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在县城经营一家手工作坊，祖祖辈辈靠着几台木工工具吃饭。他的父亲会做桌椅，祖父会修农具，到了他这一代，日子虽然算不上富裕，但只要肯干活，家里的米缸就不至于见底。
后来，县里来了一家家具厂，机器轰隆隆地运转起来，流水线上不断送出样式统一的桌椅，价格只有老周手工制作的六七成。厂里还招工，附近不少年轻人进了厂，每个月领工资，开始攒钱买摩托车、盖新房。
老周起初很高兴。他觉得这是好事，县城终于有了像样的工业，孩子们也不用再像父辈那样靠着几件手艺讨生活。可过了几年，他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年轻人不愿意再学木工，老客户越来越少，连原本愿意出高价买手工家具的人，也开始嫌弃他的产品样式老旧。
更让他难受的是，过去那些需要多年经验才能完成的活计，如今被机器切割、打磨，再由流水线工人组装，半天就能做出几十件。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曾经欢迎的变化，正在一点点挤压自己的生计。
假如老周有能力阻止那家家具厂进驻县城，他会不会这样做?假如他不仅是一个手工作坊的经营者，还是当地拥有土地、商铺和大量雇工的乡绅，他又会怎样看待工业化?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依附于他的作坊，不再需要向他学习手艺，不再需要接受他所熟悉的那套生活秩序时，他是否还会像最初那样，把工业化视为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这便引出了一个颇为残酷的历史问题，为什么有些社会在生产技术已经具备一定条件、经济生活也出现变化的时候，仍然会对新的生产方式抱有戒心?为什么一些曾经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反而可能转过身来，阻碍进一步的发展?
封建社会面对工业化如此，资本主义社会面对更高阶段的社会变革，同样可能如此。
一个社会最深刻的矛盾，就藏在这里。它必须依靠某种生产方式创造财富、维持秩序，却又可能因为过度依赖这套生产方式所带来的利益结构，而无法坦然接受它继续发展所必然引起的变化。
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放回几百年前。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土地意味着财富，人口意味着劳动力，宗族意味着社会组织能力，而对土地和农民的控制，则构成了许多封建统治秩序的重要基础。一个地主拥有多少土地，能够收取多少地租，能够动员多少佃农，往往决定着他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
国家的财政收入、基层治理和社会等级，也在相当程度上与农业生产及土地关系紧密相连。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一个人即使很聪明、很勤劳，也未必能够轻易改变自己的命运。农民依靠土地生活，却可能没有土地;手工业者掌握一门手艺，却受制于市场规模、交通条件和地方秩序;商人能够积累财富，却未必拥有与财富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一个人的社会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出生在哪里、拥有何种财产，以及处于怎样的关系网络之中。
工业化带来的变化，恰恰会冲击这些既有关系。
工厂需要大量集中起来的劳动力，需要交通网络、能源供应、金融体系、稳定的市场和规模化的商品流通。原本分散在村庄里的生产活动，逐渐被纳入更大范围的社会分工。
人们可以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凭借工资而非传统依附关系获得生活资料;商品可以跨越地域销售，资本可以寻找更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掌握技术、资金和组织能力的人，也可能借助新的经济活动改变自身的社会位置。
这意味着，财富的来源开始发生变化，社会权力的分布也会随之改变。
过去，一个地方的显赫家族可能凭借土地、宗族和世代积累的社会关系维持优势。工业化以后，一名经营工厂的商人、一名掌握关键技术的工程师，甚至一批组织起来的产业工人，都可能拥有传统乡绅难以理解的新力量。土地依然重要，但它不再是财富和社会影响力的唯一支点;血缘、门第和身份仍然可能发挥作用，却越来越难以独自解释整个社会的运转。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可能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商品供给的扩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于某些既有利益集团而言，这却意味着自己赖以维持地位的条件正在松动。
所以，封建社会对工业化的抵触，并不能简单解释为统治者愚昧，或者古人缺乏远见。更值得追问的是：当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要改变旧有财富的来源、社会权力的分布和人们彼此依赖的方式时，那些依靠旧秩序获得利益的人，为什么一定要积极拥抱这种变化?
