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革命史话人物传记第一系列
新的神明
祝愿你，新的神明，祝福你！
愿你的言辞成为创造万物的真言，
我们这破败的行星积满污垢和罪恶，
这是以前统治者们的罪过。
在诸神中间你是新生的和无产的，
创造幸福吧，用你那粗壮的手，
把我们举起来吧，用你那双巨掌，
并把我们改造成你的模样!
——托特·阿尔帕德
库恩贝拉手下有一帮子年轻人，他们称之为“列宁小队”，因为他们崇拜着伟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列宁。他们是红色卫队的佼佼者，这群人身背冲锋枪，坐装甲列车。他们是苏维埃的警卫团，镇压反革命分子，保卫党和政府的安全。32位成员，都是匈共党员，由国防人民副委员萨姆埃里·蒂波尔率领，他们出现在哪里，哪里的叛乱就会被平息，哪里的反动势力就会被审判，他们的口号是“不胜利，毋宁死！”
这是匈牙利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一小部分。在共和国成立没几天之后，匈牙利苏维埃便宣布要成立红军。3月22号的会议上，库恩建议迅速接触现有的警察和宪兵武装并建立新的安保部队。但是以内务人民委员郎德莱尔为代表的社民党人坚持要保留警察和宪兵部队，称“他们也是无产者”。是啊，流氓无产者嘛。到了3月24日，这帮警察还是解散了警察队伍，但同时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集体加入了红色卫队。身段十分的灵活多变。
3月26日，内务人民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建立红色卫队的条例，他规定，红色卫队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护苏维埃共和国的内部秩序”，必要时候随时可以编入红军。红色卫队成立时共有12000人，在此之后，原来的旧警察又2800人，人民卫队5400人，防卫队员3800人。这里里面吸纳了许多旧警察，宪兵，金融卫队，看守队等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红色卫队从组织上由内务人民委员会领导，对于旧警察宪兵的审查工作是由高一级的卫队司令部负责，但是这些部门的内部成员大多都保留了无产阶级转正以前的旧警察宪兵的班子，这就很说明问题了。这些旧警察既然与社民党和资产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他们通过豹变还保持了武装，由于有了时刻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条件。3月21日以前的警察局局长迭尔在苏维埃建立后还在内务部门主管人事工作，直到因进行反革命行为才被逮捕。在布达佩斯城内，无产阶级和警察的力量对比说的过去。可到了外地，这种比例并不有利。
为了解决这个巨大的隐患，共产党人花费了很多努力。红色卫队进行了大量的工人扩充以彻底改变阶级面貌，扩充到了34000人，其中工人占比80%。他们被编为3个旅共产党人认为红色卫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许多共产党人和可靠的工人被提拔为低级或者高级的军官。而到了最后一段时间，拉科西·马加什被提拔为红色卫队总司令。但是无可奈何的是，一些边远的较小的地区，红色卫队的无产阶级专政力量并没有被改变，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
红色卫队处理了那么多人，审判反革命的机关也要存在——“革命法庭”。这是由3月26日的法令确立的，全国境内共有65个革命法庭。科尔文·奥托和绍洛伊·伊姆雷是内务人民委员会政治部的两位主任，他们为了保卫革命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为了强化革命法庭的力量，加强效率，除开反革命案件的其他刑事案件都转人民法院审理。凡年满18岁者都可以担任法庭的控诉人和辩护人。除此之外，还有专门调节家庭纠纷的家事法庭，和由共青团领导的，改造青年犯罪的青年法庭。
争论不只是在红色卫队(对内镇压反革命的专政机器)，还有红军(对外保卫苏维埃的专政机器)，在军事人民委员部，由于伯姆在苏维埃革命前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军队，21日之后，波加尼想要萧规曹随，也如此建立国家军队，但是萨姆埃里·蒂博尔想通过新的基础建立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为了解决两人的争论，3月24日，由库恩贝拉，伯姆和威尔特奈尔组成了三人军事委员会。但是在初期却采用了社民党的立场。郎德莱尔和波加尼两人曾经都在3月27日的库恩贝拉被称为了“极左派”，调和立场的倒向社民党的极左派!
