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怎么死的？
热死的。
不是抽象意义上的“热”，不是空调外机运转时那种“热浪逼人”的矫情感受，而是七月炙铁，闷屋封窗，三架风扇对着猫吹，吹出一个活人真真切切地——热死了。
死在一间钉死窗户的铁皮屋子里，屋子只有一床一灶，一盏灯泡，一地猫毛。空调？空调是给行政楼装的，给会议厅装的，给“欢迎新生”用的，不是给像他这种“非正式编制人员”用的。
猫碗是空的，碗底亮得像玻璃弹珠，几只猫围着碗团团转。三花猫眼角糊着脓，像是哭了又哭。那猫他还想带去瞧医生，可惜“得空”的人，却没有钱。
可笑吗？
你以为这是个流浪汉的故事。不是。他是这学校的宿管大爷，叫张师傅。活了大半辈子，窝在校门口一个铁皮屋里——别人出国深造，他在门口守夜；别人拿奖学金写论文，他抬头点头收快递。别人毕业走了，光鲜亮丽地和未来握手，他留下来收拾人间冷暖，和猫相依为命。
他是某种意义上的“遗民”，一个被抛在现代化背影之后的人。他的死，不是某天突然的，而是漫长而沉默的。他在慢慢地被耗尽。他的汗，一天比一天多，他的饭，一天比一天少。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轻，他的屋子，一天比一天热。
我亲眼见过他煮挂面。
白水滚着，他撩起衣角擦汗，说：“面条顶饱。”锅里是热水浮着几点油星，猫在他脚边叫，他说：“等我发了工资，就带它去看大夫。”可是那张被拖欠八个月的工资单，如今成了他遗书的背景板。
你说这像不像《老人与海》，一个人苦斗世界，最后什么也没留下？
不像。《老人与海》还有点浪漫。
这更像是一块抹布，擦干净了别人的桌面，然后被扔进了角落，没来得及扔进垃圾桶就发了霉。
“仁爱精神”？哈，我还记得毕业典礼上，校长那声情并茂的讲话，冷气里飘着红绸，温情脉脉地讲人文关怀。我在屋外听直播，脚踝被行政楼门缝里溢出的冷气咬了一口。蛇一样的冷气，阴森森地舔着人的肉。这蛇，吃的是谁的血肉换来的“仁爱”？
人不能这么死。
不是因为他姓张、不是因为他养猫、不是因为他住在铁皮屋，而是因为他是人，是活生生的劳动者。
是这个社会运行的无声齿轮，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背后的“沉默成本”。
他死了，但不是“老死”，不是“病死”，不是“意外”——是被热死的，是被“安排”死的。
那是什么在安排？
一个把人分三六九等、把劳动分主次尊卑的逻辑——资本逻辑。
是那种把“人”当成“工具”的制度性冷漠，是“劳动”沦为“雇佣”的必然后果，是你在干活，别人在决定你是不是值得活。
我们总说“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可到了他这，就成了一句烫嘴的废话。“宝贵”只留给PPT，冷却的尸体留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是讲给什么“高层听”的，是讲给我们这些人听的——讲给老张听的，讲给所有像老张一样靠双手、靠汗水、靠不讨人喜欢的劳作维系着这世道的人听的。
但如今，我们有多少“服务”是虚伪的，有多少“人民”早已变成“消费者”、“客户”、“数据”、“流量”？
老张在。他不说话，但他的死在说话。
他的死，是对“制度冷漠”的一记耳光，是对“温情脉脉”遮羞布的猛然撕裂，是对劳动尊严的凄厉叩问——难道一个人必须死了，才值得被记起吗？
有人说：“他只是个宿管。”
可马克思讲得很清楚：不是人的身份决定人的价值，而是人的劳动决定一切价值。
是他打开门、关灯、送钥匙、登记表格，是他扫厕所、理垃圾、忍受咒骂，是他在夜里巡楼，在烈日下发通知——是他构成了“大学”的一部分，是他让这个机器的齿轮少了点卡顿。他，是构成人类社会最根本力量的一员——劳动者。
如果我们连这样的劳动者都不配拥有一间通风的屋子，一碗能吃饱的饭，一个能兑现的工资单——那我们到底是在建设文明，还是在倒退成“披着现代皮的剥削社会”？！
你可能不觉得老张重要。
你可能觉得你“将来是去当白领的”、“不会沦落到宿管”，但亲爱的同志们，剥削从不挑人，冷漠也不分你我
今天你是路过的，明天你可能就是那被围观的。
这不是个“个体悲剧”。
这是一场集体失语。这是社会在逐渐忘记：劳动者不是工具，不是附属品，不是被熬死、热死、拖死的边角料。
我们要记得这件事，不是为了发几条感慨，不是为了写一篇文章，而是为了在未来再有人说：“食堂贵哩”，我们能答应：“那我们一起去争！”
为了有一天，那些被冷风灌脚踝的日子，那些铁皮屋的夏天，那些眼睛里糊着脓的猫，都变成遥远记忆。
为了有一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体面生活——不是靠谁施舍，而是靠他们本该拥有的那一份。
他是老张。他的死，不是终点。是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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