历史并不要求每一个人都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一个靠地租生活的人，可能真心相信农业才是立国之本;一个依靠传统手工业维持家业的人，可能真心担忧机器生产会毁掉地方经济;一个掌握基层权力的地方精英，也可能把人口流动和新式工商业的兴起看作治理上的麻烦。
这些担忧未必全是虚假的。有些工业化进程确实会带来失业、贫困、城乡失衡和社会动荡，传统社会中也存在值得保留的生活经验与互助关系。问题在于，当局部的现实困难与既有利益结合起来时，维护旧秩序就可能被包装成维护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原本属于特定群体的担忧，逐渐变成了对整个时代变化的抵制。
于是，一种看似矛盾的局面出现了，社会需要发展生产力，却有人因为发展会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希望生产力最好停留在一个不会威胁自己的水平。
这正是理解历史变迁时必须注意的地方。社会制度并非悬浮在现实生活之上的一套抽象规则，它与人们怎样生产、怎样分配财富、怎样组织劳动有着密切联系。当原有的生产关系开始限制新的生产力发展时，维护旧制度就可能与社会整体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发生冲突。
当然，封建社会并非铁板一块，工业化也不是在所有封建制度下都绝对不可能发生。不同国家的制度、战争环境、市场规模、国家能力和国际竞争，会使历史呈现出不同道路。
有些旧制度能够通过改革为工业发展腾出空间，有些则在长期阻碍中逐渐失去适应能力。真正需要把握的，是那些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把一个复杂的时代压缩成一句简单的道德判断。
但有一点值得记住，当旧秩序把自身的延续置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上，它就可能从历史进步的参与者变成历史变化的阻碍者。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继续往前推，就会发现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
资本主义曾经是打破封建社会束缚的重要力量。它推动机器生产，扩大商品交换，发展现代交通和通信，促使大量人口进入社会化生产。相较于封建社会中以土地、身份和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许多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然而，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它也会遇到类似的矛盾。
如果说封建社会不能容纳某些足以改变其社会基础的工业化力量，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轻易容纳的，便可能是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及劳动者对自身劳动和社会财富的实质性共同支配。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抽象。我们不妨把它放到一家现代工厂里理解。
一家工厂生产汽车，从研发、零部件制造到运输、销售，往往需要成千上万名劳动者、许多不同企业以及复杂的供应链共同参与。没有工程师的设计，没有工人的操作，没有物流人员的运输，没有维修人员对设备的维护，也没有社会基础设施提供能源、道路和通信，任何一个资本所有者都不可能凭借个人力量生产出一辆汽车。
现代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生产活动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协作，生产成果也越来越依赖整个社会长期积累的知识、技术和基础设施。
但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重大经营决策权以及利润的分配，通常主要掌握在资本所有者及其控制的组织手中。劳动者共同创造产品，却不因此自动获得与其劳动贡献相匹配的企业控制权;社会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教育、科研和基础设施，相关成果带来的收益，也不一定会按照社会贡献广泛分配。
于是，矛盾产生了。
生产越来越需要广泛协作，生产成果却可能被少数所有者集中占有;生产活动必须考虑整个供应链和社会需求，企业决策却往往首先受到利润目标的支配;社会拥有越来越强大的生产能力，许多人却仍然需要为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承担沉重压力。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家企业都必然如此，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或劳动保护制度。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大，工人争取权利的历史也确实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
恰恰因为这些制度安排能够改善劳动者处境，我们才更应该追问，为什么一些本来可以通过社会协作得到满足的需要，仍然会受到购买力、利润率和财产分配的限制?
