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讲稿》2.2)
前面讲了一个农民阶级，但是它的对立面还有本国地主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现在先讲本国地主阶级的状况。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地主阶级内部支持清政府的当权派势力已经十分腐朽，当权派的人物已经无力支持这个危险局面。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五二年太平军很快地出了广西，经过湖南，一八五三年到了南京，“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清军统帅赛尚阿、陆建瀛、李星沅等人，打死的打死，撤职的撤职，杀的杀，军队土崩瓦解，地方政权也靠不住，都崩溃了，说明了当权势力无力抵抗农民革命武装。咸丰在这时下了一道诏书，为林则徐恢复名誉，但是没有说林在鸦片战争中是功是罪，只命他从新疆回来镇压太平军，后来林则徐走到中途病死。清廷又将穆彰阿撤职，目的就在于团结地主阶级内部共同对付农民军。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用处。统治集团一筹莫展，十分狼狈。太平军兴起后，清廷为了镇压革命军，需要筹饷几十万两，指定十八名大官僚地主出钱，其中包括琦善、穆彰阿等人，限三天交齐，作为军饷，这也是太平军对大地主官僚的间接打击。这些当权势力不行了，一部分满州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主张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汉族地主阶级，和汉族地主进一步结合起来，共同镇压革命军。于是咸丰皇帝极力支持汉族地主在地方上办团练，并先后委任广西、湖南等地在籍地主官僚为团练大臣。这时曾国藩正在家乡湖南，就在办团练的基础上，经过改编、发展，把湘军组织起来，结果成为地主武装中一支最凶恶的力量。他首先区别了团和练，团是“保卫”本地方的，练是训练脱离生产的乡兵，可以随时出乡镇压革命力量。曾国藩就是办“练”起家的。他在开始办团练时遇到很多困难，清政府始终不给他正式名义，他的职位只是侍郎(相当副部长)，朝廷的命令要经“廷寄”(即经过地方官再交给他)，才能收到。但是他的反革命立场非常坚定，还是不动摇地办了下去。
除曾国藩以外，在长江下游各省的豪绅地主也纷纷办团练。李鸿章的淮军也是这时在办团练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
从这时起，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势力，主要是由汉族地主(多是中小地主)，即新兴地主和各地区的实力派组成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长江中游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磨、杨岳斌等人;长江下游则以李鸿章为中心组织了一批地方实力派。他们和满族大地主一样，本身的利益直接受到太平军的严重威胁。太平军所到之处，捉住办团练的头子要杀头，家产要没收。情况表明，整个地主阶级为了抵抗农民革命必须联合起来。过去满人对汉人极为歧视，这里可以举个例子：曾国藩打下南京后，到北京去朝见皇帝时，那拉氏在帘内先问他到北京来带了多少人马，当时曾国藩吓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从此垂头丧气，很不积极，后来打捻军，他又败了，一八七〇年办天津教案，又挨了骂。他在做两江总督时，自己说只求早死，不想再给清朝服务了。这话不是轻易讲出来的，当时提倡的是忠臣孝子嘛。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和清廷的矛盾和猜忌是相当严重的。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和以后，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都很大，但是，这时主要的问题，乃是如何联合起来对付农民的问题，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就退居次要地位。
地主阶级当权派如穆彰阿等人，掌握政权的时间很长了，他们只想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顾虑重重，眼光狭窄。而这批中小新兴地主则顾虑较少，对于清朝统治的腐败情况看得较多，要求借机夺取功名富贵，爬上更高的地位，因此，他们对付农民军的办法比当权派高明些，劲头也足些。曾国藩几次兵败，跳水自杀，被救起来以后，还是拼命干。过去清政府对汉族地主势力施以重重限制，现在也不得不改弦易辙，给他们以更多的权力了。例如让他们办团练，掌握地方军权。从而，把热衷于功名富贵的人都收拢起来，使他们感到有了目标，有了奔头。这一派势力的出现使清政府的统治在地主阶级内部得到更多的支持，清政府有了这一批新的支柱，就能够和太平天国相持下去。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四年太平军北伐，很快过了黄河，逼近天津，北京戒严，青龙桥附近的响马都活动起来了，足见清政府实在是没有力量抵抗了，现在却能在地主阶级一致支持的基础上渡过了危局，和太平军对峙了。
有的外国人曾经怀疑过：曾国藩当时势力很大，他为什么不夺取摇摇欲坠的清政权而代之，还要保护清廷呢?他们根本没有作阶级分析，所以无法理解这个问题。这时，清政府所代表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保护清朝，就是保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如果推翻清朝，重新建立王朝，那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地主阶级内部又要分裂，力量就要削弱;远不如拥护现有的地主阶级政权，有利于集中力量对付农民，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保护清政府的目的实际上是保护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
