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生活状况，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态度。而所谓的不同，就是指人的世界观和思想境界的不同。
上世纪六〇年代的那场“大饥荒”，的确让所有的人都挨饿了，上至党的高级干部，下至普通群众，经常都是饥肠辘辘。
几十年后，春节时端着肉馅饺子，常常感慨地说：“六〇年，我那时有一个理想，就是过春节的时候，能吃上一碗稠糊糊的玉米粥，再加上一碟咸菜。哪里还会想到，现在还能吃上肉啊!”
我笑着问她：“那时候，饿肚子，吃不上一顿饱饭，你不恨吗?”
母亲沉思良久，说：“恨?恨什么?干部也饿得走不动路，听说毛主席三年都没有吃过肉，天灾谁也顶不住!”
母亲说，民国32年，河南三年里不是旱灾就是蝗灾，外公家是镇里很殷实的人家，竟然也借起了“驴打滚”。春天借了五斗麦子，秋天变成一石。秋天遇到了蝗虫，等待第二年春天，就变成了两石。
债主认为我外公还不起，就派两名“自卫队”员，扛着枪，把我外公关押起来。债主开出的条件是拿外公家的20亩水浇地抵债，只要外公在文书上按下手印，他们立刻放人。
外公的几个朋友听说这件事，很生气，就凑足了所有的“驴打滚”还给了债主，保住了一家人的口粮田。
母亲没有上过学，但她说的话很有见识：“六〇年挨饿和旧社会挨饿不一样。旧社会挨饿，你的一条命就攥在强人手里，他要你死你活不成;六〇年挨饿，是天塌砸大家，还有共产党撑着，也不会眼睁睁让百姓饿死。”
我63年6月出生，家境一般，父母都是普通社员，可是我的记忆里，没有穿过补丁衣服，没有挨过饿，只是没有像现在经常大鱼大肉吃着。
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父母去地里干活，就把我留下家里。冬天，我一个人在小做饭棚子里，守着煤火炉，火炉上焙着蒸熟的红薯，再焙半晌，有嚼头，好吃极了。
母回忆说，我一边吃红薯，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以前，每当写到这些真实的生活感受的时候，在留言区里总会冒出来几个仁兄，他们肯定比我年龄大，经过六〇年代的饥荒，从他们的语气中，似乎可以看到他们咬牙切齿的表情。
从他们叙事的角度，可以推测出来，他们对共产党夺取天下，建立的这套社会制度，压根儿不买账。他们幻想着，大家都种着自家的地，一切都是自己的，把收获放到家里，心里很踏实。
可是，他们忘记了一点，“一切都是自己”的时代，中国人过了几千年，官府、兵匪、恶霸，哪一个百姓不怕?最终的结果是，穷人撅着屁股干了几辈子，也挨不过一场饥荒。
如果是河南人，1942年，不知道他们家是如何度过的。除非是家里有当官的，或者有良田千亩，奴仆成群。
一个人，一生免不了会遭遇各种坎坷;一个家庭，过着过着，可能就会遇见各种困难。一个国家何尝不是这样呢?
如果只看到曾经的“艰苦”和“吃不饱”，忽略了当时的大环境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为百姓托底，更忽略了过去这道坎，后面的时光会更好，而且越来越好的事实，这种认识事物的方法是错误的。
有个公众号，经常写这方面的文章，把前三十年写得一团黑，“舔碗”，“挨饿”，“过年时还在大坝工地劳动”云云。
他最喜欢的时代是，“后来大量修建庙宇，终于可以大胆烧香磕头了”的时代。当然，他也捎带歌颂不用“舔碗”的时代。
有人把“艰苦”描摹成“苦难”，他们想表达什么?他们看不惯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也“水土不服”，他们最向往的是美国式的“民主自由”。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他们到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体验一下“一切都是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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