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剧”（Shuangju）作为一种流行的叙事模式，以其快节奏的冲突解决、善恶分明的角色设定、以及主角从压抑到逆袭的“打脸”情节，牢牢抓住了广大观众的注意力。我们为什么如此沉迷于这种“爽”感？如果超越了简单的“娱乐”或“解压”标签，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深入剖析，这种文化现象便不再仅仅是个人品味的选择，而是深刻地暴露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内在矛盾。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现代社会中个体所感受到的普遍焦虑与异化，同时，它也是一种精巧的意识形态工具，既提供了短暂的慰藉，也巧妙地巩固了现存的秩序。
要理解“爽剧”的流行，我们必须首先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基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是其所处时代经济形态（即生产方式）的反映。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普遍被卷入一个高度竞争、充满不确定性且日益“内卷”的体系中。马克思所描述的“异化”（Alienation）在今天呈现出更为复杂多样的形态。劳动者不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相异化，更在“996”的福报论、绩效考核的重压以及零工经济的不稳定性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无力感（powerlessness）。个体在庞大的社会机器面前，仿佛只是一个可被随时替换的齿轮，其主体性与尊严时常受到挑战。现实生活中的“不爽”——即面对权力、资本和既定规则时的压抑、挫败和无能为力——是普遍的、结构性的。
“爽剧”的“爽”，正是对这种现实“不爽”的直接回应和幻想式补偿。当剧中的主角，无论是职场新人、受气媳妇还是底层草根，面对不公的压迫（通常来自上司、富有的竞争者或腐朽的权贵）并最终以一种极其酣畅淋漓的方式予以反击时，观众获得了一种强烈的替代性满足。这种“爽”的本质，是一种被压抑的攻击性和主体性的虚拟释放。它提供了一个幻想的空间，让个体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掀桌子”的冲动得以安全地、合法地宣泄。然而，这种宣泄恰恰符合马克思对宗教“人民的鸦片”（Opiate of the masses）的批判性描述，只不过在世俗化的今天，大众文化产品，尤其是“爽剧”，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它是一种精神镇痛剂，其功能不是治愈疾病（即解决社会结构性问题），而是暂时缓解疼痛（即安抚个体的挫败感）。通过在虚拟世界中消费“爽感”，个体在心理上获得了暂时的平衡，从而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以便在第二天重新投入到那个让他们“不爽”的现实工作中去。因此，“爽剧”成为了维护现行体系运转的一种“心理润滑剂”，它释放了潜在的社会不满，使其不至于积累到威胁体系本身的程度。
进一步深入分析“爽剧”的叙事内核，我们会发现它虽然频繁地触及“阶级”议题——穷人对抗富人、平民挑战权贵——但它对阶级斗争的呈现是经过精心“阉割”和“扭曲”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阶级斗争，指向的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集体性抗争，其最终目标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然而，“爽剧”的叙事逻辑几乎总是导向个体化的解决方案。主角的胜利不是通过组织工会、发动集体罢工或推动制度变革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偶然获得超能力、被发现是隐藏的富二代、得到更高层权力（如皇帝）的垂青，或是凭借超凡的个人能力（通常是戏剧性夸大的）“卷”赢了所有人。最终，主角的“逆袭”往往不是推翻了那个压迫性的结构，而是成功地使自己进入了那个结构的顶端——从被剥削者变成了新的剥削者，或者至少是现有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这种“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叙事（或者更温和的“加入龙族”的叙事），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核心逻辑——个人奋斗和向上流动——的终极肯定。
这就是“爽剧”在意识形态层面最核心的功能：制造“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它巧妙地将结构性的、系统性的社会问题，转化为个人化的、道德性的问题。在“爽剧”的世界里，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在于个别的“坏老板”、“恶毒的竞争对手”或“贪腐的官员”。只要这些“坏人”被主角“打脸”并受到惩罚，系统本身似乎就恢复了公正和纯洁。观众的愤怒被引导向了具体的个体，而不是指向产生这些“坏人”的土壤——即那个鼓励无休止竞争和逐利的经济体系。这种叙事策略有效地阻止了观众形成真正的“阶级意识”，即认识到自身所处的不利地位是源于整个阶级的共同处境，而非个人命运不济或“不够努力”。同时，“爽剧”对“爽”的定义，也极大地受到了“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的侵蚀。主角逆袭的标志往往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豪宅、名车、奢侈品。观众的快感与这些商品的符号价值紧密相连，这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即人的价值等同于其占有的财富和消费能力。
最后，我们必须考察“爽剧”的生产方式。从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视角（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批评领域的重要延伸），“爽剧”是“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标准化产品。它不是自发的艺术表达，而是资本主导下，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被精心设计和批量制造的商品。其叙事公式、情节套路（“爽点”的设置）都经过了市场的精密计算，以确保最大程度地迎合观众的心理需求。这种高度的标准化和可复制性，使得“爽剧”的消费过程变得毫不费力。观众不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或批判性反思，只需要被动地接受情节的喂养。这种被动消费的状态，恰恰是文化工业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它消解了艺术的批判潜能，将观众塑造成温顺的消费者，而非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观众在消费“爽剧”时，表面上是在休闲，实际上是在完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另一个循环——在精神上被收编，为下一轮的物质生产做好准备。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之所以被“爽剧”吸引，绝非出于简单的娱乐需求。这种热爱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症候。它源自于资本主义体系下个体普遍的异化感和无力感，“爽剧”为此提供了一种即时、廉价且安全的精神鸦片。它在表面上呈现了阶级冲突，但通过将其转化为个人主义的成功神话，从而有效地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制造了虚假意识。作为文化工业的标准化产品，它在抚慰大众的同时，也消磨了大众的批判精神。因此，“爽剧”的流行，恰恰反证了我们所处时代的深刻矛盾：我们越是沉迷于虚拟的“爽”，或许就越是凸显了现实中结构性的“不爽”。对这种现象的真正超越，不在于生产出更“爽”的剧集，而在于敢于直面并尝试变革那些让我们集体“不爽”的现实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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