过后，县里召开全部参加考试的同学誓师大会，我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发言还有一位，是另一个公社姓姜的男同学，到大连报到后，有一天在学校内遇到，他认出了我。原来他也进了我们学校的车辆专业，你说巧不巧。
在学校吃饭是每月领饭票。像我这样来自农村的学生，每月还有4元钱的补助。
2，来自辽宁的武玉文
来自辽宁盘锦的武玉文。
对于“五朵金花”之一的武玉文，原先的印象是比较拘谨，不太爱说话。多年后重新接触，才发现她不仅很爱说话，而且性格开朗活跃，能歌善舞，颇有艺术才华呢。她上大学的经过也挺有意思。她说：
我们家属于国营农场，1953年成立的，直接归农垦部领导，属于全民所有制单位。
和周围农村相比，我们家那个地方还算挺不错，是种水田的，还有副业可搞，主要是编席子。有副业就比较好过一些，倒没觉得多苦。我这一辈子都挺知足，知足者常乐，常乐就不得病，傻乎乎的。
我上大学的事也挺顺的。当时我已经24周岁了，在农村来说，这个年龄都是一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但是，说心里话，我不想在农村待。虽然是农村教师，当时也应该挺知足的，但不知道怎么的，我心里头就想进工厂，就觉得工人好。那时也没寻思当什么大学生、工程师，就是想，进工厂多好。
当时跟我竞争的还有另外一个女的，比我小一岁，我们一个村的。当时我考试考得一般，我估计也就考了六十多分。后来张铁生那封信出来了。隔了挺长一段时间，一位来招生的老师在县城见我，忘了是哪个学校的。我们聊了一下，让我回来等通知。到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就上我们村大队部，拿了铁道学院的录取通知。
至于那个女的，她也不错，上了沈阳的中专了。后来分到保密单位，好像是军工厂生产飞机零件的。她现在还在沈阳，过得挺好的。
其实咱们三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同学之间除了上课以外，真的没有什么格外的接触。除非女同学，一个宿舍的，了解得更多一些。
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农村去的同学，基本上都给四块钱补助，我很知足。
我记得小孟一开始没要钱。她是党员，思想进步。后来才开始领补助。
3，我来自养路工区
说到班上的同学，路途最远的是来自云南蒙自的陈官德(上左)，深眼窝高颧骨，说着一口很难懂的“云式普通话”，因为长得像“同饮一江水”的越南战友，很快就得了个外号叫“老越”。他的性格很随和，虽然不明白外号是什么意思，仍是欣然接受了这个“爱称”。
离学校最近的同学，则是大连机车车辆厂的朱春瀛(上右)，被称为“大朱”。机车厂与我们学校只隔着两条马路，是我们的主要实习基地。大朱是典型的东北汉子，身材魁梧，满头浓密的“自来卷”，还留着一撇小胡子，相貌骠悍，其实脾气很温和。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与一位小个子同学发生纠纷，对方像个羽毛怒张的小公鸡，斗志昂扬气势逼人，身高体壮的大朱反倒步步退让显得十分狼狈，看上去好笑得很。
至于大家原先所从事的行当，更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了。除了没有当兵的，几乎干啥的都有。让我自豪的是，我也许是全班唯一来自铁路运输行业最基层的养路工。
关于我以前的经历，在《惠家河纪事》与《贾家崖纪事》中已有记述(主要见“【后知青时代的养路工故事】廿二，天上飞来大学的‘馅饼’”与“【后知青时代的养路工故事】廿三，上大学”两篇文章)，这里不再啰唆，只是简单说一下有关上大学的事情。为了保持这本书稿的独立性，内容难免有一点重复。
我原是北京80中六八届高中学生。1969年2月去陕北黄陵插队，1970年9月被西安铁路局宝鸡工务段招工，到偏僻的贾家崖工区当了一名养路工。
1973年夏，我在贾家崖工区的施工现场。我上工时通常是不能戴眼镜的，一怕石碴飞溅，二怕汗水糊眼。那天的气温在40℃以上，眼睛让汗水浸得睁不开。
1973年是我的幸运年。3月入团，6月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7月，传来大学招生的消息，我意外地获得被推荐的资格。
这年的大学招生，改变了前几年“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而是把正式的考试列为必备内容。这是自从1966年废除高考以来的第一次。
这次考试采取“三选一”的方式，即一个名额可以推荐三名考生参加考试。我们工务段有两千多名职工，只得到一个招生名额。段领导非常重视。经层层选拔，我成为三名候选人之一，是唯一的高一学生;其他二人的文化底子也不弱，都是原六六届初三学生。我们都是来自基层的普通工人。
这次考试十分紧张。连白天加黑夜，我只有60个小时的备考时间，考试完全靠以前的那点老基础。
没想到不久却发生了张铁生那封信的事情，全国的招生进程被彻底打乱。这场考试不知道还算不算数，大家都陷入焦躁的等待之中。
时间缓慢地过去了一个多月，就在我已经对上大学完全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大连铁道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种突来的兴奋，我永远不能忘记!
