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瑞典皇家科学院宣称，理解宏观经济“首先要理解组成宏观经济的那些人”。本文从“我觉故我能”系列论文的关系本体论、全张力共生范式与资本逻辑批判出发，系统审视这一“人本转向”的表象与实质。文章指出：霍尔与伍德福德确实将分析重心从总量关系下移至个体选择，但其“个体”始终是方法论个人主义框架下的原子化决策者——拥有理性预期、进行跨期优化的孤立消费者与定价者。这一“人本”是蜻蜓点水式的：它触及了“人”的决策行为，却未触及“人”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本体论根基;它解释了“人如何选择”，却回避了“人为何如此选择”的关系场域与资本逻辑约束。文章进一步论证：西方经济学最高奖之所以始终无法从“微观基础的个体”走向“关系本体论的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的“命”——一旦承认人的本质由关系场域生成，承认资本对关系的系统性扭曲，整个以个体优化为核心、以资本增殖为归宿的经济学大厦便失去根基。文章最后以“我觉故我能”三部曲的关系本体论与生成逻辑为框架，提出从“原子化个体的人本”走向“关系性共生的人本”的范式替代路径。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方法论个人主义;关系本体论;资本逻辑;人本逻辑;我觉故我能;微观基础
一、引言：一个“理解人”的诺奖，却不敢面对真正的人
2026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霍尔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奠定微观经济学基础”。解读文章纷纷以“稳定宏观经济，首先要理解组成宏观经济的那些人”为标题，宣称这一奖项标志着宏观经济学“从总量关系向下走到个人选择”的完成。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人本主义的胜利：经济学终于从冷冰冰的总量曲线，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消费决策与大小企业的定价选择。
然而，只要稍加审视便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极其狭窄的人。霍尔研究的是“理性消费者如何根据对终身收入的预期进行跨期消费配置”;伍德福德研究的是“企业如何在不完全信息下调整价格、央行如何通过利率和预期影响经济”。他们是拥有完备理性的决策者，是能够在不确定性中做出最优选择的“经济人”——一个在西方经济学中被建构了上百年的虚构主体。
从“我觉故我能”系列论文的关系本体论视角来看，这个“人本转向”是蜻蜓点水的。它触及了人的决策行为，却回避了人的关系性存在;它解释了“人如何选择”，却遮蔽了“人为何只能如此选择”。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最高奖得主总是以蜻蜓点水的“人本”而无法触及关系本体论的人本逻辑?
本文的回答是：因为让他们抛去资本逻辑，就是要他们的“命”。
二、霍尔与伍德福德：把“个体决策”作为宏观大厦的砖石
要理解2026年诺奖的局限性，首先需要理解他们做了什么。
(一)霍尔：消费的“随机游走”与理性的孤立个体
霍尔最经典的工作发表于1978年，题为《生命周期—永久收入假说的随机含义》。弗里德曼此前已经提出永久收入假说：决定消费的不是当月收入，而是对长期收入的判断。霍尔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消费者是理性的，而且能够利用现有信息预测未来，那么消费变化应该具有怎样的统计性质?