看看我们身边的生活，就不难理解这个问题。
一家城市里的食品企业，可能每天生产成千上万份食品。工厂有机器，仓库有库存，物流车辆能够把产品送往不同地区，市场也存在大量需要购买食品的人。但如果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市场能够接受的价格，或者企业判断继续生产无法获得足够利润，那么即使社会上仍有人需要这些产品，企业也可能选择减产、停产，甚至销毁部分库存。
这里并不存在什么神秘力量。企业必须支付工资、原材料、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也必须面对竞争和经营风险。然而，这个例子仍然揭示出一个值得思考的事实：社会是否有真实需要，与资本是否愿意满足这种需要，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
再看看住房。一个城市可能存在大量住房，也可能有不少人因为租金过高、首付不足而无法稳定居住。住房既是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条件，也是一种可以进行投资和获取收益的资产。当房屋的市场价格、土地成本、融资条件和居民收入之间出现矛盾时，社会拥有的居住资源就不一定能够顺畅地转化为普通人的居住保障。
类似的矛盾还会出现在医疗、教育、交通和养老等领域。现代社会拥有的物质技术条件，已经能够在许多方面大幅改善生活，但技术上能够做到，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以可承受的方式获得相应服务。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社会成员实际生活条件的改善之间，仍然隔着收入分配、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等一系列现实环节。
因此，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不只是某个富人是否贪婪，也不只是某个企业是否缺乏社会责任感。即使一个企业家为人慷慨、关心员工，他仍然要面对竞争、成本和利润的约束。假如竞争对手通过压低工资、延长工时或者减少投入获得成本优势，那么单个企业自愿承担更高成本的做法，就可能面临经营压力。
这正是结构性问题的难处，个人可以作出道德选择，却很难凭借个人的善意取消整个经济体系中的约束。
封建社会中的地方乡绅可能希望保住土地带来的收益，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者则可能希望保住资本带来的收益。两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不能简单等同，但它们都提醒我们，分析一个制度的行为，不能只听它如何描述自身，还必须观察它依靠什么维持运行，以及哪些利益会因为变化而受到影响。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某家工厂花费数年时间进行自动化改造。原来需要一百名工人完成的生产任务，现在只需要二十名工人就能完成，而且产品质量更加稳定，生产效率也显著提高。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当然可能是一件好事：机器承担了重复、繁重的劳动，人类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时间生产更多产品。
可对于原来在流水线上工作的八十名工人来说，这个消息未必令人高兴。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四十多岁，孩子正在读书，房贷还要还十几年，过去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主要集中在某一种生产工序上。企业宣布裁员时，他们听到的并不是生产力提高的喜讯，而是下个月开始可能没有工资的现实。
同一台机器，在不同的人眼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
对于企业来说，它可能意味着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和竞争力增强;对于消费者来说，它可能意味着商品价格降低;对于被替代的劳动者来说，它却可能意味着收入中断和生活秩序被打乱。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自动化甚至可能创造新的产业和职业，但这些新机会是否能够及时到达原来的工人身边，仍然取决于培训、就业市场、社会保障和区域发展等条件。
如果我们只站在企业经营者的立场上，可能会得出一个简单结论：技术进步不可阻挡，工人必须适应变化。如果我们只站在被裁员工人的立场上，也可能得出另一个简单结论：机器夺走了工作，技术进步让普通人越来越没有活路。
这两种看法都抓住了现实的一部分，却都不足以解释全部问题。
真正需要追问的是：生产效率提高所释放出来的社会资源，最终流向了哪里?因为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能否转化为劳动者更短的工作时间、更稳定的收入和更充足的休息?被替代的工人能否获得再培训和过渡保障?如果生产越来越不需要那么多人的重复劳动，社会有没有条件重新安排劳动、收入和公共服务?
这些问题决定了同一种技术进步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生活。
假如机器提高了生产效率，而收益主要转化为资本所有者的利润，工人却仍然需要长时间工作才能维持生活，那么技术进步与普通人的幸福之间就可能出现距离。
反过来，如果社会能够通过合理的劳动制度、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和教育培训，使生产效率的提高惠及更广泛的人群，那么自动化也可能成为人们摆脱繁重劳动、拥有更多自由时间的物质基础。
所以，真正的矛盾不在于人类是否应该制造更先进的机器，而在于人类创造出来的生产能力，究竟以怎样的社会关系组织起来，又服务于谁的生活。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曾经揭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分析的核心，正是生产过程日益依赖社会协作，而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剩余产品的占有仍然受到特定所有权关系支配。
这里的“社会化生产”并不只是说工厂里有很多工人，也不只是说企业之间存在合作。它意味着现代生产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相互联系的活动：农业依赖工业设备，工业依赖能源和交通，科研依赖教育体系，企业依赖公共基础设施，日常生活则依赖无数陌生劳动者共同维持的供应网络。
我们每天使用的一部手机，可能凝结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矿产开采、材料加工、芯片设计、工业制造、物流运输和软件开发。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独立完成这条漫长的生产链条。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建立在大规模协作之上。
然而，协作范围的扩大，并不会自动带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也不会自动保证劳动成果的公平分配。技术可以不断进步，社会分工可以不断深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可能保留相当强的排他性。
这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可能出现的张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发展时，它可以成为发展的条件;当它逐渐限制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时，它就可能成为需要调整的对象。
这种变化往往并不发生在一夜之间。旧的生产关系可能通过法律、习惯、组织和日常观念延续下来，也可能在一次次危机中暴露自身的局限。人们往往要先经历失业、贫困、市场波动和利益冲突，才会逐渐意识到，原来那些看似自然、不可改变的经济安排，其实有着具体的历史条件。
人们习惯了某种秩序，就容易把它当成世界本来的样子。直到有一天，原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开始无法解释现实，人们才会重新思考：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组织生产和生活?
