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夏天，中南海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来自上海卫生战线的报告。字里行间记录着农村缺医少药的惨状，也记录了上海专家们在泥泞乡间的见闻。这份报告像钢针一样扎在毛主席的心头。毛主席不仅是在看一份报告，他是在透过这份报告审视这个国家是否正在悄然变色。
很多人不理解，建国十六年了，日子眼看好起来了，毛主席为什么还要掀起那样一场雷霆万钧的风暴?答案其实就藏在那道著名的六二六指示里。
在那段日子里，毛主席常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井冈山。那时候，红军医院还在茅坪，后来搬到小井。药比金子还贵，一点点阿司匹林都是宝贝。可那时候有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有药，老百姓先用;剩下的，战士用、党员用;最后才是干部。战士们哪怕忍着剧痛，也非要把药留给干部，干部却流着泪推辞，要把生还的希望留给群众。那是血浓于水的阶级深情，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根基。可现在呢?毛主席环顾四周，却是有些开始变化了!
毛主席愤怒地批示道：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在毛主席眼里，如果医疗卫生只为城市里的少数干部、少数老爷服务，如果广大农民依然在绝境中挣扎，那这个卫生部就背叛了阶级立场，成了背叛了井冈山精神的危险信号。
毛主席提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的检查治疗方法全是跑偏了，那是为了城市，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那些脱离群众，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疾病上的做法，在毛主席看来是本末倒置。常见病、多发病不管，只搞所谓的尖端，这不符合群众的需要。毛主席身边的医务人员被他一批批赶下农村，去送医送药，去看看那些真正养活了这个国家的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毛主席曾对护士长吴旭君，也对亲属反复感叹：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主席看得很远，远到让我们感到惊叹。当发现当官僚体系逐渐僵化，当各级干部开始习惯于高人一等的特权，当他们忘记了当年在井冈山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誓言，政权就会从内部开始腐烂。毛主席担心那个班交给谁都不能放心，因为此时此刻他还没走，有些人就已经开始各搞一套了。如果不从根子上动手术，无数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江山，就会变相付之东流。
1965年的毛主席，比任何时候都怀念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那时候，士兵可以监督军官，群众可以质询干部，那种纯粹的政治民主是防治特权腐败的唯一防线。毛主席认为，如果不能建立起一种让群众从下到上监督干部的机制，如果党内滋生出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阶层，那这场革命就彻底失败了。
毛主席没有私心，他心里装的全是那些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他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反复问身边的人：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毛主席想了一辈子。他之所以要在晚年以粉身碎骨的勇气发动那场革命，就是为了要跟那个逐渐形成的特权阶层搏斗，就是要再搞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把医疗、文化、权力的重心通通放到农村去，放到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读懂了1965年的医疗改革，就读懂了那场革命的初心，也就读懂了毛主席当年的孤独与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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