其实最近几天有点难写，无可奈何的，因为现在史料出现了冲突。我目前要所写133天革命文稿的两大关键文献是马·法·列波夫所撰写的《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和利伯塔伊·埃尔文所撰写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史》。前者成书于1959年但翻译与1966年3月，是有兰州大学历史系的翻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者成书与1965年但是翻译于1985年。不同的翻译和出版事件可能反应历史学者和翻译者历史观的变化。比如在前者的出版者说明中我国的翻译者和出版者认为，列波夫作为参加过1919匈牙利革命的人虽然在写作中使用的史料殷实丰富，但是观点错误，宣扬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平过渡”的灭论，否认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歪曲了匈牙利革命历史的真相。而后者则在1985年12月3日称赞埃尔文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论述和总结。”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见一斑：对历史的叙述方式，也反映了叙述历史是时代的现实需要。
我还是聚焦库恩贝拉传吧。旁博引证单独再说。
革命军队的建立，在时间上虽然没有立刻的战争，但是其深层原因是反对《威克斯照会》，防止协约国的侵略。虽然库恩贝拉在3月30日曾在接受《新自由新闻报》采访时候说
“我们并不主张领土完整，我们与协约国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但同时他也说“我们正在坚定不移组织红军。”不过“其任务首先是，用不流血的方法为支持过渡所必要的专政。”
“......人们看到的不再是打家劫舍的败兵，而是自觉的、朝气蓬勃的、纪律严明的工业无产者......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依靠这些队伍，因为他们必胜......”虽然有不少曾经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军官忠诚地在红军中工作，但还是深感专业军事人员的缺乏，要培养新的却又非一日之功。
4月2日的军事会议上，国防人民委员报告了军队组建的情况。波加尼报喜不报忧地声称招军工作稳步推进，协约国军队正处于守势。但是桑托·贝拉和萨姆埃利直接指出现在的军队什么都做不了，前线士气崩溃要求换防，军队组织工作存在失职。
伯姆还试图将建军路线问题降格成是波加尼和萨姆埃里的个人矛盾而非原则问题，但是很快就遭到了萨姆埃里的驳斥。加之社民党内部也有对波加尼军事能力的不满，以及群众汹涌的“倒波”游行，波加尼被取消了职位。伯姆因此被推举为国防人民委员，但他为了表达政治忠诚要求库恩贝拉也成为国防人民委员会委员，同时又举荐右派社民党豪布里赫加入。考虑到库恩贝拉因为事务繁忙无暇过问国防人民委员会事务，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只有两名共产党，状况对公差胆囊来说更加不利。
军事会议之后，扩军速度显著加快，从2月到4月，招募了20000人，而到4月16日为停，已经达到了53000人，但这不代表红军力量的增长，因为装备不足，安置困难。
和社民党人的斗争从军事谈到政治，各种法案都受到维尔特奈尔等人的掣肘：对反革命的“红色恐怖”会因为中右派社民党“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幌子下一笔勾销。库恩贝拉每次回来都会心情郁闷，他最痛恨孔菲“永远动摇，倒向剥削者一边”。可是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他又不得不在表面上维持这个团结。
无产阶级普罗大众在库恩指导下《红色报》的宣传之中，逐渐认识到社民党人和他们工会的反革命倾向，认识到了努力工作干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在下工厂的时候，库恩贝拉不会那么担忧，他对工人说：苏维埃接手的是一个在四年大战中濒临崩溃的国家，要恢复之并建立社会主义，很不容易，但比资产阶级政府的盘剥工农，就要好太多
就在苏维埃政权建立第二天的3月23日，库恩贝拉向列宁拍去电报之后，两人通过电波进行了一番交流：
“列宁:库恩同志，请告诉我，我们最后一次谈论的是什么?
库恩:我们谈了许多次，列宁同志指的是哪一次?
列宁:请告诉我，我们最后一次谈论的是什么。
库恩:现在我记不确切了。
列宁:请您想一想，在您去匈牙利前，在我这儿--克里姆林宫谈的什么问题。
库恩:是的，现在我记起来了，列宁同志，您谈了农民问题”
“不胜利，毋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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