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头无限事，归故久难言。
醉饮几杯空，春风碧草连。
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尤其是一个组织，一类政客，并不是看其语言表达多么漂亮，其所谓的文化底蕴多么深厚，而是看其为谁说话，把谁的利益视为自己最高的行为准则。而这个“谁”是谁，则是判断的关键标准。
凡是这个“谁”指特定的某个少数群体，无论其代言人标榜得再好听好看，都是某种以私利私欲为上的“小”人。只有这个“谁”，指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是最大范围的人民的利益，其代言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人，是为全人类谋福祉的伟大人物。
我们且将毛主席和蒋介石稍作对比便一清二楚。毛主席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而面对日本侵略，却主张内战，把个人私欲私利说得这么高大上，惟蒋介石尔。我们看：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借口保护日侨进攻上海，遭到驻扎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和国内不同政治派别的挑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逐渐明确起来。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才一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告诫国民“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支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1932年3月14日，当国民政府和日本就淞沪事变进行停战谈判之时，蒋介石宣布：“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打破目前之难关，完成剿匪之使命。”4月初蒋介石在南昌督师剿共，宣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亡明覆辙，殷鉴不远”。5月初又指出：就客观的情形与主观的战略来看，今日救国的途径，只有照着古人‘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来力行：我们必须先把后方与内部安定起来，然后攘外才有办法，才不致处于内外夹击的危急。”
1932年6月，蒋介石主持召开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攘外一定要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
我们从最简单的道理可看出，蒋介石简直是信口雌黄、颠倒是非。他故作姿态的假惺惺文字，实在令人不齿。他把灭共视为捍卫国家安危的关键(而不是要毁灭之的侵略者)。更把个人的私权私利包装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高雅量(而将被奴役的人民大众置之不顾)。
到底是怎样糊涂的文人公知才买他的账，视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者。我们只需看一个很简单的常识：一个国家的安危，究竟是取决于谁?是一个为平民百姓着想的政党，还是要吞并这整个国家，将全民族全国土沦为其殖民地的外来侵略者?假若连这点常识都分辨不清，那末，就不配明辨是非，为历史的公正做判断。
再进一步言之，当我们看了蒋介石和王明、张国焘等人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三人在1920-1940年代，无不占据伟人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最终他们都无法带领中华民族从陈腐的旧社会中、从被侵略分割的半殖民地中，堂堂正正站起来，翻身做主。实事求是地说，尽管蒋介石乃虚伪之人，但当年他也并非全是可恨之处。其最大的优点是，拒绝割裂中国领土。他说，“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
后来他逃去台湾，不搞台独就是力证。当年他被美帝威逼利诱要从金门撤军，为的是完全孤立台湾，让台湾正式从中国领土中脱离出去，硬是没答应，并与伟人“默契”地达成共识：避开士兵，错开时间，留出补给空间，炮打金门，“表演”给美帝看。让美帝认为，我党随时会从大陆攻打台湾、夺岛，所以万万不能从金门撤军。但是蒋介石最终失败，并非他无优点，更非他没有那样的实力，相反他全盘继承了孙中山的政治资产，还通过北伐，在1928年前后，收编了所有地方割据的军阀。虽然他们暗地里各自为政，为利益争斗纠缠，但至少维护了表面的行政统一，此时蒋介石占尽了天时地利。假若他发了大心，立了宏愿，为更多的人民百姓，为全人类福祉考虑，很可能中国也自是他的天下。结果，他一心为了其个人及其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的私利，而尽失天下。
我们再看王明，虽然是小书生意气，心中更多是装着个人的小权小私，无甚大格局。但是他的理论功夫确实是一流，并且在理论上完全能站得住脚跟。只有他的理论在落地现实时，才暴露出致命的弊端。在他的主要领导下，从1932年开始，中共红军原本“熊熊燎原之势”逐渐被逆转，直至1934年败北，走上长征的大转移之路。
可正因为他的理论功夫了得，却脱离实际，连吃败仗，为了揭开这一点，从理论的制高点上推翻他似是而非的理论，这倒逼伟人花了很多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完成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还有张国焘。其是这三人里面最不值一提的。但他又是当时最直接威胁到伟人性命和某共权力核心更替的。在1935年下半年，在川地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其一度妄图取代某共领导核心，另建指挥班子。当时，他但凡有大发心大宏愿，不为自己一私一利争抢权力，以他是李大钊的弟子以及某共一大创建者之一的政治地位，是很容易成为名副其实的权力核心。就是这样，上面三人最终都被写进了历史的过客里。
我们不得不说，他们的失败，除了当时历史条件的作用、他们个人的认知能力及利用各种条件为我所用的能力等重要因素之外，还很大程度跟他们发心宏愿“为谁说话”的根本立场有关。有多大的发心，就有多大的力量，就能改变多大的世界。此外，还值得一说的是，抗日战争前夕，即在1935年底到1936年初，在蒋介石追剿红军的末期，由于日本侵华逐渐深入中国腹地，一方面其在东北地区的侵略行为开始侵犯到苏联在华利益，另一方面蒋介石试图联合苏联共同抗日，同时削弱苏联对中共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委派共产国际，以王明为首，与蒋介石到南京商谈国共合作事宜。从这时开始，由王明主导的国共合作谈判，继后在南京成立了南方局，周总理是主要的组织者，其大有取代位于陕北的中共指挥中枢之势。这很可能也是伟人跟周总理最为生疏的时候。后来还是1941年皖南事变，蒋介石灭我共之心不死，彻底打碎了包括王明在内的所有党内人士书生意气，包括周总理。这才让党内同志再一次凝聚在伟人身边。
有人说没有伟人，中共会在黑暗中摸索更久。我说，若没有伟人，连在黑暗中摸索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曾经在那些一个个险要的关头，稍有不慎就全军覆没，我党便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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