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扩张能力。竞争迫使企业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开拓市场，资本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生产活动也因此在许多领域迅速发展。一个企业如果长期拒绝技术革新，可能会被竞争者淘汰;一个产业如果不能适应市场变化，也可能逐渐衰落。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不能停止发展。它需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新的产品和市场，需要持续积累资本，也需要不断调整生产组织方式。
然而，资本积累的要求与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并不总是完全一致。
企业希望降低成本，但劳动者希望获得更高工资;资本希望资金持续增值，但居民希望住房价格能够负担得起;金融机构希望借贷业务带来收益，但家庭需要避免债务吞噬未来多年的收入;企业希望通过技术改造提高效率，但劳动者也希望自己不必随时担忧失业。
这些矛盾并不意味着所有资本所有者与所有劳动者之间都存在直接的个人敌意。现实生活中的关系远比抽象分类复杂。
一名小企业主可能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既承担经营风险，也受到大型企业和供应链的挤压;一名普通员工可能依靠企业提供的工资养家，同时也希望公司能够获得发展;一位投资者可能通过投资为企业提供资金，而一位经营者也可能因为经营失败而失去多年积蓄。
不同角色之间存在交叉的利益，具体的人也会在不同处境中作出不同选择。正因如此，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能停留在简单的好人坏人之分上。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什么样的行为更容易获得奖励，什么样的成本更容易被转嫁给他人，什么样的利益能够通过现有规则得到保障，又有哪些社会需要难以转化为有效的市场需求。
当竞争机制使企业必须追求效率，当利润成为投资和生产的重要驱动力，当生产资料的控制权集中在特定所有者手中时，个体的经营选择就会受到这些条件的约束。即使许多人希望生活更稳定、工作更体面，也不能仅凭愿望改变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此产生的矛盾，在经济繁荣时可能被暂时掩盖，在经济低迷时却会更加明显。
繁荣时期，企业扩大生产、招聘员工，居民收入增长，消费需求随之增加。企业从市场中获得收益，又把一部分收入用于投资和扩大生产，经济活动形成相互促进的循环。可是，如果收入增长长期集中于少数群体，大量劳动者的购买能力跟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企业扩大生产所面对的市场需求就可能受到限制。
当然，经济危机并不能仅仅用消费不足来解释。投资波动、信用扩张、产业结构失衡、利润预期变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等，都可能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挥作用。但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之间的矛盾，确实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时不可忽略的一环。
一个社会可以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却仍然出现商品滞销、企业减产和劳动者失业;它可以在技术上生产出更多产品，却无法保证所有人都能以合理的条件购买这些产品。企业面对需求不足时可能减少生产，工人因此失去收入，消费需求又进一步受到影响，经济困难便可能在不同环节之间传导。
这就是为什么，单纯赞美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足以解释现代社会的全部问题。生产能力的扩大是一种物质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如何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实际生活改善，还取决于生产关系和分配方式。
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也正在这里显现出来：它依靠竞争和积累推动生产力发展，却可能因为财富分配、私人占有和利润导向等机制，使这种发展产生周期性的不稳定，并让部分社会成员长期承受发展的成本。
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注定在某个确定的时间自行崩溃，更不能据此断言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自动带来新的社会制度。
历史没有这样简单的剧本。资本主义能够通过劳动立法、社会保障、公共投资、宏观调控和其他制度改革缓解矛盾，也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适应新的技术和经济环境。劳动者的斗争、社会组织的行动以及政治制度的调整，都可能改变现实的发展方向。
但缓解矛盾与彻底消除矛盾，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制度能够调整自身，并不意味着它所有的基本矛盾都会因此消失;一个制度能够创造财富，也不意味着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必然按照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行分配。
我们需要保留的，正是这种历史分析的耐心。既不把现实困难说成无可改变的宿命，也不把制度变革想象成只要宣布一个目标就能完成的事情。
回到文章开头的老周。
