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夹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95年过去了,每次唱起这首《松花江上》,许多中国人都在扪心自问:九一八事变,除了豪赌成性、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外,还有谁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北大营失守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 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诬称中国军队破坏。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东北军北大营发动进攻,并于次日凌晨5时半,全部占领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进攻北大营时,北大营的最高长官旅长不在营地,参谋长赵镇藩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然后电话请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荣臻赶紧电话请示北平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东北边防军司令张学良,正在戏园子里看戏的张学良却对荣臻下令:“不准抵抗,不能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荣臻照实传达,不准抵抗。
赵镇藩向各团传达这个命令时,官兵们狂呼若雷,群请一战,赵镇藩再次电话请示,荣臻再次强调这是命令。
日军冲进621团营地后,见人就杀。有的士兵,听命于不抵抗的命令,躺在床上等着日军“演习”结束,结果都被活活地刺死在床上;有的士兵从库房里取出枪弹,却顾忌不抵抗命令,犹犹豫豫地不敢擅自开枪还击,结果被日军追杀射死砍死。
620团营地,团长王铁汉举着电话对荣臻大声激辩:“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誓不能持枪待毙。”荣臻继续命令他们枪弹入库,王铁汉回答:“在敌人炮攻之下,实无法遵从命令。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结果是620团没有放下武器,而是武装抵抗,成功突围,伤亡很少。
是夜,进攻北大营的日军只有300人,而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却有8000人。由于不抵抗,日军600多人一夜之间就占领了沈阳,一日占领20座城池,不到2万人4个月18天就占领了整个东三省。而后来我们却用了整整14年牺牲了3500万军民才收回了东三省。
那么,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又在忙什么呢?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命令张学良:“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中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又连发11封密电命令不抵抗。
然而,1990年已获自由的张学良接受日本NHK采访时,明确表示不抵抗命令是自己下的,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无关,并承认自己“判断错了”。1991年在纽约接受访谈时,张学良再次强调,不抵抗是东北军自己的选择,是他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199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时,在被问到蒋介石是否说过“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张学良再次肯定回答“他没说这话,没有”。
那么,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真正在哪儿呢?在去江西“剿共”的军舰上。看看,一个东三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一个中国军事最高统帅,一个在戏园子里看戏,一个在“剿共”的路上,他们谁都不关注虎视眈眈的小日本。
与此同时,国民党人吴铁城、李石曾、张继三人立即联名用“特急”电报致电在广州的汪精卫、孙科、古应芬等人,请“接受调停”。9月20日,南京国民党中央也致电粤方表示:“本党同志,必须抛弃其一切意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高层,一盘散沙,各怀鬼胎,根本无人用心抵抗。
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东北军中缴获步枪约15万支、轻机枪2600余挺、重机枪300余挺、手枪6万支、冲锋枪超200支、子弹1.8亿发,迫击炮2303门、山野炮与榴弹炮600门、平射炮600门、炮弹100万发以上,坦克23辆、装甲运兵车24辆、各种汽车2300辆、火车及其他车辆5000辆、各种舰艇30余艘、飞机300余架,黄金56000两、银元10.62亿元。这些武器、金条和银元极大地装备了日军及后续扩编的伪军,给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热河失陷
1933年3月4日,日军中佐西义一率领128名日军骑兵,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热河省省会承德,而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早在前一日带着3万部队逃之夭夭了。5万日军仅用了6天时间就占领了15万人拱卫的18万平方公里的热河全省。
热河失守后,蒋介石和张学良不是商讨重整旗鼓,收复失地,而是相互算计,彼此甩锅。
3月9日,张学良早早在保定火车站等候蒋介石,他天真地以为,从江西“剿共”前线匆匆北上的蒋介石,是来给自己增援补械,商讨反攻大计的。然而,先到一步的宋子文,却向他传达了蒋介石的意图: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但这小船风浪太大,必须有一人先下去,否则难免同遭灭顶。
两小时后,蒋介石专列抵达。两人在车厢里里密谈不三十分钟。张学良成了平息全国怒火的“替罪羊”,成了那个必须“先跳下船”的人。那么张学良到底冤不冤?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热河前线,会发现一幅更加荒诞和令人心寒的图景。时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横征暴敛,大种鸦片;麾下号称八万军队,实际拥兵力两万左右,大肆吃空饷;日军进攻在即,他却每天下午两点起床,三点才会客;前线将士缺粮少弹,他却忙着征集卡车,把搜刮来的800箱汽油、大量金银财宝和烟土运往天津租界。
蒋介石曾建议张学良解决汤玉麟,胡适也当面劝过张学良杀汤玉麟以振士气,但张学良始终犹豫不决,养痈为患。直到日军打来,这颗毒疮终于溃烂,流脓的却是整个国家。
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95年,但它留给中华民族的警示却是极其深刻的: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必致侵略,妥协换不来和平,退让守不住河山,一盘散沙、内部分裂和内耗是最大的隐患,坚决抵抗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让侵略者付出惨痛代价,也能凝聚起和团结全民的抗争意志,唯有自强不息、众志成城、敢于亮剑,才能护佑家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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