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日本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北京。
在中央音乐学院，他听一名17岁的女生拉二胡独奏。听着听着，他掩面而泣。
一曲终了，他竟从椅子上跪了下去。旁边的人吓了一跳，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赶紧去扶。
他婉言谢绝，流着泪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
这首曲子，就是世界著名的《二泉映月》，是民国一个瞎子，用一把破二胡拉出来的。
可今天很多人讲这个故事，讲着讲着就讲歪了。
第一种说法：“民国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是个出大家的年代。你看，《二泉映月》多好歌曲，现在就出不来。”
第二种说法：有人听完《二泉映月》，长叹一句“感谢苦难，苦难出艺术，没有那些苦难就没有《二泉映月》。”
这两句话单独听都像感慨，合在一起，就滑向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拿阿炳的血，给旧社会发奖状。 好像那个时代虽然黑暗，但也“成全”了艺术;好像苦难虽然残忍，但也“值得”。
阿炳了不起，了不起在他被旧社会往死里碾，还能从琴弦里拉出人的尊严。我们赞美的是阿炳没被碾碎的那口气，不是碾碎他的那台机器。
下面讲阿炳这一辈子，你就明白这台机器是怎么转的。
一、他本来离“体面”很近
阿炳不叫阿炳，叫华彦钧。1893年生在无锡。父亲华清和是雷尊殿的当家道士，按道规不能娶妻;母亲是当地秦家的一位寡妇。一个道士和一个寡妇生下的孩子，从小叫自己的父亲“师傅”，不能叫爹。这道裂痕，从他出生就刻在身上。
阿炳唯一照片
但父亲给了他另一样东西：音乐。华清和精通道教音律，对阿炳的训练近乎残酷。练笛子，笛尾挂铁秤砣，吹到手臂发抖;拉二胡，磨破掌心，血混着松香结痂又裂开。到十二三岁，阿炳已经能熟练演奏鼓、笛、二胡、琵琶;十七岁随父外出做法事，一表人才，一副好嗓子，无锡人称“小天师”。
二、父亲一死，算计就来了
1918年，华清和去世。25岁的阿炳和堂兄华伯阳共同接掌雷尊殿。雷尊殿地处无锡旧城中心，香火很旺。一位道长回忆，雷尊殿一季的香油钱收入，“如果正常开支，可以应付两年的生活”。
钱一多，人就会变。父亲在世时压着他的那股力量消失了。阿炳开始赌博、抽鸦片、逛窑子，身边围上来一群“朋友”，恭维他、捧他，他出手大方，很快就把道观的钱当流水一样花出去。
但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富家子堕落”的故事。有记载明确指向一个更冷的东西：当地一个浴室老板看中了阿炳手上的田产，引诱他吃上了鸦片。而堂兄华伯阳，也并非旁观者。多处材料指向同一个方向——堂兄“心怀鬼胎”，有意引导阿炳走上吃喝嫖赌的歧路，目的就是等他烂掉。
阿炳烂掉了。他染上梅毒，在当时没有青霉素的年代，病毒一点点侵蚀他的眼睛。先是一只，后来是另一只。1927年前后，阿炳双目失明。
一个瞎子，当不了道士。法事做不了，道观也待不下去了。堂兄趁机夺走雷尊殿的财产，把双目失明的阿炳赶出了门。 那天他离开道观，没带经书，只背了一把二胡。
从“小天师”到街头瞎子，中间隔着的，是十年放纵，和一个精心等待他烂掉的堂兄。
三、时代的碾子，不止碾了他一个人
阿炳的落魄，当然有他自己的原因。但如果只看到“他咎由自取”，就漏掉了更沉的东西。
这就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不是阿炳一个人不争气。鸦片馆、赌场、娼妓、帮会、高利贷、田产算计，是一整套吃人的东西，同时往下拽他。
那时候，抽大烟抽到家破人亡的有，被卖进娼门无路可走的有，被剥削到骨头缝里还不敢吭声的更有。残疾人被当成累赘扔掉的有，瞎子被亲堂兄夺了产赶出门的，也不止阿炳一个。
那不是个人的堕落，那是一个社会烂到根子上的气味，是衰败、阴暗、欲望和剥削搅在一起，把很多人一起往下拖。
阿炳不是一个人掉下去的，他是被那个烂到根子上的社会一起往下拽的。
四、街头的二十年，才是真正的“童子功”
