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这两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却大有文章。天下读书人千千万万，有人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脑子里还是一团浆糊;有人读书不多，却能抓住要害、融会贯通。这其中的差别，不在读了多少本，而在会不会读。方法对了，事半功倍;方法不对，读得再多也是白费力气。
毛泽东一生读书之多、之广、之深，在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中，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据不完全统计，他中南海住所的藏书就有约十万册，这还不算他在北京和到外地时向图书馆借阅的。
十万册是什么概念?
如果一个人从二十岁开始读，读到八十岁，整整六十年，平均每天要读四到五本书。当然，毛泽东并不是每本都从头到尾精读，但他一生手不释卷、嗜书如命，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然而，仅仅用“读得多”来概括毛泽东的读书生涯，那就太肤浅了。
毛泽东读书的真正过人之处，在于他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1915年6月25日，年仅二十二岁的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这“三先三后”，看似简单，却凝结了他一生读书治学的核心心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位伟人究竟是怎样读书的，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
一、“先博而后约”
“先博而后约”，这五个字说的是读书的顺序问题。先要广泛地读，大量地读，什么书都涉猎;在这个基础上，再收缩范围，去精读那些最重要、最关键、自己最需要的书。
这个道理，说起来好像人人都懂，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要么东翻翻西看看，什么书都摸过，但什么书都没有读透，到头来样样通、样样松;还有的一头扎进某个单一的领域，别的什么都不看，结果知识面越来越窄，思维越来越僵化。
毛泽东的“先博而后约”，恰恰是对这两种偏颇的纠正。
我们先来看他是怎么“博”的。
1920年6月7日，二十七岁的毛泽东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这话说得坦白，也说得有气魄。什么叫“辐射线的办法”?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向四面八方伸出触角，什么学问都去碰一碰、尝一尝。这就像一个初入大观园的孩子，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看一看、摸一摸。
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博”，到了什么程度?有两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一段是他自己的回忆。1912年秋天，十九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在湖南图书馆开始了半年的自修生活。他后来对斯诺这样描述那段日子：“走进湖南图书馆，楼上楼下，满柜满架都是书，这些书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真不知应该从哪里读起。后来每读一本，觉得都有新的内容，新的体会，于是下决心要尽最大的努力尽量多读一些。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正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
这个比喻真是传神。牛闯进了菜园，不是挑挑拣拣地吃，而是“拼命地吃个不停”。青年毛泽东读书，就是这种状态。他每天第一个进馆，晚上最后一个离馆，中午只吃一点自带的干粮或买两块米糕，就继续埋头读书。在这半年里，他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卢梭的著作、孟德斯鸠的法律书、斯宾塞的《逻辑》，还学习了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故事。你看这个书单，经济学、生物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历史、地理、文学，几乎无所不包。这就是“博”。
另一段记载是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一份“中国应读之书”的清单：“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已经能把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的经典书目梳理得清清楚楚，这本身就说明他此前已经下了多大的功夫去“博”。
毛泽东1916年“中国应读之书”推测总表
延安时期，毛泽东已经是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工作繁忙，但他仍然坚持“先博而后约”的原则。一次在校务办公会上，他对大家说：“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
注意这句话里的“正面的，反面的”——毛泽东读书，从来不挑“正确”的才读，“错误”的就不读。正反两面都读，才能有比较、有鉴别，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这是一种非常自信的读书态度。
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毛泽东读书的“博”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他的藏书十万册，涵盖马列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门类。从1972年到1976年，他已经是重病缠身、视力衰退的八十岁老人，还读了129种新印的大字本线装书。这些书里，有政治经济理论，有中外历史，有人物传记，有中国古典小说，有民间通俗文学，有外国文学，甚至还有自然科学著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杨振宁的《基本粒子发现简史》、李政道当时尚未发表的论文《不平常的核态》，以及《动物学杂志》《化石》杂志。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生命最后几年还在读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前沿论文，这种“博”的精神，实在令人叹服。
但是，“博”不是目的，“博”是为了“约”。如果只是无休止地博览下去，那就成了杂货铺，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精。毛泽东的“后约”，是有选择、有重点地深入。
