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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印尼当局推动的新史书编纂计划受到很多印尼有识之士的批评。印尼左翼学者、妇女权益支持者、社会运动人士伊塔·纳迪亚(Ita Fatia Nadia)由于持续以出版、流动展览的方式为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中被杀害的华人及遭受性暴力的华人女性发声、抗议新史书草案对妇女历史的抹杀，近日多次遭到匿名恐吓，生命安全受到威胁！
1965年，即万隆会议后的10年，印尼风云突变，为召开万隆会议、促进亚非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被迫下台。1965-1966年，印尼军事集团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反共大屠杀，造成50多万人死亡，无数人遭到监禁。伊塔的父亲就是在1965年印尼反共屠杀中失踪，她的丈夫Hersri被流放Buru岛，系狱十年，遭受酷刑折磨，身体健康严重受损。
此后，军事独裁者苏哈托总统建立“新秩序”，统治印尼20多年，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印尼的经济政治危机，他于当年5月21日被迫下台。然而下台前，为转移深陷危机中的印尼民众情绪，苏哈托默许了1998年5月13日-15日震惊世界的排华暴乱，导致2000多名华人被屠杀，数百名华人妇女被强暴。然而，印尼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希尔玛·法里德(Hilmar Farid)则指出，“印尼的后殖民历史往往被描述为一连串平稳、有序的社会转型过程。”
真相不容篡改！像伊塔这样有良知的、坚持探究历史真相的社会运动者们，最近都在勇敢地抵制印尼官方篡改历史的行为。今年是“万隆会议”七十周年，但与苏哈托深有瓜葛的印尼当局对此却“冷处理”，并没有大规模的官方纪念活动。
本号翻译这篇文章，一方面是作为对伊塔等正义事业的支持；另一方面，了解东南亚近邻印尼的历史与现状，也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的历史书写，及进一步思考当代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构建进步的国际主义团结。
作者｜肯·M.P.·塞提亚万，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印尼研究系高级讲师
翻译 | 侯静
法德里·宗牵头修改印尼通史，声称将“积极”叙述
新秩序时期的历史 | 图片来源：Samudra Fak
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将迎来独立80周年纪念日。由总统普拉博沃·苏比安托(Prabowo Subianto)领导的印尼政府计划出版一套新的官方历史书。这一项目由文化部长法德里·宗(Fadli Zon)牵头，集结了来自多所大学的100多位历史学者参与。十卷本的历史书写将从直立人的时代写起，贯穿荷兰殖民历史到普拉博沃2024年当选总统。
法德里·宗表示，这套新历史书将纳入近期的历史发现，如苏拉威西(Sulawesi)岛上的洞穴壁画——这些壁画至少有5.1万年历史，被认为是已知智人最古老的叙事艺术品实例。此外，有关印尼殖民历史的一些普遍看法也将被更新，如将澄清印尼并非所有地区都被荷兰殖民统治350年。法德里强调，新历史书会采用“以印尼为中心”的叙事视角，旨在“重塑印尼身份”。
如果这些目标能够忠于史实，或许值得称赞。但这一项目已引发印尼学者和社会运动人士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担心其真正目的在于篡改印尼历史中的黑暗面，尤其是那些可能对普拉博沃不利的部分。
马祖基·达鲁斯曼(Marzuki Darusman)是著名人权活动家，曾于1999年至2001年担任印尼总检察长。他认为这一项目是一次危险的“操控历史”的尝试，指出政府的目的是建立单一历史视角，好为独裁统治开道。同样，著名历史学家阿斯非·瓦曼·亚当(Asvi Warman Adam)也表示，选择性地书写历史会被用来操纵历史叙述，以服务于执政者的利益，这套书就是“政治宣传”。女性主义历史学者和社会运动人士伊塔·纳迪亚(Ita Fatia Nadia)进一步指出，这部新史书边缘化了妇女，例如草案中删除了包括1928年印尼妇女大会在内的关键历史人物和事件，而该大会是印尼妇女政治组织与权利主张的重要标志。
其它被忽略的重要事件包括1955年万隆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建立，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政府版本的历史删掉了印尼当代历史中的若干关键事件。2023年前总统佐科承认的“新秩序时期”(New Order)十二起严重侵犯人权案件几乎未被提及。草案中也未讨论1997年金融危机及随后爆发的反苏哈托抗议活动，及“新秩序”政权的垮台。被问及历史事件的取舍标准时，法德里·宗回应称：“我们当然不可能详尽地书写全部历史，这十卷本只包括一些重点。”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草案未提及1998年5月的反华暴行和期间针对华人女性的性暴力，这进一步凸显了印尼华人与女性在历史叙述中持续被边缘化的状况。法德里·宗对此轻描淡写，甚至称有关性暴力的说法是“谣言”，声称：“从来没有什么证据，那只是个故事”。
暴徒每强奸一名华人妇女，就能得到2万盾（约合2.5美元）作为报酬。暴徒公开提出的口号是：宁愿让印尼倒退20年，也要把华人赶走 | 图片来源：网络
对关键历史事件的抹除对普拉博沃而言无疑是有利的。1997年和1998年，普拉博沃下令绑架多名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因此他被军方开除。尽管普拉博沃从未因这些罪行正式被起诉，但他的人权纪录一直是他及其支持者的心头大患。这项新的历史编纂工程助推了总统盟友清洗其历史罪行的机会——法德里·宗是公认的普拉博沃忠实支持者。篡改历史的时机也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相契合——年轻选民占印尼选民总数的56%，是普拉博沃2024年胜选的主要力量，而这代人对苏哈托政权种种暴行几乎毫无记忆。
出于政治目的而（重）写历史在印尼屡见不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官方历史就服务于国家建构；而在“新秩序”时期，历史编写和教育体系则被系统性地用来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灌输军国主义和反共价值观。尽管“新秩序”政权垮台后，人们对地方历史和被边缘化历史主体的书写投入了更多关注，但包括军方在内的强大政治力量依然对那些涉及“敏感”历史事件的新叙事进行干预，尤其是针对“新秩序”时期人权践踏的揭示与反思。
1998年5月14日，雅加达骚乱后，现场一片狼藉
图片来源：网络
新的官方历史的编纂引发了人们对印尼教育的担忧，被篡改的历史可能就此进入各级历史教材。尽管近几十年来印尼在教育方面已有显著进步，包括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入学率和识字率，但人们仍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表示担忧，尤其是他们对民主观念的认知严重不足。
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教育体系改革长期受阻于精英阶层，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扩大教育覆盖面以制造更大的劳动力市场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提高教育质量。围绕印尼新版官方历史书写的争议，凸显了政治精英操控历史叙事不受控制的权力，这不仅无助于提升教育质量，更无助于培养公众对国家历史的批判性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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