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62年至1978年间，四川下乡知青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有70.98万人，占同期通过包括招工、招生、招兵、招干以及病退、困退等各种方式在内的调离农村知青总数98.77万人的71.86%。在知青中招工，是知青调离农村的主要渠道。
一、招调起始
从1962年下半年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来，下乡知青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锻炼后，四川各地根据需要安排调动了部分表现较好的知青参加当地工矿企业、农村教育、乡村卫生等岗位工作。如1958年初成都市组织了2392名知青到雅安专区6个县参加农业生产。这些青年到农村不久，国家建设出现“大跃进”，很大部分知青被招收参加了工业、基本建设特别是大炼钢铁的工作，后因这些建设战线缩短，大部分知青回到城市或招调到其他地区工作，未回到原安置的农村。据成都市安置办1964年3月的调查，这些知青继续留在雅安专区的有366人，占原下乡人数的15.3%，他们分布在农业战线19人，林场、茶场等143人，水电工人8人，商业部门营业员94人，医院护士等18人，小学教师43人，机关干部38人，干部家属3人。此时，知青调离农村的工作开展，与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基本同步，四川与全国大多数省市区一样，将下乡知青调离农村的统计口径时间起点定在了1962年。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四川掀起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高潮。此时，下乡一年就调离农村的知青并不多，因除通过当兵才有可能被调离农村外，其他招工、招生机会极少。随着四川三线建设的复苏与大学招生工作试点的开展，四川在知青中招工开始启动。
1970年4月，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召开的四川地区三线建设工作会议，成为在川三线建设由基本停顿状态转向继续进行的新起点，这为下乡知青通过招工回城带来契机。当年10月，省革委在（1970）135号文件中，正式部署招收知青到工矿企事业单位当工人，其招收基本条件和程序是：“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以上的城镇下乡知识青年中表现好的”，并“经过贫下中农讨论推荐”。这是自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四川发出的第一个在知青中招工的文件。
根据1971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四川对在知青中招工再次作出安排，将“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由贫下中农推荐招收一部分”，作为计划招收固定工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规定，矿山、森林工业、地质勘测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子女，本系统可招收。这样，四川下乡知青通过招工返城的渠道已经疏通。
在知青中招工，这是很多招工单位的迫切心愿。除了这些单位有不少职工子女已在乡下带来内在压力外，还有就是知青本身文化素质较好，他们的生活根基本来就在城市，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吃苦耐劳，这都是招工单位物色的理想对象。更重要的是，国家对在知青中招工实行了政策倾斜。因此，在这期间四川知青招工调离农村的人数较多。
二、招工高峰
四川知青第一次调离高峰是在1971年至1972年期间。从1968年底至1969年底，全省已累计下乡知青46.71万人，大多数“老三届”中学毕业生已到了农村，其中也包括部分1969年的应届中学毕业生和历届小学毕业生。到1971至1972年期间，这批早先下乡的知青大多已陆续有两年及以上的劳动锻炼时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性发展，1970年按照国家拟定的“四五计划”开始招收新职工，下乡知青被招工回城成为现实并达到第一个高峰期。
1969年至1972年，四川安置下乡知青共计73.64万人，而同期知青被招工26.31万人，占同期安置人数的35.73%，其中大多数是“老三届”下乡的知青。分地区看，知青被招工离开农村人数较多的有：江津地区2.83万人，占同期知青安置人数的35.29%；绵阳地区2.74万人，占35.63%；万县地区2.68万人，占36.27%；涪陵地区有2.38万人，占48.08%；温江地区2.08万人，占34.32%。这期间，安置到“三州”的知青招工调离农村的人数不多但比重更高一些，如甘孜州有1100人、凉山州有2264人、阿坝州有912人，分别占本州同期安置知青人数的89.43%、88.61%和51.67%。