这时的外国侵略者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太平天国革命势力的发展使外国侵略者大为震惊。太平军占领南京后，英、美、法先后宣布“中立”，表示对清政府和太平军两不干涉，承认他们是两个对等的交战团体。这时，如果外国严守中立，对革命是有利的，因为清政府这时没有外国的帮助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外国侵略者只是打着“中立”的旗号，实际上是袒护清政府，帮助清政府镇压人民起义。他们在上海、广州等地的行径就可以证明他们的“中立”是虚伪的。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不很了解，所谓“中立”的另一目的，是利用时机，观望形势，向清政府要求更多的权利。这时的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是缺乏警惕的，不仅不能识破他们的阴谋，反而认为宗教相同，对他们有些幻想。例如允许外国人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巡视，把他们称为“洋兄弟”等。但是，太平天国对外国运入鸦片、用洋船帮助清政府则是坚决反对的，没有软弱的表示。有很多外国人来太平天国进行试探，太平天国都没有理会。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后，有些人还没有认识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在赖文光的自述中就说什么李秀成“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把太平天国的失败归因于没有和外国人联合，可见他们对于外国侵略者是缺乏警惕的。
而外国侵略者在“中立”期间，经过种种观察、试探，却发现太平军表面上信仰外国传来的宗教，但对侵略者的态度是强硬的。太平军比他们一向想象的更为可怕。他们并且认为太平天国不会赞成外国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他们经过观望、分析、判断，终于把太平天国看成他们侵略中国的一个障碍。对于中国封建统治者，他们也看出了它表面上虽然妄白拿大，但对外国侵略者则远不如对待革命人民那样顽强。对待人民，清政府是不妥协的，对外国侵略者则是异常软弱的。因此，外国侵略者就把取得更多权利的希望寄托在清政府身上。
一八五六年，英、法利用中国内战的机会，企图扩大鸦片战争中取得的权利。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对俄取得胜利以后，看中了中国的形势，于是集中力量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时正是清政府和太平军相持不下的时候，英、法一面仍然维持对中国内战的“中立”政策，一面却发动了对清朝的战争，清政府被迫应战。从表面看来，事情好像有些矛盾，但实质并不矛盾。在清政府这一方面，决不是坚决对待外国侵略者，它在这时的形势正如汪精卫所自夸的“夹攻中的奋斗”一样，对革命农民，它是无法妥协的，妥协了就是宣告自己的死亡，非全力抗拒太平军不可，这是确定不移的。因此，为了反抗农民军，对外国侵略者可以让步，这也是确定了的。但这种让步远不能使外国侵略者满足，相反地，鼓励和提高了他们的侵略愿望。外国侵略者的胃口总是愈来愈大，得寸进尺，就像肯尼迪在苏联撤退在古巴的导弹以后所表现的一样。既然清政府让了步，为什么还要打呢?原因就是外国侵略者的要求没有满足，而绝不是它放弃了“中立”，同情太平军，帮助它打清政府。恰恰相反，他们已经不满意于太平天国，情愿照旧和清政府打交道，用兵打仗是为了使它更驯服些。他们的希望与利益所在，是在清政府方面而不是在太平军方面。因此，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显著特点是双方欧刚接触就成立和议。攻下广州后，叶名琛被俘，广州成立了汉奸政权，替外国人镇压人民。侵略军到了北京、天津，又成立了和议，清政府是一打就屈服，只有僧格林沁打了一个胜仗，这是一次战役性的胜利。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次战争中，除了僧格林沁这一仗外，”中法战争中镇南关之役还打过一次胜仗，中国方面只有战役性的胜利，没有过战略的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是：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北京烧了圆明园，咸丰逃往热河。一八五八年订立“天津条约”，一八六〇年订立“北京条约”。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又深入了一步。
这时清政府要全力抗拒农民革命，但对英法侵略者还是进行了某种抵抗。英法联军到了北京附近，清政府还宣了战，并一度指令曾国藩或胡林翼当中的一个人北上勤王。这都是被迫的，因为当时形势非常危险。首都被困，王朝一推就垮台了。过去封建社会没有什么流亡政府，顶多建立一个偏安政权。在当时有三种力量可以推翻清政府：一是农民革命;一是外国侵略者;另一个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清政府在这时对英法宣战并指令曾国藩带兵北上是被迫的，也说明对外国侵略者还不是甘心屈服，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还想作斗争。到义和团运动时就不同了。大家知道，道光虽是有名的昏君，但是据说在“南京条约”签订前夕，他在宫廷中不断徘徊，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就亲自写了硃笔论旨让太监不等天亮就送给穆彰阿让他执行和议，并且说不要让汉族军机大臣祁嶲藻知道。可见清廷当时还是不甘屈服的。但曾国藩这些人更厉害，接到诏书，居然拒绝北上勤王，他认为大敌当前，主要敌人是太平军，不是外国侵略者。可见他的镇压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更为坚定。
人民群众在这时的态度怎样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人民群众继续坚持坚决抵抗侵略者的路线。侵略军所到之处，不管是南方或北方，都遭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击。在镇江，中国军队“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在广州，中国水手杀死英国商人。在香港，还发生了所谓“毒面包案”，被包令所雇用的中国面包师在面包里放了砒霜，包令等人因而中毒[ 马克思：《毒面包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9页。]。在北京附近的王家庄，一个女英雄冯婉贞带领群众起来抗击外国侵略者。这些都表明，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决心，和统治者的屈辱投降，恰成鲜明的对比。
这时存在着两种战争：一种是以太平军为中心的广大人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国内战争;一种是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地主阶级和农民都要抵抗外国侵略，都作过斗争，这是因为外国发动的武装侵略所引起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分析的中国近代史上主次矛盾转化的情况一样。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地主阶级和广大群众在对外战争中却各自为政，互不相联。英法联军两次进出天津，最后占领北京，都没有引起太平军的重大反应。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仅仅多少提到了一点;也没有利用时机展开攻势。这就说明了当时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更为突出，他们之间是不可能妥协的。当然，这也证明了太平军对外国侵略者没有存在着幻想，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援助上。
