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案狂草疾，心通外身广。
无情是多情，物我相忘两。
《忆毛主席》薄薄一本书跟着我三个月了。每天读一点点，才终于完全合上。作者居然系广东新会人。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跟毛主席那位老人家工作十年。
毛主席曾对他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的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这意思是说，毛主席认为坚持真理之路，必然会遇到各种危险和挑战的。只要有不怕的精神，才敢与各方违背真理的力量抗争。
我们继续跟随吴冷西回顾关于伟人的片段。当年，“大跃进”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当年毛主席是怎样看待这一历史事件的？他曾在1959年时做出过总结。他说，大跃进对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讲时间、空间和条件，主观主义大为发展，没有把主观的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只讲主观能动性，而且无限扩大，这点必须坚决纠正。
在他老人家看来，虽然他发起了大跃进，但是过程中一旦出现了错误，就必须及时反省和纠正。极左或极右都是不可取的。
他说，他过去没有摸工业，只抓了农业。去年才开始接触工业。在这种情况下，犯错误可以说是必然的。人的认识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道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
他说，我们要总结过去一年的经验。过去一年的经验对于今后搞经济建设是十分宝贵的。
我们注意到，伟人的反思，是带着强烈的哲学思维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国家才是真正的“摸着石头过河”。在此前，尚有苏联经验可借鉴，但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其路线产生较大偏差，伟人未雨绸缪开始主张丢掉苏联的拐杖，独自探索一条自己的路。
而这一过程难免犯错。他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他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
他说，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都应该收回米，由中央和省市两级专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则就乱了，没有办法控制了。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啊。
他继续谈到，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
注意，这里，他罕见地回忆起了秋收起义。这说明当时，他非常信任参会的各位战友。正如吴冷西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地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次也是败仗。”
据吴冷西记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这说明，此时“纠错”已经获得广泛共识。（不久后的庐山会议，彭已经没有立场和必要再进言说难听话。）
再说大跃进，事实上首先发现者和纠错者，是毛主席老人家本人。他说，“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回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
接着他又说，“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竞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产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夺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最后，他总结：“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
这有力证明，极左极右绝不是毛主席本人。
在对外关系方面，他说，现在我们名声不大好，别人看不大起我们，这也有好处。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而且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都对我们有些害怕，现在不大怕了。还是不叫别人害怕为好。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福。
现在人家说我们去年成绩没有公布的那么大。这不要紧。我们现在不要同人家争论成绩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讲了大话，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开，究竟如何，现在不必争论。
究竟真相如何，伟人功与过，历史会自然澄清，还给他公正与清白。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