他“后约”读的书，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实际需要。延安时期，他发愤读哲学著作，是因为当时党内思想路线斗争激烈，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统一认识、指导实践。他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读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读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一本一本反复研读，在书上写满了批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带头读政治经济学著作，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这种“约”，是带着问题去读，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深入钻研。
第二种是他本人最喜欢的、认为最值得读的书。鲁迅的著作，毛泽东读了一辈子。1938年第一次得到《鲁迅全集》后，他就爱不释手，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到1976年逝世，这套书一直放在他的床头。世界名人传记，如《林肯传》《拿破仑传》《戴高乐传》，他也反复读。这些书，是他精神世界的“常备粮”，隔一段时间就要拿出来翻一翻。
第三种是在某一门学科上要有所突破，理解得更深一点。最典型的就是二十四史。从1952年添置这套书起，到1976年逝世，整整二十四年，毛泽东手不释卷地读。二十四史有多少字?大约四千万字。毛泽东不仅通读，还在上面作了大量批注和圈画。这种“约”，是选定一个领域，持续不断地深耕下去，不达目的不罢休。
从“博”到“约”，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没有前期的广泛涉猎，你就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方向在哪里;没有后期的集中深入，你就永远只能浮在表面，形不成真正的学问。毛泽东用自己一生的读书实践，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
二、“先中而后西”
“先中而后西”，说的是读书的先后顺序，先下功夫读中国的书，把本国的历史、文化、国情搞清楚，然后再去读西方的书，学习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
这个主张，在今天听起来可能有些“不合时宜”。现在很多人推崇的是“与国际接轨”，是“全球化视野”，恨不得从小就读英文原版书，对中国的传统典籍反倒不屑一顾。但毛泽东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提出了“先中而后西”，而且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了这条路的正确性。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先中而后西”?这要从他青年时代的一个重大选择说起。
二十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热潮。大批青年东渡日本、西赴欧美，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的同代人里，周恩来去了日本和法国，邓小平去了法国，朱德去了德国。毛泽东的同学也都劝他出国磨砺，但他最终选择了留在国内。
这个选择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理由：“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层层递进，逻辑非常严密。
第一层，从效率角度讲，读译本比读原版快，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知识。这是很务实的考虑。
第二层，从比较角度讲，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占半壁江山，而东方文明的核心就是中国文明。如果不先把中国的东西搞清楚，到了西方拿什么去比较?没有比较，就谈不上鉴别，更谈不上吸收。这层意思，已经触及了“先中而后西”的理论核心。
第三层，从实践角度讲，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事，就必须先把这块土地上的情况摸透。如果先出国，回来再补这一课，因为人事和生活的关系，恐怕会有困难。不如趁现在年轻，先把国内的功课做足，带着这些经验去西方考察，才能有所比较、有所借鉴。
这三层意思合在一起：立足中国、了解中国，是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借鉴西方，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这就是“先中而后西”的深层含义。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读中国的书，下的功夫最大。经史子集、古典小说、诗词曲赋，他几乎无所不读。一部《资治通鉴》，他读了十七遍。二十四史，他持续不断地读了二十四年。《红楼梦》，他读了五遍以上，还要求高级干部都要读。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中国典籍里，藏着中国社会的密码，藏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逻辑、文化基因。不把这些搞清楚，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更谈不上领导中国。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讲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注意“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个表述。孔夫子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代表的是中国近代革命传统。毛泽东的意思是，这两份遗产都要继承，都不能丢。这是一种非常开阔的历史视野，既不是全盘否定传统的虚无主义，也不是盲目崇拜传统的保守主义，而是批判地继承、辩证地吸收。
1960年12月24日，在会见古巴和厄瓜多尔外宾时，毛泽东又进一步阐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态度：“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两个“批判地利用”，把态度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批判，就会变成封建文化的俘虏;不利用，就会割断历史、失去根基。
那么，“先中”之后，毛泽东是怎么“后西”的呢?
