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不是某些干部的作风问题，而是一套已经完成内化的反应机制：它最早不在机关里被习得，而在家庭——父亲是最小的官，儿子是最早的民。它的封建性不在穿袍服、行叩拜，而在“人对人的支配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位置”。当代人看似厌恶官僚主义，实际上多数人只是在等待轮到自己坐上那个位置——这就是它对当代个人的“指导”的完成形态：从被它支配，到渴望它、维护它、最终执行它。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中曾明确把官僚主义定义为“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周恩来等人在八大前后也都把官僚主义同“旧社会遗留”联系起来。可见关于几千年官本位思想的遗留，伟人们都有明确的定性。
笔者是在这种思想的家庭氛围里成长起来的，因为这种思想扎根于未被政治化的人民日常关系，属于历史的未被纠正的惯性思潮，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那么，官僚主义作风是如何对当代个人形成指导的呢?它的“指导”，又存在哪些可以言论的风格呢?
首先，压制性是官僚主义作风的本质特征之一。人们往往关注压制的暴力结果，却往往忽视其拒沟通化的隐秘起源。
在官本位的逻辑里，位置就是全部的理由。他们常常会拒绝解释，系统性沉默。因为一旦开口解释，就等于默认了对方拥有追问的资格;而承认追问资格，就等于承认自己的位置是可以被质询的。所以他们不解释，只重复指令，或者干脆回避。
在亲密的关系里，你可以见到一个有官本位思想的人，会本着“为了你好”的初衷，去对你进行管理，要求你按照他所指示的方向进行发展。他会压制人的成长个性，哪怕对方是他的儿子，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压制是在“纠偏”，是在修正不必要的棱角，是在修剪歪歪曲曲的树苗。他在这种思想的指引里，尤其在亲密关系之中，一旦握有权力，便会滋养“天大地大老子最大”的思想特征，因为他是“对的”，所以他有责任有权力有义务去“修剪”他所不认可的树苗。
他自己也是被指示的人——在单位里接收指示，在酒席上揣摩指示，一辈子极少有发布指示的机会。他不是权力的源头，他只是权力的传手，而亲密的关系，是唯一允许他扣一次球的地方。看清这一点，恨意会松动成别的东西：他不是在作恶，他是在执行。而这恰恰是这套系统最成功的地方——每一个受害者都在下一个辖区里等待成为它的执行者。
由于他的压制性作风，所以他会以命令性指令性的作风去处理问题，尤其是在他认为自己有权的关系里。如果他认为打能解决问题，他就会去打，并在打的过程，要求对方笑出来，不许哭。因为只要能解决问题，就是好的，百姓就应该是幸福的。
但压制性的完成态并不止于此，他遇到无法消化的质疑时，他会选择“注销”，而非“赢取”。到这一步，压制已经超越了“让人服从”，他要的是让人消失：从你的视野里消失，也从他的责任里消失。
问题在于，这种思想指导的作风无法解放他人，更无法教导他人自己解放自己，于是被管理者只能压抑委屈与不满，等待矛盾的量累积到一定境地产生冲突性爆发。
其次，我们可以看见：官僚主义作风的人，具有物质性与日常的去政治化风格。
一个官本位思想的人，在不握有权力的情况下，会本能的去政治化，认为这些方面与自己无有关系，改变不了日常的生活。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会认为阶级学说都是“狗屁”，是“虚妄而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不关心政治，就算关心政治，吸取的也只会是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这就是物质性的指导了。
这种作风，会导致个人唯实践论的认知生活，认为“把日子过好了”才是真理。
他们会说：“我们小时候哪有你们现在的条件?”
他们会说：“想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干嘛，把日子过好了才是生活的真谛。”
他们会说：“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注意：想过好日子，是正当的。使它不正当的，是只想过好日子，且为此而不顾惜舍去的部分。物质性是压制性的孪生兄弟：一个向上要权，一个向下装睡，合起来就是官本位的完整生态。
解剖完父亲，还必须解剖我自己——否则这篇文章就是不全面的，是不足以深刻反映思想在社会关系中一代代传承的。
我不可避免地学会了他的固执，与为了验证自己正确而与他人幼稚的争吵。这使笔者在幼时候与他人并不团结，吃尽了苦头。
在命令与压制里成长起来的笔者并没有成为他希冀的顺从而优秀的乖小孩，而是以斗争的姿态，像只炸毛的猫一样理解与批判这种思想作风，与这种思想斗争到底，并希冀着以这种方式理解父亲。无奈的是，由于思想路线的差异，直至今天，笔者也未能与父亲达成和解。可以料想到的是，笔者会一定程度的继承与时刻自我反省批判这种思想作风，并怀着又爱又恨的情感长期煎熬，直到在煎熬里成长为一独立自主的分子，为父亲养老送终。
父亲对我最大的“指导”，恰恰是让我在他身上认出了自己;而清扫的开始，是认出。
综上所述，压制性与物质性两大特征，构筑了封建残留中“官本位”的思想特征，并在一代代的遗留问题中，持续不懈的指导人的生活作风与思想认知。
这种思想不是无害的。它对生产的“促进”，靠的是压抑个性的服从与对矛盾的回避——这样的促进无法触及生产关系本身，因为生产关系的症结恰恰在于谁支配谁，而它是支配的熟练工。它在家庭里制造沉默的儿子，在社会上制造沉默的民众;沉默积累到量变的节点，爆发的从来不是理解，而是更大的压制，或者换一个名字的复制。
判断的标尺只有一把：矛盾降临时，这个人是慌张地军事压制，还是从容地政治交流;是掩盖问题，还是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官本位思想在这些时刻从不失手——它永远选择前者，因为它的全部智慧，就是从不把自己放到和人民平等的位置上。
如何做到不受这种封建残留的思想指导?
不喊口号，回到毛泽东的思想观与方法论：从群众路线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群众路线翻转进当代个人生活，就是“对下不官威、对上不依附，对人只平视”。在关系中出发，就是“积极促进个人的成长与解放，叫他人自己成为自己、自己领导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从现实出发，我们可以认识社会;
从社会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关系;
从关系出发，我们可以认识历史;
从历史出发，我们可以认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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