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看几个新闻，给大家搓一个丝滑小连招。
第一则新闻，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点剑团队，12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基于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项目，
得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结论——男性每增加一个子女死亡风险降低4%，女性生育3~4个孩子死亡风险最低。
只能说科学真是要与时俱进，因为前两年还说的是，生两个最有利于长寿。
这也太亮眼前瞻了，教研的钱都花在这些地方了？
进一步研究发现：无子女者面临更高的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风险，患有慢性病的无子女男性和女性死亡风险分别比有子女者高37%和27%。
但子女数量并非越多越好，女性每多生一个，乳腺癌风险降低18%，但胆石症风险增加4%。
从死亡率看，男性患者每多一个孩子，死亡风险降低4%。
而女性生育3到4个子女死亡风险最低。
这个研究，来自抽样，基于51万余名30~79岁中国成人数据。
数据是真的我绝对认可，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就是之前多年中国实行普遍的计划生育，多数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他们哪里找的同等数量规模同等条件的对比样本?
另外一个自然而然的疑问是：
这种“生育带来长寿”的关联，其箭头指向真的是单向的吗?有没有可能，是健康状况这个“因”，同时影响了“生育数量”和“寿命”这两个“果”?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有能力、有条件生育并抚养三四个孩子的女性，她的身体机能和健康基础，在育龄阶段大概率是相当不错的。
毕竟，对于健康状况不佳的女性而言，每一次生育都可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因此，不是生育让她们变得更健康长寿，而很可能是她们本就拥有更健康长寿的潜质，这种潜质让她们有能力去生育更多的孩子。
这就形成了一种“幸存者偏差”——研究观察到的，可能恰恰是那些身体足够好，才能生养多个孩子的群体。
将相关性误读为因果性，是解读数据时最容易掉入的陷阱。
同样的数据，通过不同的视角解读，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并非啥不可能的事。
古代人不熬夜玩手机，平均寿命30+;现代人经常熬夜玩手机，平均寿命70+，
所以得出结论，熬夜玩手机有助于延长寿命?
家里有劳斯莱斯的人普遍平均寿命更高，猝死在工位上的概率更低，所以劳斯莱斯可以延年益寿?
相关性和因果性是两码事，混淆这两个东西的结论一律当做乐子看待就行。
我想说的是，一项严谨的科学研究，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被简化、标签化，从而引发误读。
原论文完全不涉及亲子鉴定
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关于生育的讨论都异常敏感。
这类研究结论的出现和传播，它究竟是在陈述一个客观的科学发现，还是在不经意间，迎合了某种社会期望，变成了一篇服务于特定议题的“说明文”?
我想，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审慎的质疑，或许比轻易接受任何结论都更为重要。
第二则新闻是避孕药品和用具可能要涨价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其实，所谓“避孕药品和用具”，前几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别名，叫做计生用品。
顾名思义，是因为其核心使命是服务于“计划生育”这项国策。
因此，过去的增值税免税政策，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层面的补贴，意在鼓励和普及使用，以确保人口控制目标的顺利达成。
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常常是被动地参与宣传，甚至是无可奈何地接受安排。
然而，时代终究是不同了。
当年的“被动”早已被今天的“主动”所取代。
主动避孕、自主选择生育与否，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为了“控制”而设的免税政策，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极力呼吁提振生育率的大环境下，继续用财政的钱去补贴一种与大方向相悖的行为，逻辑上确实说不通了。
所以，取消免税，恢复征税，是政策的必然转向，也是鼓励生育这盘大棋中的一步明棋。
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一步。
哪怕只是微小的价格提升，对财政收入是正向的;
而如果真有人因此放弃使用，或许还能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怀孕增量，对人口目标同样是正向的。这谈不上是雪中送炭，但确实是一种姿态和导向。
然而，当我们把视角从宏观的政策转向微观的市场时，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主打“持久”的产品，在市场上却率先显露出了“疲软”的迹象。
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对比：
中国市场避孕套的销售额去年是156亿人民币，同比下降17%，相较2019年的高点，更是萎缩了1/4以上;
同期中国市场情趣用品的销售额增长却高到离谱，每年稳定增长15%，去年交易额接近2000亿人民币，比起2019年翻了个倍。
如果单看避孕套销量的下滑，我们或许会轻易得出“当代人性萧条”的结论。
但两组数据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欲望其实并未消散，只是满足它的方式，正悄然从两个人转向一个人。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年轻人不愿结婚的性质，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感觉，以2022年为界，初婚人数下降的逻辑已然不同。
在此之前，年轻人不结婚的核心矛盾，更多是“结不起”。
由房价飙升和教育内卷共同催生的巨额婚育成本，如同一座座大山，沉重地压在每一个普通家庭的身上。这是一种源于外部巨大压力的被动选择，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是一种源于外部成本压力的被动选择。
而2022年之后，矛盾的核心正转向“不想结”。
近两年，资产价格有所回落(比较委婉的说法)，部分教育资源也不再那么紧俏，但年轻人对婚姻的热情却丝毫未见回暖，甚至在去年创下了十年来的最大跌幅。
这说明，在经济增速放缓和对未来预期转弱的大背景下，曾经被视为客观障碍的外部问题，已经内化为一种主观意愿上的不愿意。
不是不能，而是不想。
因为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更无法说服一个从心底里就不想上路的人。
以后会怎么样呢?
那当然是以后再说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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