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火种——海辽轮。这一艘轮船的奋起，点燃香港十三艘轮船集体起义。
1949年的香港，仍然处在英国殖民管辖之下。国共大局已定，上海已经解放，国民党把招商局的总机构迁往台湾。招商局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航运企业，大批船舶、码头、仓库、巨额资产滞留香港。台湾当局一道道电报不停发来，命令香港分局，把所有船只尽数开往台湾，绝不可以留给新生的人民政权。
上海招商局已经被军管会接管。留在上海的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总船长黄慕宗，深知那停泊在香港的十三艘海轮，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意味着什么。大陆此刻几乎没有远洋船舶，物资运输处处受制。二人秘密写下一封亲笔信件，派人辗转渡海去往香港，劝说香港分局负责人认清大势，保全这批民族资产，不要听从台湾当局的调遣 。
当时主持香港招商局日常事务的是经理汤传篪与副经理陈天骏。他们身处夹缝当中。台湾方面不停施压，电报一封紧过一封，以撤职、军法查办进行恫吓，还专门派遣官员赶赴香港，想要直接接管管理权;国民党特务四处活动，放出风声，倘若不肯服从调令，就要实施炸船。与此同时，香港是英属殖民地，港英当局严守中立，不愿意卷入两方的财产纷争，局势错综复杂，一步踏错便是万劫不复 。
汤传篪与陈天骏表面虚与委蛇，不断以船舶检修、机器故障、泊位紧张为借口拖延开航的指令。暗地里，他们开始与中共香港地下工委取得联系。一边稳住台湾当局，一边分头去做十三艘轮船船长的思想工作。船长手握船上最高的权力，每一条船的走向，全都系于他们一念之间。地下工作的原则十分清晰：争取整体起义，不要零散一条船单独起事，一旦走漏风声，全盘皆输 。
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件震动整个海员群体的大事，也就是“海辽轮起义”。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大连。海辽轮全体起义船员合影。船长方枕流位于前排正中。八天九夜横渡大洋，这是第一艘升起五星红旗的商船。
船长方枕流很早就接触进步思想。1949年9月，台湾下达命令，指派海辽轮驶往汕头运送国民党兵员。9月19日傍晚，趁着招商局办公楼职员下班，维多利亚港夜幕降临，海辽轮没有鸣笛，没有申报离港，悄悄拔锚驶出码头。行至鲤鱼门航道，港口信号台打出灯语盘问船名去向。方枕流没有使用正规信号灯，拿起手电筒打出模糊混乱的灯光来回周旋，趁着对方分辨不清的间隙，轮船全速驶出海峡，冲进外海 。
深夜，船长召集全体船员开会，当众宣告轮船不再听从国民党的命令，航向解放区。现场爆发激烈冲突，船上少数忠于国民党的人员拔出武器试图阻拦，被船员当中的进步力量当场制服。为躲避国民党飞机与军舰搜捕，船员连夜拿油漆涂改船体标识，把海辽轮伪装成一艘英国商船;无线电持续向外发送机器故障的虚假电报，迷惑台湾方面。轮船不走平常的台湾海峡，绕道巴林塘海峡，横穿太平洋。整整八天九夜，在茫茫大洋之中一路向北。9月28日，海辽轮驶入大连港。十月一日开国大典当天，桅杆上升起五星红旗，这是第一面飘扬在商船之上的五星红旗。毛泽东亲自致电祝贺。后来第二套人民币五分纸币，便把这艘船印在了票面上，永久记下这段往事 。
五分纸币上镌刻着海辽轮。一张钞票，永久铭记海上起义往事。
海辽轮平安归来的消息传到香港，在各个商船的船长与海员中间掀起巨大波澜。人心已经开始倒向大陆。
1949年12月29日，香港思豪酒店一间密闭的客房，一场至关重要的秘密会议悄然举行。十三艘留港轮船的船长陆续到场。房门紧闭，没有任何外人。汤传篪、陈天骏把局势全盘摊开，正式提出集体起义，宣布香港招商局脱离台湾当局，全部资产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场的船长逐一签字表态。仅有两位船长，家中妻儿老小还身在台湾，顾虑家人安危，没有签下名字，但承诺不会向外泄露半点消息 。
秘密电报送往北京，等待中央的批复。1950年1月9日，周恩来总理下达指令，指示香港招商局全体人员坚守岗位，保护一切国有资产，等候接收。1月13日，中央批准起义行动定于1月15日实施，起义声明同步登报对外发布 。
1950年1月15日清晨。香港招商局办公大楼楼顶，码头仓库，停泊在港湾内的十三艘轮船，十几面五星红旗一同升了起来。轮船汽笛接连长鸣，声响回荡在维多利亚港湾。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刊载起义宣言，整个香港社会为之震动。公告向全世界宣告：香港招商局遵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脱离国民党政权，保全全部资产听候接收 。
起义宣告仅仅只是斗争的开端。台湾特务的破坏行动接踵而至。就在此前不久，同样在香港，两航起义的七架民航飞机，被特务安放定时炸弹炸毁。招商局所有人心里清楚，炸船的威胁并非口头恐吓。招商局迅速组建护船纠察队、岸上巡逻队伍。码头设置瞭望哨;每一艘船上二十四小时有人站岗;舷梯天黑之后收起，人员上下严格查验;船舱物资逐件登记保管，防备安放爆炸物。几百名员工昼夜轮班守在码头与船舶边上，吃住都留在现场，熬过一段风声鹤唳的日子。
港英政府受制于国际法，不愿意直接把这批资产移交给新中国。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一份公司的产权变更，必须经过法庭诉讼确认。如果直接把船舶驶离香港，一旦走上司法程序，船只有可能遭到香港法院扣押。于是接下来的几年，一场漫长的法律博弈就此展开。
十三艘轮船不能够直接起航返回内地。人员依旧坚守岗位，船舶停驻香港港湾，日复一日守护住这些来之不易的财产。一直到局势与法律条件一步步成熟，一艘又一艘轮船才冲破重重阻碍，先后驶回广州、上海。前后一共有七百多名海员回到大陆，这些懂得远洋航行的人才，成为新中国远洋航运事业最早的骨干力量。
船长谷源松。“民302”轮，第一艘冲破香港司法羁绊、驶回广州的轮船，被交通部授予“开路先锋船”称号。
还有一件很少被留意的历史细节：内地的招商局机构后来改组为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出于香港当地公司法的考量，经过中央批准，唯独香港的这一家分公司，得以保留“招商局”这块1872年就诞生的老牌字号。倘若当年香港招商局的护产斗争失败，这个延续百余年的名字，很有可能就此断绝。正是这一次香江之畔的起义护产，为几十年之后招商局集团扎根香港、创办蛇口工业区埋下了历史伏笔 。
这场起义没有枪炮轰鸣，它是一场发生在港口、电报室、酒店客房当中的斗争。一群身处殖民地土地之上的中国人，在时代岔路口，用自己的抉择，守住了一份属于整个民族的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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