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链接：《知识点梳理007：“意识形态”（一，定义与历史）》
先从两个历史故事讲起：
今天是4月15日。九十九年整，以李济深为首的粤军保守派在蒋介石指使下悍然发动了广州“清党”，即臭名昭著的“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这场政变极其血腥残酷，杀害了两千余名党的优秀干部和进步青年。可是，作为这一次事变的主要刽子手——李济深，在十九年后的1946年，却主动发起并建立“民革”，不顾自身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进行斗争，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为社会主义中国建言献策，一雪前耻。无独有偶，蔡元培作为新文化运动思想舞台的搭建者，在1927年蒋发动反革命“清党”时，也曾站在蒋介石立场。然而在短短四年后的1931年，他便与鲁迅，宋庆龄等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一同悼念龙华惨案，坚决地反对蒋介石独裁了。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上看，蔡，李二人都来自于大资产阶级或者大地主阶级，他们本身也是较为保守的分子，按照许多人的庸俗唯物论讲——是“天生的反动派”，可是为什么短短几年，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便大相径庭，甚至成为了积极的进步分子呢?
我们知道：意识能够能动地指导社会实践，而个体的意识塑造又与其出身的环境(即“一定的经济基础”)息息相关——这也是意识形态表现出“阶级性”的原因。然而，正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而意识具有能动性，能够在社会实践中转变——即“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出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因此，意识形态不会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向正确的方向改变的，这也驳斥了庸俗唯物论的“天生的反动派”的观点。譬如我们刚刚讲过的李济深，蔡元培二先生，他们虽然出身于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家，但是在亲身经历过蒋介石独裁和日寇侵华，并接受到来自党和中国进步力量的进步意识形态灌输后，便转变了他们的思想，成为了拥护人民民主的斗士。
既然来自我们的“进步的灌输”能够让本是“敌人”的人感召成为朋友，那很显然，来自敌人的“反动的灌输”也可以把本该是“朋友”的人感染成为“敌人”。最好的例子，便是鲁迅先生的小说共同表现的“国民性的麻木”。比如在《药》中的经典场面：作为革命者的夏瑜牺牲了，而革命者所希望解放的对象——无产阶级的“看客”们，却将夏瑜视为异端，并将其“血”愚昧地作为治病的药。这就是“反动的灌输”感染我们的朋友的典型案例了。“人血能用来治病”“革命者都是土匪”这样一种话术，就是封建势力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而在长期经受这些意识形态灌输后，本该是最具有反抗性，受压迫最深的无产阶级，便主动反对起解放他们的人了。
正如列宁的论断：“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出自列宁《怎么办?》)中说的，正确而进步的意识形态灌输，不仅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意识形态的灌输——表现在宣传，论战，教育等方面——能够起到团结朋友的作用，也是社会革命的准备工作——法国大革命由启蒙运动而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新文化运动而来。这两次思想上的运动，都起到了“在意识形态上砸碎旧的反动意识形态，再构建一个新的进步意识形态”的作用。
对于当下的我国出现的所谓“多样化意识形态表达”现象——如“网左”“建制”“民族派”——等，本质上都是同样一套意识形态体系下的不同表现形态罢了。正如(一)开篇便开宗明义的那样，唯一能够判断意识形态差异的，是经济基础与阶级利益。在目前仍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的背景下，任何一套托词“大义”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在本质上都是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只是无产阶级会不幸为它们所干扰。而在新背景下建立并灌输一套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我们目前最紧迫，最核心的任务。
附件：周末的文章——系统性阐述了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在当代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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