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生育率已经低到了0.733。
2025年，香港全年出生3.11万人，比上一年少了15.4%。
到了2025年中至2026年中这一年，出生人数又降到了2.97万，创下了自1960年代有记录以来最低。
对于一座75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确实已经低得很难回避了。
于是，中原集团创办人施永青最近开始打起了避孕套的主意。
他的办法相当直接。
他提议让政府要求避孕套生产商在市场供应中掺入一定比例的不合格产品，让其中一部分发生渗漏。
生育率太低，就提高次品比例;以后生得多了，再把比例降下来。
注意，这般天才的建议可不是我胡诌，是他自己正儿八经写进了香港《am730》的专栏里。
标题就叫《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的主因》。
这话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以为他只是故意讲一句离谱的话博眼球。
不过几天以后的今天，施永青又写文章回应。
他说知道这个建议会招来骂声，也承认现实中很难实行，但基本判断没有改变。
在他看来，现代人的性生活并没有明显减少，生育率之所以一路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避孕变得太容易，避孕成功以后，人可以享受性生活，又不用承担生育的后果。
其实这并非他首次提出此类争议观点，早在2021年，他就曾提出，一个人可以等到生育两个孩子以后，才有权使用避孕产品，当时同样引发广泛批评。
把他前后几篇文章连起来看，可以发现地产大佬的这套说法其实挺完整的。
施永青前面已经承认，现代人生孩子的成本非常高。
女人生孩子可能影响职业，家庭要承担住房、教育、照顾孩子等一长串支出，靠政府发一点补贴，很难补平这些成本。
但是他随后又谈到个人主义，认为生育不能完全交给个人选择。
施永青在专栏中声称，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不是人们减少性行为，而是避孕套让人们可以低成本规避“生育后果”，甚至称“违背伦理的措施为扭转低生育率是必要的”。
怎么一股子当年jjsy的味啊。
而既然降低生育成本太贵，靠补贴也未必管用，最后便走到了避孕套这一步。
绕过选择，确实省事。
可惜香港自己的数据，首先就和“避孕太成功导致低生育”这套解释对不太上。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每五年都会做一次大型调查。
已婚或同居夫妇平均每月性生活次数，2012年还有4.3次，2017年降到3.7次，2022年只剩3.1次。
避孕也没有越来越严密。
每次性生活都会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性，2012年占74.8%，2017年降到66.7%，2022年又降到57.3%。
把男用安全套作为主要避孕方式的比例，也从2017年的79.8%降到了75.1%。可靠性更低的体外射精，反倒从1.6%升到了8.5%。
性生活少了，次次避孕的人也少了，香港的孩子依然越来越少。
这些调查当然解释不了香港全部的生育变化，但至少很难支持一个过于简单的故事：
大家性生活照旧，只是避孕套太好用了，所以孩子没了。
同一份调查里，还有一组数字可能离现实更近。
2022年，香港已婚或同居女性平均实际子女数只有0.9个，平均理想子女数却还有1.5个。
接近一半受访男女依然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想生或者再生一个孩子的女性，也从2017年的15.3%回升到了22%。
这个0.9和1.5之间，差着很多现实生活。
有些家庭本来想要两个，最后停在一个;
有人想要一个，几年拖下来还是没有。
房子、收入、工作、托育、照顾孩子需要付出的时间，以及女性生育以后可能面对的职业变化，都会一点点挤压原来的计划。
年轻人的情况又不完全一样。
香港另一项针对18至27岁青年的调查里，理想子女数本身已经降得很低。
有人担心养孩子太贵，有人觉得责任太重，也有人很明确地喜欢没有孩子的生活。
所以今天的低生育率里面，本来就混着两群完全不同的人。
一群人想生，只是现实条件没有让他们生到自己原本想要的数量。
另一群人已经降低了生育意愿，甚至根本没有生孩子的打算。
对前一群人，住房、托育、工作保障、医疗和经济支持或许还能起作用。
到了后一群人那里，施永青给出的办法简单多了。
让避孕套漏一点。
先不说这个方法到底管不管用吧，一个基本的常识是，避孕套这种东西，它承担的工作不只有拦住精子。
世界卫生组织把安全套称为目前唯一能够同时预防意外怀孕、HIV以及大多数性传播感染的避孕方法。
它靠完整的物理屏障减少体液、黏膜和感染性分泌物之间的接触。
如果政府有意让一部分产品失去这种完整性，放过去的风险当然不会只停在精子这里。
HIV、淋病、衣原体等感染，本来就在依靠这层屏障降低传播风险。
梅毒、HPV、生殖器疱疹这类疾病由于还可能通过安全套没有覆盖的皮肤传播，即使正确使用安全套也无法提供百分之百的保护。
已有的防线尚且不完美，再主动往上面打几个洞，很难说是什么高明的人口政策，我估计公共卫生部门恐怕要先忙起来。
就算是只算生孩子这一本账，其实背后逻辑也有很大问题。
另外一个基本常识是，避孕失败以后得到的是一次怀孕，并不会自动多出一个新生儿。
现代医学还有药物和手术等终止妊娠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大约六成意外怀孕最终以人工流产结束。
中国的数据更加是奇观。
一篇援引《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的研究显示，2022年我国人工流产约967.2万例;同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年出生人口是956万。
这还只是各级医疗机构上报的手术统计数，可能还有些没统计到。
两组数字的统计口径并不一样，当然不能直接拿来算比例。
但有一件事已经足够直观了，那就是让一个人意外怀孕，和最后多出一个新生儿，完全是两码事。
更何况人工流产本身也不是没有成本。
一次原本计划之外的怀孕，可能意味着吃药、手术、身体恢复、心理压力以及两个人之间一连串新的决定。
最后承担这些东西的人，依旧是那个具体的女性和家庭。
那么问题其实又绕回来了。
一个已经知道生孩子很贵，也知道补贴未必能把年轻人劝回来的人，为什么最后会想到去改造避孕套?
往好里理解，是他太着急了。
香港生育率掉到0.733，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劳动力、消费、楼市、养老，全都要重新算账。
施永青又刚好是做地产起家的，对“人变少以后会发生什么”，可能比很多人都更敏感一点。
房子总得有人住，商场总得有人逛，企业总得有人干活，养老金也得有人继续往里面交钱。
一套现代社会的资产和制度，表面上看值多少钱，最后还是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
人口少了，很多原来看起来很稳的东西，慢慢都会变得没那么稳了。
站在这个角度看，给避孕套扎点洞洞，好像又没那么莫名其妙了。
真正让人感到害怕的，是一个有钱、有名望、有公共话语权的人，可以如此自然地把“一个人愿不愿意怀孕、愿不愿意生孩子”，放到人口、经济和社会运行这些宏大目标的后面。
今天只是有人在专栏里这么想。
可哪一天，这套想法真的进入政策讨论，问题就不再是一只避孕套合不合格了。
当人口开始被当成一种必须补足的资源，个人就很容易从“一个有选择的人”，慢慢变成“一个应该完成生育任务的人”。
到那一步，避孕套挡住的当然不只是精子。
它挡住的，是别人替你安排人生的那只手。
咱就是说，飞机一定要能飞，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避孕套一定要能避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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