四川系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国防军工、铁路运输等重大工程急需调配大批劳动力参加建设，知青招工人数相对较多。仅在1972年，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知青人数涪陵地区为1.61万人，江津地区为1.48万人，万县地区为1.66万人，内江地区为0.92万人，乐山地区为0.77万人，达县地区为0.6万人。
这批主要通过招工调离农村的知青，基本上都安排进了当时的国营和集体企事业单位。这些首批回城的知青比同时下乡且仍在农村的知青来说，是幸运者；与同龄还未下乡的青年相比，也是幸运者，因为他们既有下乡的经历，又几乎较早地被招工回城。而此时，除尚在城镇应下乡而未下的青年外，经批准确定为不下乡的青年一般仍未安排工作，即或后来作了适当安排，也仍相对较差于已下乡知青的招工安排，其缘由系当时的政策导向总体是鼓励下乡、计划调离。
从政策层面看，四川知青较多地被招录进厂，大多是按国家政策和计划招收的，而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地方和企事业单位却不按或不完全按政策和劳动计划办事。从1970年到1972年间，仅四川范围内国防建设就招调使用了民工19万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盲目扩大，超过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能力，导致包括四川在内的全国出现“三突破”，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职工工资总额、粮食销量”均突破国家规定的指标。
1972年9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四川省革委宣布暂停招工，决定全省劳动计划归口省计委统一管理，贯彻执行工作归口由省劳动局管理。1973年，全省计划精简职工10万人，压缩基建民工12万人。这是针对四川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采取的措施，同时也基本堵住了包括招收知青在内的新招职工的渠道。
三、起伏发展
在“三突破”及其解决的进程中，四川知青招工调离农村人数呈现起伏发展的状态。
1973年、1974年是四川知青通过招工调离农村人数最少的两年，仅为5052人，其中1973年1187人、1974年3905人。在1973年，知青招工调离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位于四川三线建设核心区域的达县地区，共招收267人，其招工指标属于特批。其次是重庆市招工196人、温江地区181人、乐山地区153人，成都、自贡、渡口三市和西昌地区一人未招。在1974年，知青招工人数较多的依次是绵阳地区852人、乐山地区698人、温江地区537人、达县地区281人、南充地区280人、宜宾地区201人。
1974年10月，四川省革委发出《关于冶金、石油等单位招收工人的通知》，招收工人名额为10152名，其招收对象包括：已批准不上山下乡而留在城镇的中学毕业生(不包括因病、残留下的)，已上山下乡的独生子女和多子女都不在父母身边的已下乡知青一人，经过两年以上锻炼的下乡知青等。此后，四川厂矿企事业单位的招工大门进一步打开。
1975年到1976年的两年间，四川通过招工渠道调离知青的工作平稳发展。1975年在知青中招工5.39万人，1976年为8.87万人，年平均招工人数7.13万人，比1969至1972年年均招工人数6.58万人，高出8.36个百分点。在这两年，知青招工人数较多的地区依次是：宜宾地区1.75万人、乐山地区1.7万人、绵阳地区1.68万人、江津地区1.13万人、温江地区1.04万人、达县地区0.96万人、内江地区0.96万人、南充地区0.62万人。
从1977年到1978年期间，四川知青招工迎来第二个高峰期。从知青调离农村的绝对数来讲，1977年并不算多，全省为9.6万人，但它是又一个知青招工高峰的蓄势。1978年全省知青招工20.29万人，比1977年增加1.09倍。两年共计招工29.89万人，其招工总量超过1969年至1972年4年形成的第一个高峰期的13.61%。
这两年在知青中招工人数增长较多，有两个特点：一是市郊农村知青招工数量增加较多。重庆市郊农村在知青中招工1977年为0.9万人、1978年为2.03万人，两年招工人数占1969至1978年招工总数4.93万人的59.43%；成都市郊农村在知青中招工1977年为0.33万人、1978年为1.06万人，两年招工人数占1969至1978年招工总数1.59万人的87.42%；自贡市郊农村在知青中招工1977年为0.16万人、1978年为0.9万人，两年招工人数占1969至1978年招工总数1.3万人的81.54%。二是知青安置大区的招工绝对数较大。一般来说，在乡知青人数与招工人数多少成正比例。江津地区招工2.76万人、绵阳地区2.52万人、宜宾地区2.45万人、内江地区2.56万人、乐山地区2.42万人、温江地区2.39万人、达县地区2.05万人、涪陵地区1.79万人、南充地区1.64万人。