与我同样兴奋的，还有我的领导和工友们。养路工能上大学，实在太不容易了!我的光荣，就是大家的光荣!
办调离手续的那些天，我跑了许多地方，听到许多热情祝贺的话。工友说：“你可是一步登天了!”工长说：“上大学不易，好好学!”领导说：“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别忘了养路工!”
我回答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会回来的!”
1973年9月12日，贾家崖的部分师傅、工友以及家属为我送行，
4，来自湖南的孔庆文
来自湖南株洲的孔庆文。
孔庆文来自湖南株洲车辆厂，是锻冶车间的基层班长，可算“专业对口”。因为个头较小、年龄较小，所以一直被称为“小孔”。他的湖南腔实在难懂，打扑克把“梅花”说成“没法”，所以大家都开玩笑叫他“没法”，他还不服气：“福兰法咋啦?毛主席不也是福兰法!”他把“湖南话”叫“福兰法”，又笑翻了大家。
下面的自述是他用文字写的，若是用湖南话说出来，那才有趣呢。
我母亲是土家族，去世早，我就随我父亲，在户口本上填写了汉族。其实要是填土家族的话，对孩子要好些，政策上有照顾。
中学毕业，我先去插队了。从条件上讲，比你们好多了。我们是分配到有接待能力的农民家里住，一般是两个以上知青住一个农民家庭;当然，也有十几个人集中住在生产队公房的。我们第一年的粮食是国家供给的。开始三个月是吃“百家饭”，就是轮流在村民家吃饭。正好吃到过春节，春节后我们才自己做饭吃。由于我们下乡的公社距家里所在的镇上只有20多里山路，生活习惯变化不大，而且每周都会回家，父亲总会搞些好吃的改善一下。
我什么都干过，苦没少吃。
农村很落后，我干过“刀耕火种”的种田方式。就是把一片山林的树木、杂草统统砍倒，晒几天，点上火，整个山就全烧了;之后就带上小锄头，挖个洞放两粒玉米种子，盖上土完事;锄过两次草，就等着收玉米了。按现在的思维方式，那时是典型的破坏自然环境。
当地有个习俗很有趣。烧过山火后，一些村民组织成一个敲锣打鼓的班子，监督挖洞种玉米的人。谁的手脚慢了，就把锣鼓敲到他身边，还要唱歌调侃一下，催促他加快速度。那场面很热闹的。
我还干过开山修路的活儿。就像电影里演的，用绳子捆在腰上，在半山的悬崖中打炮眼，用12磅到24磅的大锤打钢钎;用炸药炸山开路。有机会的话，可以带你走我修的公路看看。
我还烧过石灰。在一个山洞里挖煤矸石，另一个山洞里挖石灰石，把它们相间混搭砌成窑，点燃干柴，把石头烧成生石灰。冬天还参加过修水利，那时年轻，冬天脚在水中也不觉得那么冷。讲吃苦的事，多的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玩，没什么。
我实际只在农村待了十个多月，之后就被招工进厂了，我挣的几千个工分也没要。几年后，我曾去下乡的地方看了一下，当时村里以为我去要账，说事隔几年账都不好找了;我说就是想去看看，我什么都不要，只是来看看，他们才放心，高兴地和我拉家常。我们下乡的公社现在已经成为江垭水库，原来的人都已经迁移到不同的地方了，再也没有什么联系了。
1969年9月，我招工入株洲车辆厂，安排到锻工车间当学徒。由于干活可以，1970年还在学徒期间就开始当班长，并加入了团组织。三年学徒，第一年每月工资16元，第二年18元，第三年20元，三年后拿32元。1973年工资又升到37.7元，刚拿了一个月，就上学了。因为工龄没满五年，不能带工资上学。
当时有两个选择。如果上学，就没工资了，要受穷吃苦;如果放弃上学继续工作，37.7元的月薪不算少，日子会过得很好──当时这份工资能养一个四五口人的家庭呢!，但我当时认为钱少没关系，只要有饭吃就行，能学点知识总是好的。后来觉得我的选择是对的。
我是如何上学的?应该是干活干出来的。我就是个普通工人，没什么门路和关系。1973年听说有上学的机会，我就报了个名，之后复习并参加了考试。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车间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后来提拔为中层干部;第二个是高中毕业生，父亲在铁道部，有较好的人事关系，后来也提拔为中层干部;再就是我。
那时我与领导发生过矛盾，顶撞过车间领导，说“批准不批准我上学、我不在乎”等等，但最后还是同意我上学了。
