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失败并非传统‘苏式计划经济’的失败，而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的尝试的失败——这种经济模式混合了民主参与，生态环保和社会正义的要素。本文试图以古巴的农业生产为案例指出，‘与古巴团结’并非简单的‘怀旧’之举，更不是基于另类阵营论的‘灯塔主义’。相反，古巴的尝试虽然走向失败，却代表着在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与经济模式崩溃后为数不多的积极尝试。
像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90年代经历了经济崩溃后，古巴开始了转型之旅。然而，这一转型既非朝向自由资本主义，也非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相反，古巴将其改革的重心置于‘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之上，即致力于在各方面都面临短缺和极其不友好的外部环境的基础之下维持其经济体系持续运转。
以生态与有机农业对抗粮食危机
古巴在90年代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在古巴，由于土地面积的狭小，粮食种植与经济作物种植之间一直存在张力。在90年代以前，古巴与苏联签署了贸易协定，由古巴向东欧集团出口蔗糖，并在粮食与石油上依赖于苏联。到了1988年，古巴的粮食自给率仅有40%。在其中，小麦，豆类和大米的进口率分别达到了惊人的100%，90%和49%(Murphy 1999: 1)。不仅如此，古巴在东欧集团帮助下所建立的‘现代化’农业，也因为缺少工业与化学制品和能源而停止运转。
为此，苏东集团的骤然崩溃意味着古巴面临着空前的粮食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古巴选择了与朝鲜截然不同的道路——农业领域的民主，生态和科学转型。
古巴的农业转型(1)：城市农业
为了应对危机，特别是聚居于大城市的人口危机，古巴政府试图将城市用地转化为农业用地，将城市变成农业生产的一部分。研究表示，古巴政府成功地将哈瓦那一地35000公顷的土地转变为了农业用地——截至到2000年，这些土地已经生产了该市超过50%的果蔬供应量(到2009年，有报道显示这一数字已经超过90%)。
城市农业在三个尺度上展开：个体种植者，农业合作社与国营都市农场(Organopónicos)——超过7000个国营都市农场分布于169个城市当中，数万名工作人员参与其中。
个体农业以个人的家庭居住环境为基础，农业合作社与国营都市农场(Organopónicos)则利用城市的废弃用地和垃圾场等等。更重要的是，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是计划部门和国家‘指定’在哪里生产和成立生产单位，而现在则是民众自主地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成立合作社。在传统体制下，国家把它所拥有的‘土地’‘租赁’给合作社，而在新的模式下，合作社无需缴纳地租——合作社只需要支付税款并预留生产的储备基金，其余的利润都可以在社员中自由分配。
在最初，这些合作社是作为权宜之计而存在的——它们只是为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而将权力下放，让民众‘各显其能’的手段——但是在2012年，古巴国民议会通过了全面的合作社法令，将其正式纳入古巴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同年，农业部宣布拆除所有‘低效的国有企业’，将其拆解为2600个新的小型城市和郊区农场(Funes 2012)。当然，‘正规化’也意味着对待它的态度变得较为苛刻，合作社的成立必须要经过更加复杂和繁琐的官方授权(DyRand 2017)。但是截至目前，合作社内部的管理模式仍然由社员自主决定。
城市农业的变革也启发了其他的经济生产领域的变革：如果在农业生产领域可以通过民主的合作化经济来进行管理，那么在工业生产和服务业也是一样。在农业合作社的影响下，古巴也陆续出现了更多的工业和消费合作社——包括公共交通合作社，家具合作社，餐厅合作社和工业合作社等等。许多的合作社都是从国营企业转变而来，但是深刻地改变了其内部的权力架构与管理模式。
古巴的农业转型(2)：有机农业
苏东剧变后古巴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再有石油和能源驱动的现代农业，也缺少化肥和农业机械的输入。但是，古巴的地理环境(经常受到不稳定的气候影响)，又意味着它不可能回到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同时，古巴政府也意识到，原先对单一经济作物种植的依赖不仅损害了经济的稳定性与安全，也损害了生态的可持续性——土壤，物种多样性和植被覆盖率方面的问题开始显现(Funes 2010)。一项研究表明，截至90年代在古巴：
12%至60%的土地受到高度或中度肥力流失的影响，其余土地虽处于较低流失水平，但仍受到影响;14%的土地受到盐碱化和钠质化的影响;超过46%的土地受到侵蚀影响，27%的土地受到酸化影响;30%的土地受到洪涝损害;54%的土地排水不良;64%的土地因有机物料施用不足而受损(Garcia and Perera, 1997)。