之所以将四川知青招工调离的第二个高峰期的截止时间定在1978年底，是因为这年12月结束的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决定将知青工作的重点由知青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排上来，此后的知青招工调离是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必然结果，与此前的招工调离在指导思想、政策措施上都有较大的差异。
四、招工顶替
知青招工回城政策，四川大都制定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各地区主要是贯彻执行问题，就这一点来讲，是大致平衡的。而事实上，由于政策制定的倾斜、招工指标投放的多少等，也由于政策执行的宽严、人际关系的亲疏等，特别是部门利益、地区差异带来的事实上的不平衡，使得表面的平衡在地区间或人际间被打破。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之间在招工问题上的不平衡。
招工实施的主体是企业，在一般情况下，新兴工业城市和新兴工业企业对人员的需求无疑远大于老工业城市和老工业企业的需求，而无论何种类型的城市和企业，一旦拥有招工指标，也基本优先考虑解决本城市和本企业职工下乡的子女，而无力顾及其他。如渡口市是为开发川西南大山区富饶资源而建成的新型工业城市。1974年动员知青下乡2310人，1975年下乡4266人，在这两年中，全市每年招工人数大于下乡人数，有时还从外地外省去招工。仅在1975年，该市招工指标（包括1974年未用完的指标）就有4500人，在1974、1975两年下乡的知青中招收了4412人，其中内招的1441人。有的下去后，仅两三个月甚至10多天就被招走了。又如当时新兴工业企业的四川石油系统，每年约有2000名左右的中学毕业生，1976年招工后，只有500余人未安排，1977年毕业生1800人，招工指标4000人，内招2000人，能够拿出对外统招的指标所余无几。而不少老工业企业生产不景气，招工指标仅限于自然减员指标，本企业职工下乡的子女招工回城则不到一半，非工业性的企事业以及机关、学校、街道等下乡知青招工的比例更低。
在企业实行职工退休子女顶替政策，实际上属于招工范畴。1973年9月，川委发(1973)92号文件在《四川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中明确，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或按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的职工子女顶替，或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率先放开这几大行业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开启了四川知青调离农村的又一渠道。根据川革委（1977）39号文件精神，省知青办、劳动局就职工退休子女顶替问题做出相关政策阐释，明确下乡知青为顶替第一顺位人选，一户只允许1名子女顶替，多子女家庭不能重复占用自然减员指标；在职职工子女不得占用名额；在校生不得作为顶替人选；跨省下乡知青，只能回父母户籍地四川办理顶替。顶替必须同步迁移户口、粮油关系，转为城镇商品粮等。
1977年11月，重庆市知青办对重钢三厂职工子女下乡招工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这个厂是一个老钢铁企业，在历年下乡知青3910人中，被陆续招工782人、补员顶替540人，合计1322人，占下乡人数的33.75%，占通过各种方式回城人数的81.25%。该厂补员顶替比例较高的是退休职工子女，在历年下乡1261人中，补员顶替的有462人，占36.64%。调查显示，自1969年以来的8年多时间，该厂新增职工1871人，其来源主要是安置复退军人、接收大中专学生、补员顶替、招收城市高小超龄生等。调查还显示，这个厂在1966年就年产10万吨钢，当时职工只有4800人，现已增加了上千职工，年产量还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按冶金部规定的劳动指标，全厂已超员千人。因此这个厂从1972年以来，就没有新增一个劳动指标，三两年内也不可能增多少人，只有每年60多个自然减员指标。调查结果显示，重钢三厂职工子女的招工就业问题，本厂解决不了，还必须靠统筹安排解决。
[注：本文数据来自四川省安置办、省知青办历年年报及统计；其中1962年至1978年的数据和内容，不含1979年开始启动的四川贯彻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确定的安排知青回城就业政策中的“招工”数据及其相关内容。]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四川”所涉范围包括现今四川省与重庆市所辖全部地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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