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一种人，精明透顶，左右逢源，滴水不漏，目的不过是想让世人给个好评。如果是短时间的话，这种人的目的，差不多都能实现。
还有些人，把自己打扮得光彩照人：做个演讲，慷慨陈词，热血沸腾；做起事来，挑肥拣瘦，一点亏也不愿意吃；与人交往，先掂量对方的权势和地位、金钱的多寡，再看菜下碟。
当今中国，意识形态撕裂严重，但有一点便可看出这个人的政治品格和人性的善恶：真心感恩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的人，不论地位高低，一定不是坏人；抹黑、污蔑伟人的人，他无论怎样表现得“爱国”，他一定不是好人。
俗话说，棍有高低长短，人有三六九等；吃馍蘸尿，各有所好。有人羡慕宝马香车，有人垂涎小桥流水。一个规则制定者，焉能用一个通行的规则，给口味各不相同的人同时带来好处呢？
孟子曰：“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
直来直去抹黑伟人的人都眯起来了，但拐弯抹角污蔑伟人的人还很多，他们披着“反思历史”的外衣，打着“正义”的旗号，或者充当“真理”的维护者，咒骂伟人。其实他们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好处罢了。
于是，历史上就会产生一个现象：想四处讨好的人，最后一定会换来骂声一片。此种人，王莽是也。在官场一片赞誉，在民间因为其“改制”的愿景也让百姓无限向往。
王莽最终的下场是，被起义军打得焦头烂额，后被砍头灭族，最终头颅被大火烧成灰烬。想让所有人都说好的人，最终的结果所有的人都不会说好。
因此，古代精明的政治家，他们的服务对象非常精准，就是以官僚、地主为核心的精英阶层。对待底层百姓，一则利用孔孟之道、“三纲五常”进行驯化；一则对桀骜不驯的人，就给他们扣上“逆贼”的帽子加以剿灭。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康乾二帝，无不如是，干得漂亮的则被史家称之为“明君”；干得龌龊的则被史家骂为“暴君”。
在“明君”和“暴君”的缝隙里，还有一个另类，就是成吉思汗，“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宝马、甲胄、弯刀，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有杀伐，没有治理，故而短命。
历史上最高明的政治家，他们的服务对象也非常精准，其服务对象是普天下底层百姓。古代被美誉加身的尧舜禹，被认为是贤明之君，其贤明主要表现在其能为天下百姓着想。
以我之见，古代尧舜禹的贤明，多半是人们美好的愿望，想以此为后世君主树立一个“贤君”的标杆。但从人性的特质出发，最省力气，最简单又最能获得现实利益的政治管理，则是把精英伺候好，百姓只能“生死有命”了。
而最费事，最出力，又短期内不能为目标对象讨得好处的政治家，古往今来，七大洲四大洋，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几乎找不到。
如果世界上这样的政治家，且只有一个，他就是伟人毛泽东！
他胸怀共产主义信仰，让底层百姓翻身，从立法到治理，实现人人平等。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他率先垂范，带领全国人民，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
在他的领导下，只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把人民的寿命从旧中国的39岁提高到67岁。
可是有人骂伟人：前三十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饥饿是真的！
伟人为了能让人民的子孙后代永远过上幸福生活，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改造了资本家的工商业，使之演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但有人骂他“一大二公”、“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云云。
伟人对人类社会和人性私欲的彻底洞悉，曾教育人民：“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人骂他“满脑子斗争哲学”，有人骂他“建国有功，治国无能”，还有人骂他“逆历史潮流而动”！
精英阶层，曾经掌握着喉舌，他们能发出最强的声音；他们有操控笔杆子的能力，可以编故事，可以篡改历史，可以引进西方的什么“主义”，污蔑、抹黑、诅咒他和他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曾经茂盛，鲜花曾经娇艳，但能经历风霜严寒，凌寒怒放的只有梅花：“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若精英能和众生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则国运必昌盛；若精英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则国势必衰。
世上的人和事，孰是孰非，不是靠自己吹着喇叭吹出来的，而是靠对百姓的真心和诚心换来并验证的。
千夫所指，类古之暴君，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中正之流，他们只能受到精英阶层的顶礼膜拜。
他是否伟大，听听美国政客的评价：“美国不怕中国现代化，就怕中国毛泽东化！”
表面上，当今的意识形态的分裂，实际上是现实的利益把人们撕裂的。爱国、爱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一定热爱伟人；贪官污吏、奸商巨贾，一定恨伟人，因为他得护住自己嘴里多吃的那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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