霍尔的答案是：消费近似一个“随机游走”过程——明天的消费只有在明天出现新信息时才需要调整，而今天能够预测到的信息早就反映在今天的消费中了。
这个结论的隐含前提是：消费者是一个能够独立地、理性地处理信息的孤立个体。他的消费决策不受社会关系的约束，不受阶级位置的塑造，不受文化传统的规训，不受信贷歧视的影响——他只面对一个抽象的“终身收入预期”，然后做出一道跨期优化的数学题。
(二)伍德福德：价格粘性、央行沟通与“预期管理”
伍德福德则构建了企业定价与最优货币规则的微观基础。他的核心贡献在于：企业不能随时调整价格(价格粘性)，因此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必须考虑预期的形成机制。央行的政策沟通本身就能引导市场预期、稳定宏观经济。
这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诞生”。上海财经大学田志伟指出，霍尔提供家庭跨期消费的微观根基，伍德福德构建企业定价与最优货币规则，二人共同完成了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大厦，深刻重塑了过去30年全球中央银行的思维方式。
(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根本局限
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路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典范。新古典经济学牢固地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纲领之上——它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任何解释，不涉及非个人主义决策者的解释。方法论个人主义假定个体是分析的基本单位，集体只是个体的加总，社会现象应当从个体行为出发加以解释。
这一路径的局限，早在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中便被反复讨论。方法论个人主义面临的根本困难在于：它无法解释制度、权力、阶级、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塑造。个体的“理性选择”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下、在特定的文化意义系统中被建构的。
2026年诺奖的“人本转向”，恰恰回避了这一根本问题。它把“人”简化为一个决策函数，然后用这个决策函数去推导宏观经济规律。它触及了“人”的计算行为，却完全忽略了“人”的关系性存在。
三、“微观基础”的虚假深度：解释“选择”而不解释“选择者”
(一)从“总量关系”到“个体选择”的进步与局限
20世纪70年代的“卢卡斯批判”确实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缺陷：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擅长描述消费、投资、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总量关系，却往往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些关系为什么成立。当家庭和企业知道政府会怎样行动时，他们就会提前改变自己的消费、储蓄、定价和工资要求;过去数据中观察到的关系，也就未必能在新的政策下继续成立。
因此，宏观经济学必须“从总量关系向下走到个人选择，再从个人选择重新搭建整个宏观体系”。霍尔和伍德福德正是完成了这项工程。
但这个“进步”暴露了更深的局限。它把宏观经济学的问题从“总量之间是什么关系”转换为“个体如何做出选择”，却从未追问：是什么构成了“选择者”?“选择者”嵌入在什么样的关系场域中?“选择者”的选择偏好、认知框架、行动可能性，是由什么样的关系网络所生成的?
关系本体论的核心命题是：关系先于实体，实体生于关系，实体由关系定义。一个消费者不是先有一个独立的、给定的“偏好函数”，然后进入市场做出选择。他的偏好本身就是在家庭、社群、文化、阶级关系中生成的。一个企业不是先有一个独立的“成本函数”，然后进入市场定价。它的成本结构、议价能力、竞争策略，都是由它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所决定的。
霍尔与伍德福德的“微观基础”，恰恰把这一切关系性因素全部抽象掉了。
(二)“代表性主体”与“原子化个人”的虚构
霍尔与伍德福德模型中使用的“代表性消费者”和“代表性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原子化个人”的虚构。在模型中，所有消费者是同质的，所有企业面临相同的价格粘性参数。他们之间没有权力差异，没有资源不对称，没有阶级分化，没有制度约束。
这种虚构的经济学功能，是把“人”从关系网络中连根拔起。正如“我觉故我能”系列论文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将人预设为孤立的、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从一切社会关系、道德约束、共同体纽带中剥离出来，最终被塑造成一具没有血肉、没有情感、没有灵魂的数学模型。
2026年诺奖的“人本转向”，只是在“理性经济人”的旧瓶里换了一层新酒——从“完全理性”变成了“有预期的理性”，从“静态最优”变成了“跨期优化”。但瓶中的酒仍然是一个原子化的个体，而不是一个关系性的存在。
四、资本逻辑的“命”：为什么不能触碰关系
(一)关系本体论对资本逻辑的根本挑战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最高奖得主始终无法从“原子化个体的人本”走向“关系本体论的人本”?