古巴学界早在70-80年代就开始进行有机农业的研究，但是像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一样，这些研究只是停留于纸面，而从未被政府和企业严肃对待。90年代之后，古巴政府被迫转向对生态农业的学习。特别是，随着世界范围内对‘有机食品’的需求，古巴政府在这里也发现了新的‘创汇’途径。研究表示，‘生态农业的方法在古巴已应用于其粮食总产量的46%至72%(Altieri and Nicholls, 2008)。小农生产约占全国农业总产量的70%——其中块根类蔬菜占77%，小型畜牧业占94%，大米占73%，水果占80%。此外，大部分蜂蜜、可可、玉米和牛奶也遵循有机原则进行生产(Funes et al., 2002; Machin et al., 2010; Rosset et al., 2009)。’
有机农业在良好的技术支持和生产组织下带来的成功是意想不到的。正如Funes(2012)所惊叹的那样，‘1988年至1994年间，小农生产的蔬菜产量一度急剧下降，但到2007年已大幅反弹，远超1988年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这一产量增长是在2007年的农业化学品使用量较1988年减少了72%的情况下实现的。其他小农作物，如豆类、根茎和块茎作物，也呈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古巴的农业转型(3)：科技投资
古巴的‘有机农业’与世界上绝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在一个地方性的，封闭的尺度上实施的(这种生产模式可以取得小范围的成功，但无法推广)，更不是自然经济在21世纪的翻版。古巴社会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在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遗留下的，丰厚的教育投资与科技人才队伍——这个仅占到拉丁美洲2%人口的国家产出了11%的科技人才。‘该国拥有约14万名高级专业人才和中级技术人员、数十个研究中心、农业大学及其网络、农业部等政府机构、支持农民的科学组织(如ACTAF)，以及ANAP等农民组织。’(Funes 2012)
为此，尽管经济十分困难，古巴政府还是大力投资农业研究。古巴通过其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CIGB)及遍布全国的研究机构网络，在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方面已经投入了数百万资金。由于古巴的生物技术不受其他国家存在的企业控制或知识产权制度约束，它更加便宜，也使得生产更有效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率提高更快。
更重要的是，古巴的农业生产是科学导向的——它并不是基于对‘绿色生态’的浪漫化，为此不像很多所谓的‘生态农业’实践一样，完全拒绝科技。相反，在转基因作物和一部分化学药剂开发方面，古巴走在世界前列。
农业技术也是使得城市农业成为可能的关键所在。城市农业需要用到无土栽培技术，并且需要让作物生长在原先完全不适合生长的地方，如垃圾填埋场。古巴的科研人员发展了相关技术，在城市内搭建温室，改造土地，同时也建立了一整套废物循环系统。古巴政府也通过与国际NGO合作而发起了‘地方农业创新计划’(PIAL)，助力‘知识下乡’。
转型何以功亏一篑？
古巴农业在2010年代达到了其巅峰，在那时，古巴的粮食生产最接近于自给自足——甚至直到2017年，古巴的农业还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为典范。但是，随后的状况就急转直下。
从直观的角度看，2016年古巴与委内瑞拉石油协议的瓦解，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第一次上台是最为明显的打击。当年，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出口下降了40%，导致了古巴90年代以来首次的能源危机——这一危机严重打击了它的社会运转：在食品方面，其生产，运输和储存都受到沉重打击。
其背后的原因是——古巴农业从未真正实现完全的生态转型。卫报2017年的报道显示，只有大约一半的农民采用有机农业，而另一半则继续依赖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这一比例虽然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对于农业转型还远远不够。2017年，有机农业占到了古巴农业产量的20%，但是它还远远没有到能够养活全国人的水平。有机农业的韧性较强，但是在产量方面却并没有显著优势。同时，有机农业自身也存在某种失衡问题——采用有机农业的主要是水果和蔬菜种植，但是在主粮和肉类供应方面，有机化程度仍然非常低下。
古巴的农业生产结构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在古巴，约20%的人口都从事农业相关的工作，但是‘根据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古巴仅有19964名青年作为个体农民或农业合作社成员参与劳动，这仅占到了全国农民劳动力总数的6%(远低于拉美平均水平)’，其占总人口比例不足1%。由于农业利润微薄，多数青年都选择流往国外和大城市。在这一过程当中，大量的土地被抛荒。这里的主力是个体农民，因为古巴政府的政策对他们并不友好。
