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年提出乡村振兴，到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副部级乡村振兴局，与各地市区县乡村振兴局的成立，已经三年有余了，然而各地在乡村振兴的探索说不要说模式，连主体是谁，都没有清楚和统一的认识，这不得不说，是个尴尬和值得深入思考是事情。
我们索性大胆的一问，乡村振兴到底是国家的一项战略还是各地用来涂脂抹粉的政绩？经历过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精准扶贫，改厕改污，村容村貌，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细枝末节被拿出来作为标准检查和过关。这些是不是乡村振兴？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是不是乡村振兴最急切和核心的内容，这恐怕要打个问号吧？
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五大目标，但五个振兴的路径是什么，需要各地去做探索。但探索之前，有没有把群众所需要的振兴目标与振兴主体弄清楚了？换一句通俗和老百姓最直白的话来确定乡村振兴的目标，那就是老百姓收入增加没有，幸福感提升了多少，只有以此相关的振兴才是真振兴，否则恐怕大多是假振兴。
我们党强调的群众路线，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那么我们各地执行的乡村振兴目标和项目，有多少是经过了从群众中收集而来，又反馈群众确认的？还是我们各地，各局口，各乡镇直接向领导一汇报就开始大干快上的？我们这样是来做乡村振兴，还是来做乡村政绩盆景？我们各地的工作考核，需不需要成绩，当然需要，但这样的成绩和人民满意有没有结合，结合度是多少？到底是人民满意还是村支书满意？是村支书满意还是领导干部满意？
中央在讲人民就是江山，可我们的执行和考核到底是以人民满意还是上级满意在考核和执行？我当然不赞成一棒子打在一个群体上，但我们是否应该为了改变而去探究下存在的合理性是什么，这个合理性改变的机制和条件是什么？我们各级领导，到底有没有魄力和决心，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中去坚持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我们基层的村两委到底是和百姓是两张皮，还是能够响应村民生产生活，甚至精神文化生活的组织和需要？
我们天天大会小会讲振兴，请问老百姓因为什么事情，增加了劳动收入？因为什么事情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增加收入，在原有的生产生活中的成本是否降低了？还是多了一些就业选择的机会？
如果我们的振兴，不能以机制形成和产业的协同，不能以产业的培育发展，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我们天天开会讲振兴，那就是一级一级向上骗；问题是你能骗到领导，你能骗到老百姓吗？这样的假振兴，还不如不做，做的结果就是进一步降低基层群众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度。
我们搞改革搞市场经济，搞了几十年，我们今天希望政治动员就能解决老百姓的参与问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搞经济动员，没有机制性的突破和承担力，要做出增量那也是很难得。这时候是考验乡村振兴一线总指挥们，对于乡村振兴这样的国家战略做道路探索和尝试的时候，所有改革都有风险，所有改革都有困难，包括小平同志推动的市场化改革当年也是困难重重，如果不能够在思想意识上形成对于现有认知的突破，几乎不可能打开工作局面。某县书记说我们的乡镇和村干部已经丧失了我们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法宝，已经完全行政化了，我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机制就是向下执行，不是向下负责，又从财务和人士上完全掌控，且今天的群众已经不是当年的毛时代，靠政治动员就可以形成一股合力，今天的动员必须政治动员和经济动员相结合，不然就是水过地皮干，你动员你的，他配合你走个过场，该怎么干怎么干。
今天广大的农村地区，能走的都快走了，除了山水田林湖草沙（貌似沙子也被卖走了，水面也被污染了），但是走进城市未必意味着可以在城市安居和生活，尤其是面对未来不确定的国环境。如果我们不能够以机制化的设计和运营，突破个体农户对于资源的分割，不能以组织化的方式链接农户导入市场，我们就无法在原有分散权属下去做出农村改革的增量。
如果我们不走农村组织化的路径，去统筹资源和属地产业发展，我们就很难增加农户和产业收益，更难以去做到乡村资源的价值化产生资产增值的收益。
在泌阳县与县领导沟通中，我明确提出，如果以集体经济去做属地人（劳动）财（财政政策）物的组织化，参与产业链的协同和产业竞争，会大幅提升属地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我们在工作方法论上称之为，组织化支撑产业加。
以组织化支撑产业加的做法，会更加快速的推动属地产业链和产业聚集的形成。这是未来县域以自己属地特色产业为依托，形成行业竞争力的最优做法。
乡村振兴，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乡镇书记是冲锋队队长，如果我们不优先解决思路问题，不解决路径问题，在这场战役中我们会造成大量粮草和前线士兵的损耗，而结果却离我们很远。
李伟峰 国仁乡村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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