答案在于：一旦承认关系先于实体，一旦承认人的本质由关系场域生成，整个以个体优化为核心的经济学大厦便失去根基。
关系本体论揭示的核心真相是：存在者的命运不由其实体属性决定，而由其嵌入的关系场域生成。同一棵树苗，放在森林中生成参天大树，放在盆钵中生成观赏摆件——树苗没变，变的是关系。
这一命题在经济学中的推论是毁灭性的：一个工人的“低工资”不是因为他“边际产出低”，而是因为他在资本—劳动关系中的结构性弱势;一个企业的“高效率”不是因为它“管理优秀”，而是因为它在产业链中的垄断位置;一个国家的“落后”不是因为它“制度不好”，而是因为它在全球中心—边缘结构中的被剥削位置。
资本的增殖逻辑依赖于关系的不对称。资本之所以能够获得利润，是因为它在劳动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金融资本之所以能够获得利息，是因为它在债权关系中占据支配地位;平台资本之所以能够获得数字地租，是因为它在流量关系中占据垄断地位。
一旦关系本体论进入经济学分析，所有这些“利润”“利息”“地租”便不再是“要素贡献的回报”，而是关系不对称的产物。资本的合法性将面临根本性的挑战。
(二)2026年诺奖的“技术性回避”
2026年诺奖得主的研究，恰恰是在技术层面上回避了所有这些关系性问题。
霍尔研究消费的跨期优化，但他不研究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进行跨期优化、而另一些人被迫即时消费。一个拥有充足储蓄和信贷渠道的中产阶级家庭可以“根据终身收入预期”进行消费平滑;一个手停口停的零工劳动者，根本没有“跨期优化”的物质基础。消费行为的社会阶层差异，被“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一笔勾销。
伍德福德研究央行的利率决策与预期引导，但他不研究货币政策分配效应的阶级不对称。加息抑制通胀，但首先冲击的是负债的中小企业和低收入家庭;降息刺激经济，但首先受益的是持有金融资产的富裕阶层。货币政策并非价值中立的“稳定工具”，而是关系性再分配的政治过程。
左翼媒体《人道报》在报道2026年诺奖时，标题直接点明了要害：“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学者，其模型旨在稳定经济而不挑战资本主义。”报道指出，这些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工具旨在缓和危机，而非追问危机的结构性根源。
(三)资本逻辑的“命”：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
“让他们抛去资本逻辑就是要他们的命”——这不是修辞，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结构性事实。
诺贝尔经济学奖自1969年设立以来，其评选标准始终在市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平衡。但即使在最“左”的获奖者(如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那里，资本主义的基本框架也从未被根本挑战。正如一项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类学研究所指出的：经济科学并非中立，而是与一种技术官僚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其功能是管理资本主义的矛盾，而非挑战权力与支配结构。
霍尔与伍德福德的工作，正是这种“管理矛盾”的典范。他们的模型帮助中央银行更精准地调控利率、更有效地引导预期，从而在技术层面上使资本主义经济更加“稳定”。但这种稳定，恰恰回避了稳定所掩盖的问题：谁在承受不稳定的代价?谁从稳定中获益?
五、从“觉知定义力”看西方经济学的认知封闭
(一)“我觉”的缺席：从“看见关系”到“看见个体”
“我觉故我能”系列论文的核心命题是：觉是定义力，能是行动力，生成是建构力。觉，是从无限的不确定性中划出有限方向的力量;是从“无”中召唤秩序的力量。
2026年诺奖的“人本转向”，恰恰是“我觉”的缺席。它看见了“个体”，却看不见“关系”;它看见了“选择”，却看不见“选择者”被关系场域所生成的过程。它把“觉知”简化为“预期”，把“定义”简化为“优化”，把“人”简化为“决策函数”。
从关系本体论的视角来看，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一种认知封闭：它预设了一个已知的、可计算的、可优化的世界，然后在这个封闭的世界中进行数学推演。它无法看见关系场域的开放性、生成性和不可预测性，无法看见“觉知”在定义世界中的创造性作用。
(二)生成逻辑的缺席：从“优化给定选项”到“生成新可能”
更深层的缺席，是生成逻辑的缺席。
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框架中，消费者的选择是在“给定约束”下的最优化——给定收入预期、给定利率、给定价格粘性。企业的定价是在“给定市场结构”下的最优策略。这种分析框架预设了一个已经给定的可能性集合，然后在这个集合中寻找最优解。
但“我觉故我能”的生成逻辑告诉我们：真正的创造性不在于在给定选项中优化，而在于生成新的选项。觉知的力量，恰恰在于看见旧关系的束缚、重新定义过去的意义、开启未来的新可能。
2026年诺奖的经济学，是一种“没有生成”的经济学。它不知道如何解释新产业的出现、新制度的生成、新关系网络的建构。它只能在给定的结构中进行微调，而无法解释结构本身是如何被生成的。
