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1967年4月中旬，教员向党内高级干部推荐阅读《触龙说赵太后》，要求高级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子女。在修改讲话记录稿时，特意加写了这段话。
上述内容收录于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73页。
事实上，教员的担忧已然变成了某种事实。
如今，新无产阶级手里只掌握一点生产资料，甚至完全没有掌握生产资料，被迫沦为资本反复收割的对象。
我们以农民为例。
广大农民手里还有耕地和宅基地，掌握着一定的生产资料，暂时远离了饥饿的威胁。
但农民并没有脱离被资本收割的命运，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乡村基础教育日渐凋零，教育资源与城市地产深度捆绑。
农民为了给子女提供良好的基础教育，被迫进城按揭买房，只有光荣地当房奴，才能让子女接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
有人会说，现在农民很自由啊！既可以让孩子留在乡村上学，也可以让孩子进城读书，具有很大的选择权。
表面上看，农民子女还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力，既可以选择在户籍所在的乡镇学校就读，也可以通过购房在县城获得学位，解决子女教育问题。
实质上，农民子女已经失去公平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力。
因为好的教育资源都在向城市集中，比如优秀教师、教学设备、资金投入等教育资源都纷纷流入县城学校，导致乡村基础教育资源枯萎，教学质量不尽如意。
在城镇化之前，乡村和县城的基础教育差距并不明显，教师素质及其教学质量差距并不大，甚至很多乡镇学校胜过于县城学校。
在城镇化之后，教育资源与房地产深度捆绑之后，乡村教育和县城教育差距就越来越大，出现教育 “贫富分化”的现象。
当然，城镇化运动和房地产商业化，加快推动了城市现代化进程，极大改善了城市基础建设，让城市变得更加漂亮与便利。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城市建设问题，另一方面也贪婪收割广大农民，剥夺了农民子女教育的选择权。
以城市人口就业为例。
有些企业为了提高利润，不直接招聘基层员工，而是通过劳动外包的形式，合法绕开法律的监管，光明正大地压榨工人阶级。
时至今日，许多城市的底层劳动者，仍没享受过“五险一金”待遇，甚至连就业都不稳定，随时都面临着被裁员的风险。
如今，我们国家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工业制造产能越来越强，互联网智能化程度越来越深，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越来越高。
在繁荣昌盛、光明灿烂的背后，也倒映着一个巨大的阴暗面，那就是资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压缩生产成本，开始大量使用机器人和智能化设备，导致许多工人失去就业机会，出现大量的失业人口。
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资本把生产工厂纷纷外迁，在人工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建厂生产，大幅减少了国内就业机会，导致失业人口增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2024年末全国灵活就业人口约2.3亿人，失业人口约2415万人（因统计口径不同，数据可能存在出入）。
其中，失业人口不包括农民。
因为农民都分有土地，国家全部按就业人口计算。实际上，内陆大部分农民都是半失业状态，他们都要外出务工赚钱，才能养家糊口。近几年，由于基础建设放缓，机械化程度提高，很多农民都找不到苦力活干。
艾跃进教授曾犀利指出：“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保持大量的失业人口，从而可以任意剥削在岗工人权益，社会主义的中国绝对不能走这条路。”
经济危机时，资本主义通过大规模裁员，将危机转嫁给工人，导致社会失业率飙升，进一步扩大劳动力市场竞争，迫使在岗工人接受更苛刻条件，任由资本宰割与剥削。
只不过今天的资本家，比19世纪的资本家来得圆滑世故，通过各类慈善活动来掩盖自己的剥削，让人们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资本家关爱弱势群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并没有那么冷血残酷。
资本无孔不入，正在用各种方式收割新无产阶级，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住房，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被资本精细编制的网络所包裹。
确切地说，我们正面临着一场不流血的战争，新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的保卫战。
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枪林弹雨跑断腿，艰苦卓绝干革命，舍生忘死为大义，九死一生才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的初衷和夙愿，并不是为了培植红色贵族阶层，而是要解放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让中国摆脱封建殖民的黑暗历史，让中国人民获得自由平等，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繁荣富强。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激浊扬清，荡去滓秽。
国家要遏制不良资本的扩张，保护新无产阶级财产和权力，不能让革命先烈的鲜血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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