上学没了工资，只有每月15.5元的津贴，生活很困难。感谢同学们的关心，我在学校期间，每月是4元的高标准补助;春节回家，尽管学生可买半价票，来回车费得65元，也得到补助，应该是最高标准的。多亏大家的关心和帮助，我才得以每年回湖南一次。
5，来自黑龙江的
天津人老艾
班长艾传刚。
叫“老艾”习惯了，一下难改口。“老艾”就是班长艾传刚，与我同龄，上大学前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连长。再往前，则是天津的六八届高中学生。他说：
我19岁时，学校号召六六届和六七届学生上山下乡。因为我是六八届学生，所以对此也不怎么关心。
一天，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学校召人，恰逢我外出，与我要好的徐立新等四名同学认为到兵团比插队好，就积极报名了。想到我是他们的好朋友，要走不能丢下我，就便替我也报了名。他们写的血书，也替我签了名!没想到，学校没有批准其他几个人的请求，偏偏批准了我!我想起爷爷的话，他19岁闯关东，我也19岁了，没想到也要闯关东了!看来这是天意啊，天意不可违，我去!这样我就与一百三十多个校友于当年10月13日登上北去的列车，来到了北大荒。
1973年7月，师部传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我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终于有离开的机会了，担心的是怕领导不让我走。此时营长到连队检查工作，临走前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否想上大学。我说当然想，就怕领导不同意。他说他知道16中是天津最好的学校，能够在那上学的学生都是上大学的材料，他觉得这样的学生在这里整天干体力活是屈材，他鼓励我报名，其他一切都不必担心。
我高兴极了，每天工作之余，就是把我女朋友寄来的复习资料拿岀来学习。考试后，我通过朋友打听了一下，我的总成绩是全团第一。
那几天，京津两地几所名校的招生老师都找到我，让我到他们学校，我只坚持一条：要看毕业后能否分配到西安。这个条件只有大连铁道学院能够满足，学校老师对我说，只要是通铁路的地方，想去哪都行。
我当时一方面想的是与女朋友团聚，另一方面也对文史哲类专业不感兴趣，只觉得学理工科比较好，所以就同意到大连上学。哪想到，到学校后学习的专业竟然是锻造专业!
真是天意啊!我爷爷在东北干的是打铁，我在兵团干了五年，最终上了东北的大学，学的还是打铁!而且还是我百般挑选学校后的结果，真他妈的奇了，对此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老艾把上大学的事情说得云淡风轻，其实背后有一个相当凄楚感人的爱情故事呢。我希望能获得老艾的允许，在后面章节里可以讲述那段让人动容的往事。
6，经历独特的宁一君
宁一君赴黑龙江的那天。
来自黑龙江的宁一君是位知青，原籍在江南一座小城。他在我眼中总显得很神秘。
一方面，他是个文娱积极分子，精通各种乐器，参加各种演出活动，显得很活跃;另一方面，他与同学们的接触总是很谨慎，海阔天空啥都聊，却从来不说自己的家事和经历。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为啥这么“神秘”。
与宁一君交谈会遇到一个大问题，本来是想了解他的个人经历的，但往往话题刚打开，很快就转到艺术方面去了。他的谈兴颇浓，如江河奔涌、滔滔不绝，听者简直无从插嘴。下面他的这段自述，就是个典型的例证。
他的故事曲折复杂，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转述一点点。
我很不想说我们家的历史。总之非常悲惨。我父亲六兄弟，以前都是从商。但是我父亲由于受亲属的问题牵连，在“文×”中被迫害致死。
我的幸运在于，那时候学校的档案里边没有我家里边的任何材料，因为我从来不写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所以是空白。所以我到东北去，档案里边也是空白的。那时候我不写入团申请，不去争取“进步”，平时不吱声，就是搞文艺，参加宣传队。
如果我那时候被调查出来，我父亲还没平反，我可能连黑龙江都不能去。因为黑龙江是“反修前线”，政审很严的。什么入党、上学，更是不可能。所以，能有机会出来，也是一种侥幸。1973年大学招生恢复考试，许多人怕考不上，不敢报名，结果宣传队只有我一个人壮着胆子报名，居然考得不错。尽管出了张铁生那件事情，我还是被录取了。
