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布什在讲座现场
2025年10月14日，英国利兹大学非洲研究与发展政治学荣休教授雷·布什(Ray Bush) 应邀在清华大学文科高研所进行了题为“帝国主义与非洲：我们时代的关键词?”(Imperialism and Africa: A Keyword of Our Time?)的讲座，讲座由清华大学文科高研所水木学者刘烨主持，雷·布什的讲演结束后，清华大学文科高研所教授严海蓉、访问学者沙伯力(Barry Sautman)展开评议，并参与讨论环节。
雷·布什为非洲研究、发展研究与政治经济学学者，长期担任《非洲政治经济评论》资深编委、副社长，该刊即将迎来创刊五十周年。
讲座回顾
讲座伊始，雷·布什即坦言，今日重提“帝国主义”并非怀旧，而是一场必要的概念夺回——因为这一曾深刻揭示世界不平等根源的关键词，正在当代学术与公共话语中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噤声。
他指出，尽管加沙正经历人道灾难、非洲多地深陷饥荒与战乱，主流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期刊却极少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对若干顶级学术刊物的调查显示，几乎找不到一篇严肃讨论西方情报机构在非洲的秘密行动、政变干预或隐蔽颠覆的文章——仿佛这些持续数十年的行为从未发生。这种“震耳欲聋的沉默”，恰恰印证了帝国主义今日之强大：它已无需高调宣示，便能通过一套嵌入全球体系的结构性机制悄然运作。他特别推荐苏珊·威廉姆斯(Susan Williams)的著作《白人恶意》(White Malice)，称其以严谨史料揭示了西方如何在非洲策划暗杀、扶植代理人政权，并系统性破坏民族解放运动。
雷·布什强调，帝国主义绝非历史化石，而是一种持续运作的“结构性与系统性的净掠夺”。其核心在于：全球北方国家通过不平等的贸易条件、金融债务体系、跨国公司对战略资源(如钴、钻石、石油)的控制，以及压低非洲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等方式，持续从外围地区汲取剩余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每年流向非洲的官方援助虽有一定规模，但同期以非法资金流出、利润汇回、债务偿还等形式离开非洲大陆的资金规模远超援助总额，形成一种逆向的价值转移。更有研究估算，在较短时间内，全球北方通过商品链占用了相当于天文数字的全球南方劳动时间，其隐含价值极为庞大——这揭示了帝国主义不仅是政治支配，更是日常化的经济榨取。针对帝国主义在当代是前进(advance)还是后退(retreat)的争论，雷·布什给出了明确的判断：帝国主义并未退潮，而是完成了“进化”。他指出，尽管旧式的政治殖民已大部分终结，但一种“没有殖民者的殖民主义”——即新殖民主义——已成为主导形态。非洲国家在形式上获得政治独立后，其经济命脉仍常常受制于国际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方案”、西方主导的全球金融市场以及跨国公司的资本力量。因此，剥削与控制仍在继续，只是手段更加隐形。
他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不仅是经济过程，更是一种社会与意识形态工程。它通过制造“裸命”(bare life)——即工资仅勉强维持个体生存、无力支撑家庭再生产的状态——来确保劳动力的廉价、可弃置与高度依附。这种剥夺逻辑在刚果东部(数十年冲突致数百万人死亡)、苏丹(达尔富尔及近年内战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以及加沙(每时每刻都有儿童在饥饿中出生)等地表现得尤为残酷。正如已故思想家沃尔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所言，帝国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武装的强盗”，其运作逻辑从来不是“文明开化”，而是赤裸裸的暴力与掠夺。
针对“帝国主义是否正在撤退”以及“多极世界是否削弱其力量”的流行观点，雷·布什明确表示否定。他认为，当代帝国主义非但未退潮，反而展现出更强的侵略性与隐蔽性，其突出特征是军国主义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美国在非洲大陆设有数十个军事基地，既有长期驻扎的战略据点，也有临时部署的前沿哨所，广泛介入萨赫勒地区的所谓“反恐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作为美帝国主义在中东及非洲的关键代理人，长期向多个非洲国家出口武器、提供特种部队训练，并深度参与安全事务。近年来，随着地区冲突升级，以色列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极高水平，其军工企业股价亦出现惊人涨幅——战争不仅制造死亡，更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引擎。
