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母亲是年年都得奖的。我的父母亲是农民，他们得什么奖呢？我的父亲是大队长（后民改称为村主任）兼大队（后改称为村）信用站的负责人。那时候的信用站，就相当于现在农商银行的村级分行，负责全大队（村）的放贷款、收贷款等，对大队的生产、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父亲这个大队长长年带着全公社的民兵在外面修铁路、修水库，由于工程进度快、质量好，年年被评为先进。母亲具体负责大队信用站的会计工作，贷款发放到位，没有欠款，账目清楚明白，也年年被评为先进。
那时公社评的先进奖什么呢？在我的印象中，最多的就斗笠和奖状。斗笠上写着：“奖给先进生产者”，这是公社奖给父亲的。还有一个斗笠上写着：“奖给先进工作者”这是公社信用社奖给父亲的。如果那一年得的是奖状，写的也是同样的字。所以小的时候我，最大的光荣就是戴着这样的斗笠去放牛，放牛的时候，觉得头上的那一行字无尚光荣，好像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我的根红苗正。再看看别人头上的斗笠，都一律地写着斗笠主人的名字，有的还在后面加一个“记”字，看上去简单、孤独、枯燥、毫无特色。
那时候我的姨父在县里的一个工厂上班，他也经常被评为先进。他的奖品是一条白色的毛巾，上面印着一行红色的字：奖给先进工作者。那行红色的字特别醒目。有一回姨父带着那条毛巾到乡下我家门前的红旗水库洗澡，那条毛巾很是吸引洗澡的乡人的眼球。
那时的人们只需一张奖状或一个斗笠、一条毛巾的奖励，就足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后来，我姨父所在的工厂不再奖励印着“奖给先进生产者”的毛巾了，而是搞物资刺激，直接发奖金。发钱后，开始大家笑呵呵的，高兴得很。可后来，工人的干劲不是更大了，而是更闹架了，说厂里发的不公。没有几年，姨父所在的工厂倒闭了，姨父也下岗另谋生路。
后来，我也没看到父亲年底时再从公社领回印着“先进工作者”和“先进生产者”的斗笠，有没有别的奖励我也不再关心。再后来，村里的信用站也被撤销了，有门路做大生意的都到城里找银行贷款去了。没有门路的我也不知他们怎么过。
发奖金的风气也刮到了学校。
我一九八三年考上大学，转了户口，吃上了国家粮。国家每月补贴我们35斤粮（据说本科是36斤，我考上的是专科），还有19元钱的菜金。
读了期末时，班上评比优秀学生，一共评三个，评上了发奖金。奖金从哪里来呢？就从我们那19元钱里面来。老师说，我们放寒暑假在家里吃，这里有三个月，这三个月的菜钱就充公，用来发奖金。就这样，我们眼巴巴地看着这三个月的19元钱发给了班上得奖的同学。我们本来想吃上国家粮了，不用再吃家里的了，寒暑假继续住到学校，在学校看书学习，也是没有条件了。只好回家干点农活，吃家里的。
开始那三个同学还有点不太好意思，从商店里买回一堆糖，每个人的桌子上放了一小堆糖。看着三个月的菜钱化为了桌上的一小堆糖，我的心情可想而知。经过这一奖，班上的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我感觉并没有起到激励更多同学的作用，大多同学都对此不满，敢怒不敢言，也不好意思说。谁叫你成绩不拔尖呢？活该！
后来，获奖的人变得心安理得，糖也不买了，直接揣兜里。
说着这段心酸的往事，我的老同学如果看到了，可能以为我几十年了还在怨他们。其实我是在说当年的奖金制度让我们大多数的同学心受了伤害。
也因此我更认识到南街村不发奖金是完全正确的。
南街村重搞集体以后，对企业的管理没有进行个人承包，也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奖金和加班费。南街村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体现“我们这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南街村认为，奖金起发，人的私心越大，奖金越发，人的觉悟越低，奖金越发，党组织的形象越坏，党群关系就越紧张。说的真是好啊！
可是发奖金是当时的大气候。
我大学毕业后在农村的学校教书，学校没有钱发奖金。年终的时候，校长说，学校没有钱，每个老师发三十块钱，买一挂鞭炮回去过年。学校里有一个老师家里是做鞭炮的，趁机宣传说：我家的鞭炮怎么怎么好，1万响的卖给别人是40元一挂，卖给我们学校的老师算30元一挂。我是喜欢放炮的，我的父亲在旧社会挖煤赚的辛苦钱，到过年时都要买一百个猪崽炮放的。于是我那年终奖就换成了一挂鞭炮。
而我听说有钱的单位是发一万元的奖金，有的单位直接发存折，还有的发金器。据说那时的大学生是吃香的，整个社会都是喧嚣着提高教师待遇。但这就八十年代乡村教师待遇的实际情况。全社会都在发奖金，其对教师这个群体的伤害可想而知，虽然，教师也发了“奖金”。
而南街村不发奖金。如果我知情，那真是恨不生在南街村。
这不是南街村有意与大气候唱反调，而是从经验教训里总结出来的。
这我完全相信，因为有亲身休验。
奖金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加剧了两极分化的形成。
那么，难道南街村“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吗？非也。
南街村实行的是名誉奖励。比如对村民进行十星级评比，星级既是名誉，也是实惠。为什么说是实惠呢？因为南街村实行的是供给制加工资制，七成是供给，三成是工资。也就是说七成是福利。南街村的福利已经覆盖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早就移走了压在人们头上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
村民最高可评十颗星，少一颗星就少一项福利。笔者采访南街村村民委员会时，问南街村十星户有多少。回答说绝大部分是十星户，只有极少数个别是九星。
看来，名誉的评比，比单纯的物资刺激好的多，这种名誉的主评比，静化了风气，规范了行为，提高了文明的程度，村民也获得相应的福利。
南街村对企业的管理还有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外圆”。南街村认为，这圆是逼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举世混浊，唯我独醒，估计那只对于个人的精神层面而言。按马克思的理论，世界是物质的，南街村也必须讲究物质。所以南街村必须“圆”，别无选择。
但是，南街村企业的圆，是围绕“方”而圆的，不是无底线的“圆”。比如，要让销售与市场接轨，就难免有吃回扣、送礼品等。对于销售员的这种行为，南街村也是认可的，但明确规定，所得的回扣、礼品等一律归公。王宏斌2001年3月13日在中西部地区干部研讨班上介绍经验时说：流通领域人家实行的那一套，我们村也实行。也就是该给人家的我们也给人家，人家该给我们的，我们的同志也接住。交回来的有现金、有好烟好酒、有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也有金银首饰等。交回来的好酒我们招待客人用了，交回来的录相像、照相机、电视机我们办公用了，交回来的金银首饰我们放住送给新开发关系的人、关系户，作为流动物品使用了，交回来的现金我们作为流动资金使用了。
一句话，一切都是集体在使用。所以，这种围绕内方的外圆，才有效地避免了腐败，避免了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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