在90年代，为激发‘生产积极性’，近80000个国营农场被拆分给个人与小型合作社，但是，随着这些人逐渐退出农业经营，而古巴的法律又不允许土地买卖和投资，这些土地就成为荒地。从1990年到2005年，根据‘人类足迹指数’(HFI)测算，古巴的耕地面积减少了90%——固然，这一数据存在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实际上只考虑了集约化农业，而没有考虑到古巴所采用的生态农业模式(Machado 2018: 4)。但是，这一数据仍然是极为惊人的。根据古巴国家统计局到2014年的数据，国有的实际收获土地面积从超过120万公顷跌至近乎0，而非国有的实际收获土地面积在1994年达到接近120万公顷的高峰后也跌至仅40多万公顷。
尽管名义上土地仍然属于国有，但是从上述事实来看，国家对土地的实际管理和调控能力已经崩溃：既没有能力推动其全面转型，也没有能力确保粮食供应安全。在此意义上，古巴在农业方面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计划经济’，而只有分散的‘合作社经济’——后者仅仅能够确保局域性的经济韧性，但是无力阻止全面的经济失衡与崩溃。古巴政府也曾试图通过政策手段扭转这一趋势，包括进一步扩大土地产权以及经营自主权(259号法令)。但是，由于从事农业本身过于艰苦，国家又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为个体小农提供经济支持，在经历了短暂的‘农民回归潮’后，农业人口仍在不断下降。在pandemic之后，古巴经济就更是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深层问题
将社会主义经济构想为分散又联合起来的‘合作社经济’的一个基础是，它可以变成一种本地化的经济模式，而具体地方事务的协调则可以由具体地方居民自己通过民主协商与参与做出。古巴农业的失败对此提出了至少两个挑战。
第一，各地方性的生产之间缺乏协调——古巴政府赋予了个体和合作社的生产者以高度的自主权，使其关注于地方，但是，地方性的生产又总是面临着失衡。青年劳动力寻求向大城市与国外流动，以获取更好的生活待遇。这造成了地方生产的崩溃，而古巴政府却无力通过除了‘激励’以外的手段扭转这一趋势。同时，地方性生产永远也不可能是真正全面的，它们总是相互依存的，而缺乏了一个经济中枢的统一调配，这就总是引起混乱。在分配层面，这种失衡所产生的不平等也导致了积极性和效率的下降。
第二，地方性生产仍然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深度影响——尽管从表面上看，地方性生产自己指定生产目标，自行组织生产并完成分配，但是它却无法逃脱世界市场的影响。譬如说，古巴的农业投资金额的来源总是其他行业，例如旅游业和出口，而这些行业则深度嵌入世界市场。在缺乏一个保护性的‘中介’的情况下，个体经营者与合作社无法承受世界市场所传导的压力。为此在2019年之后，古巴的经济就陷入了全面崩溃。
在当前的古巴经济当中，集中化与去中心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这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在决策层面，当然需要更多的分布式参与和更强的地方代表性，以确保决策能够被普遍接受并得到实施。但是同时在制度设计上，它也需要变得更有计划和整体性。各个部门与生产单元之间的比例和协调性问题应当被集中审视。历史的教训是，当古巴在2011年取消了糖业部后，这不仅没有挽救其制糖业，而且摧毁了它——大量的企业破产，土地被抛荒，完整的产业链条也不复存在。
古巴曾经通过扩大民主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在1994年，古巴召开了工人会议——在超过80000个工作场所，多达300万人参与了对古巴向何处去的讨论——这一讨论的结果是选择社会主义，维持旧有的社会福利和生产模式。在2019年，面对新的危机，古巴开展了新宪法全民公投，再一次选择了社会主义。这是古巴社会真正伟大且至今仍具有生命力的遗产：这个国家早在70年代就引入了市政当局和议员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尽管仍然带有法团主义的色彩。
现在，面对着新的危机，古巴还能否继续其选择——不是选择紧缩政策，对社会正义和生态的攻击，而是选择进一步扩大民主，进一步捍卫共和国。这一选择与当前的经济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后者强化投资者和企业主的权力，强调在经济部门‘效率’和‘利润’的决定性地位。卡斯特罗家族与当权者表示，他们别无选择。但是，古巴的历史本身已经揭示了选择，这就是走向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更加民主的集中管理。面对帝国主义时的团结不是由领导人空洞的呼吁所造就的，相反，它必须奠基于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制度之上，这一制度本身将人民团结为一个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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