然而，抵抗从未停止。雷·布什特别提到近年由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三国组成的萨赫勒国家联盟。该联盟公开驱逐法国与美军，拒绝延续前殖民宗主国主导的安全架构，并探索建立类似集体防御的区域机制。这一动向虽面临内外压力，但可视作非洲国家试图重掌政治与安全自主权的重要尝试。他提醒听众注意：“全球南方”并非铁板一块。一些南方国家在特定情境下可能扮演帝国主义的共谋角色。例如，阿联酋虽属资源富裕的南方国家，却在苏丹冲突中资助地方民兵，推动土地用途从粮食作物转向畜牧生产，以便向海湾国家出口肉类。这一过程导致大量本地农民被剥夺土地，加剧饥荒，实则构成一种新型的原始积累。此类案例说明，分析帝国主义必须警惕简单的南北二分，而应关注全球权力网络中的复杂结盟与代理关系。
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角色，雷·布什明确反对将其简单标签化为“新帝国主义”。他指出，中国对非合作多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港口、工业园区)，且通常不附加政治或制度性条件，这与国际金融机构强加的“结构调整方案”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推动去美元化的国际支付与贸易结算机制，这直接挑战了美国依靠美元霸权维系的全球赤字经济模式。他举例说，历史上某些国家因试图用非美元货币结算能源贸易而遭遇强力打压，足见货币主权之争实为帝国主义秩序的核心战场。此外，有证据显示，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的回报率显著高于中国资本在海外的投资收益，这意味着中国某种程度上仍在以自身盈余补贴全球资本循环。因此，简单将中国视为“帝国主义竞争者”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模糊了真正的剥削结构。
最后，雷·布什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进入“全球浪费生产”的晚期阶段——利润的创造越来越依赖对自然、社会与生命的系统性耗竭。在此逻辑下，非洲与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命常被视为“可弃置的过剩人口”，其苦难被技术化、去政治化地处理为“人道危机”或“治理失败”。但希望并未消失。真正的出路在于重建具有主权意识的国家项目：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稳定小农经济，通过区域一体化减少对外部市场的单向依赖，通过技术政策服务于本地就业与社会需求，而非资本增值。他呼吁学术界重拾“帝国主义”这一分析框架，并支持《非洲政治经济评论》等坚持独立批判立场的学术平台——因为“反帝国主义的知识斗争，仍是理解我们时代苦难与希望的关键”。
评议与讨论
讲座结束后，评议人及现场听众围绕帝国主义的当代形态、非洲发展路径以及中国角色等议题展开了提问。文科高研所访问学者沙伯力指出，“全球南方”这一术语在中国学术与政治话语中直到近年才被广泛使用，且明显受到中国政府地缘战略转向的推动——此前对非洲和拉美研究已长期被边缘化。他担心该概念是否更多停留在政治修辞上，真正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却过于模糊，并请雷·布什进一步说明为何他本人也对该词持保留态度。
沙伯力教授
雷·布什回应道，他确实对“全球南方”的流行感到矛盾，因其模糊性掩盖了内部的巨大差异：南非作为工业强国与依赖单一作物出口的小国之间，很难构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统一体。相比之下，“第三世界”虽带有冷战时期的历史印记，但在政治和修辞上仍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明确指向那些曾经历殖民统治、至今仍受新殖民结构剥削的国家群体。他强调，当前“全球南方”常被用于回避对结构性不平等的深入分析，尤其在气候谈判中，“气候债务”等关键诉求被反复承诺却从未兑现。命名本身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推动主权国家联合制定替代性发展战略，例如扩大区域内的易货贸易、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土地改革等，而非仅仅停留在话语层面。