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有一种从外国势力侵入中国后逐渐形成的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在城市生活中表现出它的影响，这就是地主统治阶级内部主张与外国妥协的社会力量，在这时，他们更加倾向于向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
早在一八五八年英法与清政府的战争正在进行时，上海就有一些清朝官僚主张借用外国船只给清政府运粮，以后又主张借外国军队保卫上海。这边打仗，那边合作。《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中先有一部分人主张借外国军队镇压起义农民，后来，外国侵略者主动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消灭太平军。于是，原来主张借外兵的势力更加活跃起来。
这是一种什么社会力量呢?大致可以看出是这样几种人：(1)外国洋行买办或从事过买办活动，与外国资本家有过直接联系的地方官吏，如吴健彰、吴煦、杨坊。杨坊还将女儿嫁给了美国人华尔。(2)江浙一带被太平军赶出家乡，集合在上海的大地主。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的，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他们就属于这头等、二等、三等地主中的大地主。像冯桂芬、殷兆镛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正如解放前反动地主组织还乡团一样，对人民极端仇视。(3)江浙一带的富商大贾，如胡光墉等。他们有的依靠外国商人发财致富;有的要指靠外国武装来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总之，这几种人就是中国最早的买办势力。当时在上海有一个中外会防局联合办事处，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这是受外国控制的一个机构。当时江浙地方官如何桂清、薛焕等都受到太平军的威胁，想借洋兵帮助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就以借外国势力镇压农民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最后成为买办势力的政治代表。
在北方，这种势力比上海要弱一点，但也显示了它的作用。如天津大盐商张锦文，当侵略军从良乡到北京时，为外国军队办理后勤，在谈判中来回牵线，据说当太平军打到天津附近时他也给办过这类事情，此人是目不识丁。这些事令人想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打到扬州时，大盐商严成礼“头顶血牒”到英军军前乞情，可以说是前后媲美。北京也有这种人物，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打到通州，北京有很多商人以同仁堂的老板(今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的祖父)为首，赶了牛羊千头到英军军前犒师请和。英人批回商人的禀文说：你们准备了牛羊前来送礼，但本国向来不收礼物，若要贸易，可叫本国兵弁照市价公平买卖，至于议和，叫你们恭亲王来谈。其实牛羊等物，都被英人抢去，并未给价。这些商人都很有钱，可能在他们的后面还有大绅士、大买办指使。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时机就成熟了。太平天国就是在中外反革命力量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的。欧美资产阶级在东方和腐朽的封建统治势力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一开始就是以进步人民革命事业的绞杀者而出场的。
英法联军战败了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从此时起，外国侵略者得到了他们在当时所要求的东西，清政府也心甘情愿地承认这些要求。如有关通商、海关及税率的各种规定，允许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各地传教，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准许华工出洋……等等。
从此以后，中外反动势力的新关系确立了。在清政府方面，对外国侵略者抱定了坚定的妥协态度。曾国藩在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时，总结了这条经验说：从鸦片战争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外关系经常不稳定，原因就在于中国屡和屡战;又想投降，又想抵抗，举棋不定;近十年来则坚守和约，“始终不渝”(也就是投降到底)，所以没有出问题。这就是说，清政府已经明确了，要想保全自己的统治，只有坚定地对外妥协，对人民群众则坚决镇压，再不动摇了。
在外国侵略者方面，则继续培养他们驯服的代理人，使清政府更加驯服，目的是通过清政府扩大侵略，攫取中国人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外国侵略者过去有一个时期抱着观望态度，从此对保护清政府这一方针也再不动摇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新关系，从此确定了。
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可以看出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从对抗到相互结合，这是一个过程;农民革命运动由高潮走向低落，这是又一个过程。这两个明显的过程都在这时告一段落，几个阶级的地位、作用和它们的发展变化也在这时表现了明显的阶段性，这就在中国近代史上构成了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第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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