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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女权主义必须拥抱马克思主义?

马小哲 · 2025-07-17 · 来源:心聿思政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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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有女性CEO的世界,而是一个没有CEO的世界;不是一个让女性也能成为剥削者的世界,而是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

在我们的时代,女权主义似乎从未如此盛行。从好莱坞的平权宣言到社交媒体上的热门标签,从企业高管的“向前一步”到品牌广告中“独立女性”的形象塑造,“她力量”成了一个被反复书写、光鲜亮丽的符号。然而,在这片喧嚣之下,一个幽灵般的问题挥之不去:当“女权”可以被印在T恤上,被资本用作营销的蜜糖,被简化为少数精英女性成功攀登权力阶梯的励志故事时,这究竟是女性的真正解放,还是一个被精心打造的、更为精美的牢笼?

答案或许令人不安:如果脱离了对阶级与资本的深刻剖析,当代主流女权主义的道路,很可能通向的不是所有女性的普遍解放,而仅仅是巩固了一种让少数女性得以分享压迫红利的特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以一种近乎“冒犯”的姿态断言:女权主义,若要避免被“收编”的命运,若要实现其最彻底的承诺,就必须拥抱马克思主义。这种“必须”并非是要将女权主义矮化为马克思主义的附庸,而是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套不可或缺的、能够勘探到压迫根源的“透视镜”。主流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其核心诉求往往聚焦于反歧视、争夺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它的战场在议会、在法庭、在董事会。它的目标是“打破玻璃天花板”。这无疑是重要且必要的斗争,但它的局限性也恰在于此。它追问“为什么会议室里女性这么少?”,却很少追问“为什么清洁会议室的总是女性?”,更不会去颠覆那个会议室本身所代表的权力结构。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视野,常常被限制在与男性“平分蛋糕”的想象里,却忽略了蛋糕的制作过程本身就充满了剥削,而绝大多数女性,连同大多数男性一样,都远离那张分蛋糕的桌子。她们不是在向上攀爬,而是在底层挣扎。一个华尔街的女性高管成功打破了天花板,她的成功故事激动人心,但她的高薪与优渥生活,可能恰恰建立在由无数东南亚女工廉价劳动生产的商品之上,建立在由时薪微薄的家政女工为她打理家务、照顾孩子的基础之上。此刻,“姐妹情谊”(sisterhood)的普遍性神话便轰然破裂。阶级,如同一把锋利的刀,将女性这个群体瞬间切开。上层女性的“解放”,与底层女性的被剥削,可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量所在:它将我们的目光从性别的单一维度,引向了性别与阶级交织的复杂现实。它告诉我们,压迫并非仅仅源于“父权制”的文化观念或男性头脑中的偏见,它有着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回到历史的源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深刻地揭示,女性历史性的被征服,与私有制的出现是同步的。当生产资料可以被私人占有,财富需要被继承时,确认父系血缘的纯洁性变得至关重要,女性的身体和生育能力便被置于男性的严格控制之下,家庭成为了实现财产继承的经济单位。父权制,从一开始就与私有财产制度紧密捆绑。因此,一场只反父权、不反私有制的斗争,无异于只砍树枝,不动树根。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捆绑关系变得更为隐蔽和复杂。资本主义一方面将部分女性卷入社会化大生产,赋予她们经济独立的可能,这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另一方面,它又无比依赖一个看似属于“私人领域”的、无偿的再生产劳动体系。谁来承担生育、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料理家务这些维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工作?在资本主义的账本上,这些劳动是不可见的、没有价值的,但它却是整个剥削体系得以运转的基石。而承担这些无偿劳动的,绝大多数是女性。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个女性被鼓励在职场上像男人一样奋斗,同时又被期望在家庭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这种“双重负担”,正是资本主义父权制施加在大多数女性身上的无形枷锁。它制造了无数女性的“精神内耗”,让她们在事业与家庭的夹缝中疲于奔命。而自由主义女权所提供的“解药”——例如更完善的托育政策、更长的产假——虽然能起到缓和作用,但只要“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主要由单个家庭而非整个社会来承担的模式不变,这种负担就永远无法被根除。更危险的是资本主义强大的“收编”能力。它敏锐地嗅到了女权主义的商业潜力,并迅速将其改造为一种无害的、诱人的消费主义。解放不再是一场艰苦的集体斗争,而被置换为一种可以通过购买来获得的个人体验。“涂上这支口红,你就是大女主”“穿上这件衣服,活出你自己”。赋权(Empowerment)被等同于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女性的身体和欲望,在看似被赞美和解放的同时,被更深地卷入了商品的逻辑。反抗被驯化为时尚,政治诉求被消解为生活方式的选择。这是一种温柔的扼杀,它掏空了女权主义的革命内核,使其成为现有秩序的点缀,而非颠覆者。这就是为什么说,女权主义必须拥抱马克思主义。因为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来刺穿“普遍姐妹情谊”的虚伪面纱,去看见并团结那些在底层承受着性别与阶级双重压迫的、沉默的大多数。因为它需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来理解无偿的家务劳动如何支撑了整个剥削体系,从而将斗争的矛头从要求“更多帮助”,指向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维系人类生存的工作是无价的,而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劳动才是有价的?因为它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到父权制与私有制相生相伴的历史事实,从而明确,真正的解放不仅仅是获得与男性平等的进入这个不公正体系的权利,而是要彻底摧毁这个体系本身。

拥抱马克思主义,不是要取消女权主义的特殊性,恰恰相反,是为了让其变得更彻底、更具战斗力。这意味着,一场真正的女权主义运动,必然是一场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它的目标不应仅仅是让女性坐到餐桌旁,而是要掀翻这张不平等的餐桌。它所追求的,不是一个有女性CEO的世界,而是一个没有CEO的世界;不是一个让女性也能成为剥削者的世界,而是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这无疑是一条更艰难、更漫长的道路。它要求我们拒绝那些由消费主义提供的廉价糖衣,直面这个体系最残酷的真相。它呼唤的,是一种深刻的团结——不仅是女性之间的团结,更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团结。因为归根结底,无论是工厂里超时工作的男工,还是在家庭中进行无偿劳动的女工,他们都面对着同一个压迫性的根源。

当女权主义的呐喊,与全世界无产者的呐喊合流时,那将不再是寻求承认的低语,而是宣告一个新世界即将到来的雷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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