随后，文科高研所教授严海蓉就“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是解放力量进行讨论。她回顾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曾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反帝同盟军，但质疑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是否已沦为跨国资本的代理人。对此，雷·布什指出，二战后初期的确存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乐观期待，认为其能引领工业化与国家建设。然而现实是，后殖民非洲国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一种“仿资本主义”体制，其核心功能集中于三方面：强制、社会再生产(如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以及合法性建构。当国家无法满足独立初期民众对就业、福利和发展机会的高期望时，强制手段便日益突出，而合法性则退化为以族群、地域或宗派认同为基础的碎片化支撑。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一个局部、边缘的利益集团，其核心关切是维护自身特权，而非推动民族整体发展。他引用已故学者萨姆•莫约(Sam Moyo)的研究强调，非洲政治不能简化为“部落冲突”，而必须置于后殖民国家的物质条件与帝国主义持续施压的历史结构中理解。因此，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解放力量，本质上是一种“虚假承诺”。
接下来是活动与会者提问环节。有听众聚焦中国在非洲的角色，询问其是否存在可能构成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应对单边制裁、军事干预和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雷·布什首先明确反对将中国简单标签化为“新帝国主义国家”。他提到一项近期研究指出，中国对非投资并非如西方舆论所渲染的那样集中于资源掠夺，反而更多投向道路、港口、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领域，其目标常是支持东道国的政治稳定与发展，埃塞俄比亚即为典型案例。尤为关键的是，中国贷款通常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的“结构调整方案”形成鲜明对比，赋予非洲国家更大的政策自主空间。但他也坦承问题所在：部分项目所使用的劳工到底给本地工人带来多少就业机会依旧是不清晰的;更令人担忧的是非洲债务结构的转变——如今债务主体已从双边或多边机构转向私人资本，而来自中国的多种贷款的真实风险程度也尚不确定。非洲国家正试图利用中西方竞争争取更有利条件，但若缺乏清晰的国家战略，外部流动性未必能转化为包容性发展或有效内需。因此，中国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新选项，但其最终作用取决于非洲国家能否将其纳入以主权为导向的发展框架之中。
另有提问者关注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对帝国主义的影响，询问其是否会成为强化控制的新工具，抑或可用于扩大内需、减少对外依赖。雷·布什回应称，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关键在于由谁控制、为何目的服务。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高度集中于全球北方的资本逻辑，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往往加剧失业而非创造体面就业。在非洲，若技术由外部主导、服务于平台资本主义或数据收割，则只会加深依附关系。真正的出路在于推动本地化、主权化的技术部署——由国家或社区主导，针对农业、医疗、教育等具体发展需求，并与土地改革、工业化等结构性变革相结合。他批评当前非洲流行的“数字创业”叙事过度美化技术精英，却忽视了劳动与就业的核心地位，强调任何技术方案都必须嵌入更广泛的主权国家项目之中。
讨论中还特别提及已故津巴布韦学者萨姆•莫约对2000年后“快车道土地改革”的辩护。有听众指出，莫约将这场改革视为一场真实的反帝斗争和农民解放运动，并批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等西方左翼学者将帝国主义“扁平化”为空间修复理论，忽视了全球等级结构与在地经验。雷·布什对此深表赞同。他强调，莫约坚持从等级化的世界体系和非洲人民的实际生存处境出发理解帝国主义，其扎实的田野工作证明：尽管土地改革伴随暴力与短期生产波动，但它确实打破了白人农场主对土地的垄断，赋予黑人农民土地权利，是一次深刻的去殖民化实践。西方舆论将改革污名化为“威权掠夺”，却刻意忽略英国政府在1980年津巴布韦独立时未兑现土地补偿承诺的历史背叛。尽管后续制裁与内部治理问题导致津巴布韦部分成果倒退，但莫约的工作有力揭示了一个核心真理：抵抗是可能的，替代方案就孕育在人民的斗争之中。
在总结时，雷·布什重申：尽管帝国主义以新殖民主义形态持续施压，非洲人民的抵抗从未停止。未来的希望在于构建具有主权意识的国家项目——通过土地改革夯实农业基础，通过区域合作减少对外依赖，通过技术自主与金融独立逐步摆脱掠夺性全球秩序。他也再次呼吁更多学术机构支持《非洲政治经济评论》等坚持批判立场的独立平台，共同守护反帝国主义的知识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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