他读西方著作的中译本，数量相当可观。西方各国领导人的传记、回忆录，他读;西方名家名著，他也读。美国的马克·吐温、斯托夫人，俄苏的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国的莫里哀、孟德斯鸠、伏尔泰、雨果、巴尔扎克、莫泊桑，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萧伯纳，丹麦的安徒生，德国的歌德、席勒，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达·芬奇——这些人的作品，毛泽东都读过。这个名单拉出来，几乎就是一部西方文学简史。
但毛泽东读西方的东西，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去读的，是为了“为我所用”去读的。他不是跪着读，不是觉得西方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是站着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分析、去鉴别、去吸收。这种态度，恰恰是“先中而后西”带来的底气——因为他对中国的东西心里有数，所以在面对西方的东西时，不会轻易被唬住，不会盲目崇拜，也不会简单排斥，而是能够冷静地比较、理性地取舍。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毛泽东了解西方，不光是靠读书。新华社编印的反映西方各国政要动态、言论、观点的内部参考资料，如《参考资料》《动态清样》等，他期期都看，天天都看。这些资料每天多达数十万字，他工作太忙看不完，就让工作人员先看，把有价值的用铅笔画出来，他再看。实在来不及看，就让工作人员给他讲。正因为每天坚持这样做，他对西方国家的政情、社情、民情都有充分的了解。这是一种更鲜活的“后西”——不是只读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经典著作，而是密切跟踪西方当下的政治动态和社会变化。
“先中而后西”这个方法，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度强调“国际化”，从小学到大学，英语都是重中之重，而对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典籍，反而重视不够。结果培养出来的人，对纽约、伦敦的街道如数家珍，对自己家乡的历史一无所知;能大段背诵西方名人的演讲，却读不懂一篇文言文。这样的人，知识结构是畸形的，文化根基是漂浮的。毛泽东的“先中而后西”，恰恰是对这种倾向的一剂清醒药：先把自己的文化根基打牢了，再去吸收外来文化，你才能站得稳、看得清、拿得准。
三、“先普通而后专门”
“先普通而后专门”，说的是读书的入门路径：先读那些一般的、通俗易懂的、大众喜爱和需要的书，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读专业的、专门学科的书。
这个道理，和学任何一门手艺是一样的。学木匠，不能一上来就让你做雕花大床，得先从锯木头、刨木板这些基本功夫练起。学游泳，不能一上来就把你扔进深水区，得先在浅水区熟悉水性。读书也是一样，一上来就啃那些高深莫测的专业著作，十有八九会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丧失兴趣、半途而废。
毛泽东对“先普通”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36年10月22日，他给当时在西安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去电，要求他们购买一批书。电报里是这么写的：“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
这封电报透露了好几个重要信息。
第一，毛泽东要买的不是高深的专业著作，而是“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
第二，他对“通俗”有明确的要求——“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通俗不等于庸俗，不等于没有价值。好的通俗读物，是能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的语言讲清楚，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高的水平。
第三，他特别举了两个例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这两本书都是当时著名的通俗理论读物，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第四，每种买五十部，是要发给学校和部队的干部学习用的。这说明毛泽东把“先普通”当作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的基本方法。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它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比如“一块石头砸到头上为什么会疼”“雷峰塔为什么会倒掉”，来讲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这本书1936年出版后，一版再版，影响了整整一代进步青年。很多人就是因为读了这本书，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兴趣，进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泽东自己也非常推崇这本书，多次向人推荐。
1940年2月5日，延安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毛泽东是发起人之一。在成立会上，他讲了一段很有远见的话：“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还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多人觉得搞自然科学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不如集中精力搞政治、搞军事。但毛泽东不这么看。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只懂政治、不懂自然。这种眼光，是相当超前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深感自己需要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他亲自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坦率地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
这段话，出自一位六十九岁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说得多么诚恳、多么实在。他没有不懂装懂，没有摆出一副“我什么都懂”的架子，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知识很少”，并且号召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先普通而后专门”精神的体现——承认自己不懂，然后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
毛泽东是怎么从“普通”走向“专门”的呢?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围绕形式逻辑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起因是1956年《新建设》杂志发表了周谷城的文章《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提出“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的“主从”说。这个观点挑战了当时流行的“高低级”说(即认为形式逻辑是低级逻辑，辩证逻辑是高级逻辑)，引起了轩然大波。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非常关注。他读了周谷城的文章，公开表示赞许。1957年2月16日，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新建设》上周谷城写了一篇逻辑问题的文章，我看也不错。4月10日，他又说，周谷城的观点比较对，还告诉周谷城，人民大学有个王方名，他的观点和你相同。
王方名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三篇与周谷城观点相似的文章，毛泽东都找来读了，相当欣赏。为了进一步推动讨论，1957年3月15日，毛泽东专门召集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座谈逻辑问题。在这次座谈中，他明确表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没有低级、高级之分;形式逻辑是普遍适用的，没有阶级性。
4月11日，他又邀请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座谈，到场的除了周谷城和王方名，还有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著名学者。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以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为话题，鼓励大家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要迷信老师，不要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