后来我父亲平反了。我母亲得到了什么?只不过是经济上的补助;我弟弟继承了我父亲的工作。但是人的命没有了。话说回来，没有小平、没有改革开放，我父亲也不可能平反。
我母亲让我从小就学音乐，从小提琴开始，跟一个从国外回来的牧师免费学习;后来又学大提琴，跟一个在中学教音乐的“右派”老师学习。我母亲从小就叮嘱我们，再穷也要读书。我家5个小孩，靠父亲在上海工作的收入生活;后来父亲被整，彻底没有收入了。掉入深渊受罪了。
我们那时一些同学互相影响。我搞音乐，几个接近的人也开始搞音乐，拉琴，听音乐唱片，读外国文学。大家聚会谈文学，抄了许多诗;还一起学画水彩画、铅笔人物画。“文革”中停止上课，我跟表舅去附近农村专门为老人画像;后来又去舟山，为渔民画，挣了些生活费。一直维持到去黑龙江。
我到黑龙江去了以后，我这个音乐才能就发挥作用了。
我拉小提琴的功底是比较好的，所以马上被抽到上面去，参加了文艺宣传队。我没有干过几天农活，后来三年一直在拉小提琴。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有好几个“右派”，是弹钢琴的，也到我们这个宣传队来，所以我们基本上隔两天就有音乐课，是完整的理论课。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完全学会了作曲的和声和钢琴的演奏方法，那时候我们没钢琴，但是原理全明白了。
我音乐上面的这些启蒙，最重要的还是在农场三年。还有绘画，也得到发展。有个来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右派”，是我们的舞台美术，他在画画的时候会讲很多绘画知识。他主要是画油画、水粉画，但绘画的原理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会听他讲到一些专业知识，比如色彩浓淡、画面透视等等，他是一边画画一边跟我们讲。那时候舞台背景全靠人画的，又没有幻灯。
为什么我现在对舞蹈非常爱好，而且那些舞蹈的术语我也知道，因为有老师讲课。那时对各方面的艺术都有一些了解。很有意思是，我在农场三年，真正学了三年的艺术。那些“右派”后来全部平反，到那个佳木斯师范学院当教授去了。我们能够接触这些人是很幸运的……
接下来他就开始大谈艺术、文学、音乐、绘画……至于他当时如何“侥幸”进入大学的具体细节，就无从说起了。
所以，我很希望他能自己下笔完整地写写个人的经历。我也希望我的同学们能完整地写写个人的经历，作为留给后人的纪念。
通过一些同学述说自己的上学经历，我才发现很多事情是我以前不了解的。
比如，很多人当时都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并见过招生的老师，我却是完全懵懂无知。别说见老师了，就连录取的学校和专业也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才知道。看来我们工务系统地位太低，随便给个名额就算很照顾了。
还有，对于一些同学在上学期间经济窘困的情况，我原先也是一无所知。班上有几个带薪上学的“阔佬”，但得有五年工龄的资格才能享受，属于凤毛麟角的“特殊阶层”。我当养路工虽然工作很苦，好在收入也高，几年下来多少有些储蓄，有时花钱仍难免习惯性地大手大脚。
而那些贫困同学就不一样了。每月15.5元的津贴是伙食费，只发饭票不发现金。对一分钱收入都没有的人来说，是难以生存的。哪怕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衣服也不回家探亲，竭尽全力节省开支，但纸笔之类最基本的文具是必须要有的。老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经历过那种窘境的人无法体会。
好在学校对贫困学生有一些补助，少则两元，最高4元，数目不大，却也算救命的钱。不过，那是需要经过本人申请、群众评定、组织审查等一系列复杂过程才能得到的，对一个人的自尊心是极大的考验。
对于许多各有隐情的同学来说，为了学习知识，能顶着重重压力，咬牙坚持长达三年的大学生活，真是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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