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陈云》一书（杨明伟著，现代出版社西元2015.1出版），叙述了陈云同志西元1976年以后直至去世为止，参与政治、经济、民生重大决策的事迹。
书中有关于在当年“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决策中陈云的重大作用的内容，很有史料价值。
书中记载：
西元1979年6月1日，陈云在与上海方面的负责人谈宝钢建设问题和经济工作时，谈到中国能否在今后二十年实现现代化，并将此联系到“人口爆炸”问题，严肃地指出：“不解决好人口问题， 将来不可收拾。”怎么“解决好人口问题”？陈云提出“计划生育限制人口”的五条措施：(一)大造舆论，要造三五年的舆论；(二)制定法令；(三)加强避孕药物、医疗工作；(四)实行优待政策，如招工就业首先安排独生子女等；(五)实行社会保险，解决“养儿防老”的问题。其中，在谈到“制定法令”这条措施时，陈云同志曾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要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但不这样，将来不得了。”
西元1980年6月14日，在审阅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报送的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汇报提纲等材料后，陈云回信再次强调自己对计划生育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至于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则属于第二位的问题。”陈云所讲的“由此而产生的一些问题”，是指当时一些人担心，如果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会导致将来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比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等等。陈云认为这些问题只“属于第二位”。
在上述回信的次日，陈云又给陈慕华写了一封信，明确要求：“限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要列入国家长期规划、五年计划、年度计划，这个问题同经济计划一样重要。关于这一点，我已与姚依林同志谈过，他是很同意这个意见的。”为了尽早让陈慕华看到这封信，陈云在信封上还专门注明“此件十五日送到”。
陈云的意见，对中央计划生育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元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强调“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一项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下来。当时公开发表的政策是“提倡只生一个”，但众所周知，实际执行时，是像陈云所说的那样“只准一个”。
当时包括陈云在内的决策者之所以确定“只生一个”的政策，主要是他们坚信我国当时面临“人口爆炸问题”，坚信这个问题将严重地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妨碍我国实现现代化。让他们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时我国的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用“现代控制论的方法”，对未来一百年中国人口发展趋势做了多种“测算”，“测算”结果认为，“假如仍然保持1975年的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3个孩子的水平，100年以后，即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亿6千万，接近1979年全世界人口数量的总和”。“测算”结果还认为，“如果从1980年起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1985年普遍做到‘一胎化’，到本世纪末人口自然增长率可接近零，全国人口总数可控制在11亿以下”。“测算”的结论是：“‘一胎化’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最理想的方案。 ”
（以上内容概括摘引自《晚年陈云》第097-100页）
笔者查证得知，上面提到的那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搞的“测算”，是由当时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宋健为首的一些人进行的，于西元1980年提出《中国人口百年预测报告》。虽然当时就有山西省委党校教师梁中堂等人对这个《预测报告》的结论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它没有把人类社会许多复杂的实际因素考虑进去（参看：《1980年计生《公开信》发表36周年，对话梁中堂》），但最终决策层还是采信了这份报告，决定实行了“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今，当年有识之士担忧的“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等等”问题都已出现，西元2010年后我国新出生人口已经远不能满足世代更替的需要（“世代更替”是指在无外国移民进入的情况下，维持人口总量不增不减）。西元2016年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西元2021年进一步放宽为“一对夫妇可生育三个孩子”，西元2025年开始更全面实施“国家育儿补贴”制度，亡羊补牢，希望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取得效果。
上面摘引的《晚年陈云》书中提到，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曾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陈云则坚持要“再强硬些”、“只准一个”，孰是孰非，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当然，现在出现的人口负增长问题与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也有关，但“只生一个”政策的影响是最直接、最首要的。两位老同志当时自然不可能想到，陈云认为的“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等“第二位问题”，三十年后就成为“第一位问题”，并进而引发了另外的一些严重问题：近些年来，某些人以“劳动力不足”为理由，不断地鼓噪我国要“开放移民进入”，“引进外国劳动力”。五年前的“永居条例征求意见稿”，和最近的“某字签证”，背后是不是也有所谓“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因素？如果“引进外国劳动力”成为实际政策，其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会有怎样的不利影响尚不好定论，但当年“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岂不就成了最大的笑话？这个，肯定不是当年包括陈云老同志在内的决策者们的初衷。
从一些资料可以看到，陈云同志解放后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事务方面的决策意见似乎一向比较“稳健”、讲求“平衡”，据说为此，他在“历史转折”之前常被批评为“右倾”，“历史转折”后也曾被人议论是“保守”，那么，他当时为什么在计划生育决策上坚决否定“最多两个”这样相对稳健的意见，“强硬”地“只准一个”，为此甚至不惜“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笔者觉得，这或许是值得党史研究者探讨的课题。
———继续摸石头？这谁不会啊———
想到了五年前的“永居条例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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