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逻辑学观点。他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他还举例说明：各个阶级可能从不同的前提出发进行推理，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会从对立的前提作推理，得出的结论也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推理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你看，毛泽东对逻辑问题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相当专业的程度。他不仅读了相关的论文和著作，还形成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且能够用生动的例子来阐述这些见解。这就是从“普通”到“专门”的完整过程：先是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读一些通俗的介绍性文章;然后追踪学术讨论的前沿，读相关的专业论文;再然后找专家学者座谈交流，深化理解;最后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并能够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毛泽东晚年读自然科学书刊，也是遵循“先普通而后专门”的路径。1958年7月2日，他参观了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让工作人员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两本书都是展览上看到的通俗技术读物。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这天他就向工作人员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直到逝世前几年，视力很差了，他还非常用心地阅读一些印成大字本的自然科学书刊。从通俗入门，逐步深入，这是毛泽东学习新知识的一贯方法。
四、“三先三后”的内在逻辑
把“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这三条放在一起看，你会发现它们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论体系。
这三条分别对应着三个维度：
第一条“先博而后约”，讲的是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关系，是横向的拓展与纵向的深入之间的辩证法。
第二条“先中而后西”，讲的是本土知识和外来知识的关系，是立足点与视野面之间的辩证法。
第三条“先普通而后专门”，讲的是入门路径和专业研究的关系，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的辩证法。
三个维度构成了一个三维坐标系：广度与深度、本土与外来、通俗与专业。一个人读书治学，如果能把这三个维度都处理好，他的知识结构就是立体的、稳固的、有机的，而不是平面的、零散的、机械的。
更重要的是，这“三先三后”贯穿了一个共同的方法论原则，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近及远。这不是什么神秘的理论，而是符合人类认识规律的基本法则。
人认识事物，总是先接触大量的具体现象，然后才能抽象出一般规律;总是先了解自己身边的事物，然后才能推及远方;总是先从简单的、通俗的入手，然后才能掌握复杂的、专业的。毛泽东的“三先三后”，说到底，就是把这条认识论的基本法则应用到了读书学习上。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先”和“后”的关系。“先”不是“只”，“后”不是“不”。“先博而后约”，不是只要博不要约，也不是博完了再约、约的时候就不博了。实际上，毛泽东一生都在“博”和“约”之间来回切换：一段时间广泛涉猎，一段时间集中深入;深入一段之后，又带着新的问题去广泛涉猎。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线性过程。
同样，“先中而后西”也不是只读中国的书、不读西方的书。毛泽东读西方的书，数量相当大，种类相当多。但他是先有了中国的根基之后再去读西方的，所以读的时候有比较、有鉴别、有取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先普通而后专门”也不是只读通俗读物、不读专业著作。毛泽东在逻辑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等领域都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深度。但他是从通俗入门、逐步深入的，所以根基扎实、理解透彻。
这就是“三先三后”的精髓所在，它讲的不是“读什么”，而是“按什么顺序读”;不是“读多少”，而是“怎么读”。顺序对了，事半功倍;顺序错了，事倍功半。
五、今天我们向毛泽东学什么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但他留下的这套读书方法，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加珍贵。
我们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产生的信息量，比过去几百年还要多。一个人即使不吃不睡，也不可能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看完所有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读书、读什么书、按什么顺序读书，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毛泽东的“先博而后约”，教给我们的是，在信息泛滥的时代，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广泛接触各种知识，又要有定力、有选择，在关键领域深入下去。不能因为信息多就放弃“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也不能因为信息多就放弃“约”，永远浮在表面、浅尝辄止。
毛泽东的“先中而后西”，教给我们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既要放眼世界、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又要站稳脚跟、深植自己的文化根基。不能因为要“与国际接轨”就丢掉自己的传统，也不能因为要“弘扬传统”就拒绝外来的一切。先把自己的东西搞清楚，再去学别人的东西，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毛泽东的“先普通而后专门”，教给我们的是，在知识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既要尊重专业、追求深度，又要重视通俗、打好基础。不能因为专业门槛高就望而却步，也不能因为通俗读物浅显就瞧不起。从通俗入门，向专业迈进，这是一条被无数人证明了的有效路径。
说到底，毛泽东的“三先三后”，本质上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读书态度。它不故弄玄虚，不好高骛远，不迷信洋人，不轻视大众。它老老实实地按照人类认识的规律来安排读书的顺序，从广到深、从中到西、从浅到深。这种态度，比任何具体的读书技巧都更值得我们学习。
毛泽东一生读书十万册，但他从来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他读书，是为了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他读中国的历史典籍，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智慧、经验和教训。他读西方的政治经济著作，是为了借鉴别国的经验、避免别国的弯路。他读自然科学书刊，是为了了解自然、改造自然，让人民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这种“学以致用”的精神，是“三先三后”的灵魂所在。没有这个灵魂，方法再好也只是花架子。
最后，让我们回到1915年那个夏天。二十二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校园里，给友人写下那封信。信中的“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这十五个字，是一个青年学子对自己读书心得的总结。当时的他，大概不会想到，这十五个字会成为他一生读书治学的真实写照，更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还会有人从中汲取智慧、获得启发。
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好方法的力量，它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跨得过时代的鸿沟，能够照亮后来者的路。今天我们和毛主席学读书方法，学的不是教条，不是框框，而是一种精神、一种态度、一种智慧。把这种精神、态度和智慧学到手，用到自己的读书实践中去，才是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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