如果那家家具厂后来不断扩大，周围出现了配套企业，年轻人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县城的道路、仓储和商业设施也得到改善，那么老周面对的变化，就不仅仅是自己一家作坊的衰落。它还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地方经济体系正在形成。
但如果他没有资金购买机器，没有能力适应新的市场需求，也没有机会转行，那么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个新体系仍然可能是一场灾难。社会整体的发展，并不会自动补偿每一个在变化中失去位置的人。
因此，一个真正值得追求的社会发展，不能只计算生产效率提高了多少，也要关心发展的代价由谁承担，新的财富如何分配，受到冲击的人有没有重新参与社会生产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讨论封建社会与工业化、资本主义与社会变革时，不能只站在抽象的历史进步立场上，对具体的人说一句“时代变了，你应该适应”。
对于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工业化可能意味着进入工厂获得工资，也可能意味着离开熟悉的村庄，在陌生城市里承受艰苦劳动;对于被自动化替代的工人来说，技术进步可能意味着整个社会有条件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也可能意味着自己必须在中年重新寻找工作;对于一家经营困难的小企业来说，产业升级可能带来新的市场，也可能使多年积累的设备和经验迅速贬值。
这些处境都是真实的。承认这些困难，并不意味着否认历史发展的必要性;理解旧制度中人们的担忧，也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旧制度永远不变。
恰恰相反，只有把具体的人放回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变革为什么困难，以及变革需要面对什么。
封建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可能试图维护土地关系和身份秩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则可能试图维护现有的所有权结构和利润分配方式。两者并非同一种制度，也不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但它们都可能出现一种倾向：把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关系，当成永恒不变的社会原则。
一旦这种倾向占据上风，社会发展就会遭遇一种特殊的阻力。新技术可以被接受，但不能触动原有的权力结构;生产效率可以提高，但收益分配不能发生实质性变化;生活条件可以改善，但人们不能据此要求重新讨论谁拥有资源、谁决定生产、谁承担风险。
于是，变化被允许发生，却被要求不能改变太多东西。
历史上的许多改革之所以艰难，往往正因为它们触及的并不只是某项政策，而是一些人已经习惯依靠、并且认为理应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于拥有既得利益的人来说，原有秩序具有可预测性;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哪怕这种秩序并不公平，只要它熟悉，也可能比未知的变化更让人安心。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理，却未必是一种能够解决历史矛盾的办法。
当社会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变化，旧的制度安排却长期无法回应新的现实需要时，维护稳定的努力就可能逐渐转化为积累矛盾的过程。那些原本可以通过改革逐步解决的问题，可能因为不断拖延而变得更加尖锐;那些原本能够通过协商重新安排的利益，也可能因为缺乏调整空间而演变为更剧烈的冲突。
所谓“自掘坟墓”，真正值得警惕的便是这种情形：一个制度为了保护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不断限制那些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必要条件的新力量，最后反而削弱了自身继续存在的基础。
当然，历史并不会因为某种矛盾出现，就自动按照某个方向前进。旧制度可能改革，也可能收缩;新的生产关系可能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也可能遭遇挫折。社会成员如何认识自己的处境，如何组织起来表达诉求，如何寻找制度性的解决办法，都会影响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恰恰是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理解社会关系为什么形成、怎样变化，以及人们在其中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它要求我们既看到结构对个人的限制，也看到人的实践能够推动结构发生变化。
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把历史寄托在少数人的善意上，也不应当认为普通人只能被动接受一切变化。真正的社会进步，需要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人们通过实践不断调整与之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需要承认现实条件的约束，也需要在这些约束中寻找改变现实的可能。
我们小时候学历史，常常把朝代更替、机器发明和工业革命理解成一连串已经完成的事件。仿佛过去的人只需要足够聪明，就能看清未来;仿佛历史上的失败者，只是因为愚蠢、保守或者没有抓住机会，才最终退出舞台。
长大以后才会发现，现实远比教科书中的时间线复杂。
一个经营者知道技术进步有利于整个产业，却未必有能力承担转型成本;一个地方政府希望发展新产业，却必须面对财政、就业和基础设施的现实约束;一个劳动者知道自己需要学习新技能，却可能因为房贷、家庭照料和工作时间而没有足够的精力。人们并非不知道变化的必要性，只是每个人承担变化的能力不同，变化带来的收益和风险也未必由同一批人承担。