六、替代性范式：从“原子化个体的人本”到“关系性共生的人本”
(一)关系本体论的人本逻辑
关系本体论的人本逻辑，与西方经济学的“人本转向”有本质区别。
西方经济学的人本逻辑是：人是一个拥有理性预期的决策者，理解宏观经济的起点是理解个体的选择。这个“人”是孤立的、给定的、可计算的。
关系本体论的人本逻辑是：人是一个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节点，理解经济生活的起点是理解关系网络的结构与动态。这个“人”是关系性的、生成的、不可通约的。
从关系本体论来看，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不是“跨期优化”的结果，而是他在家庭关系、社群关系、文化关系中的位置所生成的。一个人的就业选择不是“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是他在群缘、道缘关系中可及的可能性空间所决定的。一个人的债务困境不是“风险偏好”的结果，而是他在资本—劳动关系中的结构性弱势所导致的。
(二)“四缘三能”框架对“微观基础”的替代
“我觉故我能”系列论文提出的“四缘三能”框架，为理解经济行为提供了替代性的分析工具。
四缘——已缘、亲缘、群缘、道缘——构成了个体经济行为的关系场域。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收入，还取决于他的亲缘网络(家庭支持系统)、群缘网络(社会资本)、道缘网络(时代机遇与制度环境)。一个人的创业可能性，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禀赋(已缘)，还取决于他的群缘网络(融资渠道、商业关系)、道缘网络(产业周期、政策环境)。
三能——灵能、意能、物能——构成了个体经济行为的能量维度。灵能是价值取向(“为何而活”)，意能是行动驱动(“如何行动”)，物能是资源底盘(“以何行动”)。2026年诺奖的分析，只触及了意能层面(个体如何做出最优决策)，却完全忽略了灵能层面(个体为何如此选择的价值框架)和物能层面(个体选择的物质基础与资源约束)。
(三)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经济学的实践转向
2026年诺奖的经济学，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经济学。它试图解释“消费者为什么会随机游走”“央行如何引导预期”，然后用这些解释去指导政策。
但“我觉故我能”的实践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学的终极使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不是解释“消费者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是追问“什么样的关系场域能够生成更共生的选择”。
从“解释”到“改造”的转向，意味着经济学必须从“微观基础的个体优化”走向“关系场域的共生建构”。不是问“消费者如何最优消费”，而是问“如何建构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进行有尊严消费的关系网络”。不是问“央行如何最优调控”，而是问“如何建构一个让金融服务于共生的制度框架”。
七、结语：蜻蜓点水的人本，还是彻底的关系革命?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本转向”，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但必须超越的学术节点。
它值得认真对待，因为它确实在技术层面上推进了宏观经济学对个体行为机制的理解。霍尔与伍德福德的模型，为央行的政策沟通、利率决策、预期管理提供了更精细的分析工具。这是学术上的贡献，不应否认。
但它必须被超越，因为它的“人本”是蜻蜓点水式的。它触及了“人”的决策行为，却未触及“人”作为关系性存在的本体论根基;它解释了“人如何选择”，却回避了“人为何只能如此选择”。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最高奖得主总是以蜻蜓点水的虚构性，而无法触及关系本体论的人本逻辑?
因为让他们抛去资本逻辑，就是要他们的“命”。
资本逻辑的生命线，是关系的不对称。一旦承认关系先于实体，一旦承认人的本质由关系场域生成，一旦承认资本利润是关系不对称的产物——整个以个体优化为核心、以资本增殖为归宿的经济学大厦便失去根基。这不是一个学术流派的选择，而是一个文明范式的命运。
从“我思”到“我觉”，从“实体”到“关系”，从“占有”到“生成”——这不是对2026年诺奖的技术性修补，而是对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根本性超越。
生成高于占有。
我觉故我能。
活成一束光。无数束光汇聚，便是新文明的曙光。
参考文献：
[1] 洪仔全. 东方共生经济学：关系本体论与碳硅共生文明范式[M]. 北京：东方经济学研究院，2026. 作品登记号：闽作登字-2026-A-00583809.
[2] 洪仔全. 文明学原理[M]. 北京：东方经济学研究院，2026. 作品登记号：闽作登字-2026-A-00286346.
[3] 洪仔全. 中国经济学通论[M]. 北京：东方经济学研究院，2026. 作品登记号：闽作登字-2026-A-00091155.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