阿炳不是普通的乞丐。杨荫浏后来在《阿炳小传》里写得很清楚：他靠演奏维持生活，但“从来没有做出向世人乞讨的样子。叫他演奏他才演奏，人家给他报酬，他并不道谢，不争多嫌少。即使不给他钱，他也一样高兴地奏唱”。
阿炳去世一个月后，妻子董催弟也去世。
但他的日子是真正的赤贫。一个叫董催弟的寡妇跟了他，每天牵着他的长衫衣角，引他走街串巷。无锡人熟悉那个画面：一个戴断腿墨镜的瘦男人，背着琵琶、二胡，被一个女人牵着，在崇安寺、惠山脚下拉琴，说唱新闻。卖艺一天，仍不得温饱。
《二泉映月》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它原来没有名字，阿炳自己叫它《依心曲》——“依心”在无锡话里是“随心”的意思，他想怎么拉就怎么拉，长短、快慢、情绪，全看当天的心境和场子。
杨荫浏问他平常在哪儿拉，他说惠山亭子上，脚底下就是“天下第二泉”。曲子里的东西，不是“创作”出来的，是一个瞎子用二十年的饥饿、寒冷、白眼、咳嗽和烟瘾，一句一句从琴弦里挤出来的。
甚至他的“技术”也是被苦难重新锻造过的。为了在嘈杂的街头让琴声立得住，他用的是粗一级的老弦和中弦，弦绷得紧硬，按弦需要极大的指力，几个手指面上全是厚茧。他的音色“又糯又甜，甜而不腻”，在崇安寺的喧闹里压得住一切杂音。那不是琴房里练出来的漂亮声音，是用命换来的声音。
但我们必须把话说清楚：我们心疼的是阿炳，不是心疼那台碾他的机器。他拉得好，是因为他有道观里打下的童子功，有街头二十年的磨砺，有不肯彻底趴下的那口气。不是因为他活该被鸦片毁掉，不是因为他活该被堂兄算计，不是因为他活该双目失明、流落街头。
五、苦难长出了《二泉映月》，不代表苦难是对的
“苦难出艺术”——苦难确实可能是这支曲子发生的条件，但“条件”不等于“功劳”，更不等于“正当”。不能因为伤口上长出了一朵花，就说那把刀是对的。
我们听《二泉映月》，听到的是一个瞎子用命换来的声音，不是一个旧社会颁发的奖状。
阿炳的了不起，恰恰在于他被鸦片、梅毒、算计、贫穷和白眼一起往下拽，却还能从琴弦里拉出人的尊严。
我们珍惜这支曲子，同情阿炳这个人，批判那个把他变成“鬼”的社会——这三件事不矛盾。
真正该感谢的，不是苦难，是阿炳没有彻底被苦难吃掉;不是旧社会，是后来有人坐下来，认认真真把他的声音录了下来。如果那个社会能少一个被堂兄算计的瞎子，少一个被鸦片毁掉的家庭，少一个被卖进娼门的女人，少一个被当成累赘扔掉的残疾人，哪怕少一首《二泉映月》，我们也应该选择少一点苦难。因为艺术是为人服务的。人的幸福，高于艺术;艺术再伟大，也不能替苦难开脱。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社会首先就是把这些烂根子拔掉：禁烟、禁娼、收容改造游民、救济失业艺人，把被旧社会当成鬼的人，重新扶起来当人看。
好在阿炳赶上了新中国，他最后那点声音被录下来、被整理、被留下，这本身就是“把鬼当人看”的开始——一个街头瞎子拉了一辈子的曲子，终于有人坐下来，认认真真听完了。
五、1950年：他等到了被看见，没等到被治好
1950年夏天，杨荫浏带着钢丝录音机到无锡找到阿炳。阿炳已经三年没怎么正经操琴了，肺病把他折磨得整夜咳喘，烟瘾发作时手抖得握不稳弓。
但那天晚上，他硬撑着坐直身子，拉了一首没有名字的曲子。拉完，杨荫浏问他这曲子叫什么，阿炳说叫《二泉印月》。杨荫浏建议把“印”改成“映”，无锡有个映山湖。阿炳点点头。《二泉映月》，就这样有了名字。
那次录音，录了六首曲子。阿炳原本答应，等身体好一点，再录一次。杨荫浏也打算下次假期再来。但阿炳没有“下一次”了。
1950年12月4日，阿炳吐血而死，终年57岁。他没能听到那张唱片出版。他留下的三首二胡曲、三首琵琶曲，只是他一生创作的极小一部分。据说他会拉的、能拉的曲子有几百首，说唱新闻的唱词更是无数，全部随着那口血，埋进了无锡西郊的土里。
所以，别感谢苦难。
苦难没有成全阿炳，苦难差点吃掉阿炳。真正成全他的，是那点没被吃掉的人味，是那把没被砸掉的二胡，是1950年终于有人坐下来，认认真真听一个瞎子拉完了曲子。
《二泉映月》是证词，不是奖状。 它证明一个人可以在烂泥里守住最后一点声音;它不证明那摊烂泥是对的。
他本不是鬼，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阿炳用一把二胡，证明，鬼也能拉出人的声音。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