这使得社会变革始终带有某种不对称性。能够控制资源的人，往往更有能力选择变化的时间和方式;缺乏资源的人，却可能在变化到来时才被迫作出反应。那些拥有更多选择的人，可以把转型称为机遇;那些没有退路的人，可能只感受到生活的不确定性。
因此，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发展能力，不能只看它能否创造新技术、扩大产量或者积累财富，还要看它能否处理发展所产生的矛盾，能否让社会成员共同分享进步的成果，能否为那些受到冲击的人提供重新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
封建社会的局限，在于某些建立于土地、身份和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的制度安排，可能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生产与交换;资本主义的矛盾，则在于社会化生产不断扩大，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以利润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可能与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发生冲突。
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会简单重复，也不意味着未来只存在一种没有困难的道路。生产力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具备怎样的组织能力，劳动者拥有怎样的权利，公共资源如何配置，都会影响社会关系调整的可能性。任何关于未来的设想，都必须认真回答这些现实问题。
如果未来的社会希望使生产成果更广泛地服务于全体成员，就需要解决一系列具体而艰难的问题：生产资料由谁控制，重大生产决策如何作出，劳动者怎样参与管理，社会需要如何转化为资源配置的依据，必要劳动如何分担，劳动成果如何分配，个人自由又如何得到保障。
这些问题没有办法仅靠一句漂亮的口号解决。它们需要物质条件，需要制度设计，需要长期实践，也需要在具体矛盾中不断检验和修正。
说到底，人类创造制度，是为了组织共同生活、发展生产和满足需要。制度有其形成的历史条件，也有其适用的边界。当一种制度曾经有效地推动社会发展，却在新的条件下逐渐成为限制社会发展的力量时，人们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它。
我们不必因为某一种制度曾经推动过历史进步，就认定它能够永远承担同样的历史任务;也不必因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困难，就认定它应该被永久阻止。真正重要的是辨认现实中的矛盾，理解矛盾背后的物质条件，并寻找能够使社会继续发展的解决办法。
老周的作坊最终会不会消失，我们无从得知。也许他会学着使用新的设备，把手工技艺转化为更有特色的产品;也许他会把作坊交给孩子，自己到家具厂做一名维修工;也许他会因为资金和年龄的限制，最终关掉经营多年的店铺。
对县城而言，工业化可能意味着更多就业和更丰富的生活;对老周而言，它也可能意味着一段熟悉生活的结束。这两件事能够同时成立。理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就必须允许这种矛盾真实存在，而不是用一个宏大的结论把个人的损失轻轻抹去。
但无论老周最终作出什么选择，都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继续追问：当社会拥有了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当人们已经能够以更少的劳动创造更多财富，我们是否有可能让更多人因此过上更安稳、更自由的生活?
假如答案始终是否定的，假如每一次生产力的进步都只意味着一部分人获得更多财富，另一部分人则必须重新适应更严苛的生存条件，那么我们就不能只庆祝机器的速度，也不能只赞美市场的效率。
因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最终尺度，终究要回到生活本身：人们能否吃得更好，住得更安稳，拥有更多不被工作占据的时间，能否在遭遇疾病、失业和衰老时不至于陷入绝境，能否参与那些决定自己生活的社会事务。
一个社会可以暂时保住旧有的关系，却无法永远让现实停留在过去。它可以延缓变化，却无法凭空取消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新要求。真正能够决定它未来的，不只是它拥有多少财富、多少机器、多少先进技术，还有它是否有能力重新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已经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更好地服务于创造财富的人。
封建社会如果为了维护旧有的土地关系而拒绝一切必要的工业化变革，就可能逐渐失去适应新时代的能力;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为了维护既有的资本所有权关系，而始终无法妥善处理社会化生产与社会成员共同需要之间的矛盾，也会不断面对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限制。
历史的讽刺在于，一个制度最初可能因为解放生产力而走向兴盛，后来却可能因为害怕失去自己赖以维持的利益，而开始限制生产力继续发展。
而对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来说，真正值得期待的，也许并不是哪一种旧秩序永远不会改变，而是每一次变化，都能够让自己离更有尊严的生活近一些。
这件事，远比任何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漂亮话，都更值得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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