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下午16时40分，河北邯郸发生一起惨烈车祸，一辆白色轿车高速驶入非机动车道内撞上多辆非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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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新消息，现场14人受伤被送往医院救治，已有4人抢救无效死亡。
虽然媒体报道称“事故原因正调查中”，但从现场视频交警对肇事者说的话“走路都走不稳了，喝多了？”来看，这起极其惨烈的车祸极有可能又是醉酒驾驶引起的。
今年春节前，公安部交管局公布了1月份发生的7起醉酒驾驶导致的重大伤亡案件：
从已公布的统计数据看，醉酒驾驶的社会危害是极其巨大的，无数家庭因之家破人亡。仅2019年上半年，全国因醉酒驾驶导致的死亡交通事故就有1525起，造成1674人死亡。
奇葩的是，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又再次递交了“取消醉驾罪”的提案，还有无数主流媒体为其背书。
朱列玉反对“醉驾入刑”的理由很荒谬，大概有三个方面：1、“醉驾入刑”导致刑事案件数量过多（占1/3），挤占了司法资源；2、醉驾入刑产生的犯罪记录，会使犯罪记录伴随公民终身，影响正常生活以及家庭；3、行政处罚也可以起到惩戒教育效果，治理醉酒不能过度依赖严厉刑罚打击。
“醉驾入刑”十年之际，有关部门统计，醉驾比例比十年前减少了70%以上，这还是在全国机动车增加1.81亿、驾驶人增加2.59亿的情况下实现的效果。现在“醉酒”虽然大幅下降但依然大量存在的现象，仅仅说明对于醉驾的入刑以及量刑不是“处罚过重”了，而是处罚得还过轻，还不够足够威慑那些侥幸酒后驾驶得人。
比“故意伤害罪”这种针对特定个体实施侵害的恶性案件，“醉驾”伤害的对象是“随机”的，面向整个社会的，性质是更加恶劣的；“故意伤害”尚且还存在“未遂”的可能，“醉驾”侥幸没出事也仅仅是“侥幸”，是危害社会“未遂”；考虑醉酒驾驶人的“R权”了，谁来考虑那些被醉驾危害或潜在危害的人和家庭的“R权”？
同时，这里也涉及到阶级的问题。虽然现在能够买得起车的人越来越多了，但从社会整体而言，买得起车的家庭社会阶层总体绝对是高于买不起车的家庭，而“醉酒驾驶”正是前者对后者的潜在威胁。朱列玉的提案显然是一个对底层群体“极不友善”的提案。
这让笔者想起了2016年3月四川阆中对8名讨薪农民工进行公判示众的闹剧：
这样的案件中，显然是老板“恶意欠薪”在前，农民工才被迫“讨薪”，要说“危害社会”，也仅仅是危害了老板，而不是广大劳动者的“大众社会”；而“醉酒驾驶”危害的整个社会，底层劳动者受害尤其深。为什么对讨薪农民工搞“公判”，却不能对“醉酒驾驶”的罪犯搞“公判”呢？
笔者以为，醉酒驾驶也不一定再加重量刑标准，大可以碰到醉酒驾驶一律进行“公判”、“公示”。毛泽东时代对那些欺负妇女的流氓挂牌游街，被后来的文人一再抨击，认为是侵犯了“R权”；而正是侵犯了这少数坏人的“R权”，才真正保证了广大劳动者的“R权”！
笔者翻阅媒体报道，发现朱列玉代表很“高产”，而且很多还获得了通过，这些提案绝大多数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提案：例如他呼吁取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尚未成功），呼吁取消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部分成功）；此人还力推修改《国籍法》，认为不能把取得外国国籍和不爱国划等号；2003年起他一直主张取消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终于取得成功。
关于取消劳动教养制度的问题笔者以前也谈过，对于犯错的普通劳动人民，劳动教养制度的确必要性不大；但是，对于那些骚扰妇女的流氓、游手好闲无恶不作的黑社会、特别是早就脱离人民的贪官，还有那些未到法定年龄的少年犯，仅仅是说服教育能感化他们吗？
对于劳改，需要的其实不应该是简单的取消，而是改进其不合理的地方，减少冤案的发生。对于那些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取消劳改、让他们养尊处优、安享晚年，这等于大大减轻了对他们的处罚。
当法学精英和南方系为代表各路媒体，把朱姓代表捧为“为民请命”的楷模时，劳动人民就得留点心了，凡是他的提案，我们都该好好想想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对哪个阶级不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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