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身边的空气里，开始弥漫起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轻浮与遗忘。
一
11月1日，长沙。
这一天，是长沙市防空警报试鸣日。
凄厉的警报声划破长空，旨在提醒这座曾在抗战中历经“文夕大火”、四次惨烈会战、甚至细菌战摧残的英雄城市：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在庄严肃穆的湖南烈士公园里，一场令人错愕的闹剧却上演了。
这里陈列着杨开慧、夏明翰、郭亮等157位湘籍烈士的遗像，铭刻着8.2万余名湘籍英烈的名字，本应是一处让人缅怀先烈、铭记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两名年轻女生，身着日漫《鬼灭之刃》风格的绿黑格纹和服羽织，手持武士刀道具，撑着日式纸伞，在烈士公园的桥上大摇大摆地进行Cosplay摆拍。
当愤怒的路人上前厉声质问“不认识中国字吗?”时，她们非但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羞愧与惶恐，反而是用纸伞遮挡颜面，似乎还沉浸在某种被打扰了雅兴的不悦之中，迟迟不愿离开。
直到园方工作人员介入，将其移交属地治安大队，警方对两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这场闹剧才草草收场。
疯了，疯了，疯了…
我们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
二
事后，有法务人士站出来用冰冷的法律条文进行所谓的“理性普法”：
当事人所穿为动漫角色服装，所持武士刀经鉴定不属于管制刀具，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存在美化侵略、亵渎英烈的直接主观故意。
因此，不满足《英雄烈士保护法》的侵权追责要件，不予行政处罚。
这番说辞，在单纯的法理条文上或许无懈可击，但在历史的道义、民族的底线与阶级感情面前，却显得无比苍白甚至荒谬。
齐泽克曾论述，当代意识形态的首要特征不再是欺骗，而是犬儒式的“明知故犯”。
这恰恰是当前文化渗透最可怕、最高级的地方：它不以直接颠覆你为诉求，而是通过“泛娱乐化”、“二次元爱好”、“穿衣自由”等去政治化的外衣，消解掉一个民族对自身苦难历史的痛感。
武士刀，那曾是沾满数千万中国军民鲜血的屠刀，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最核心的文化符号。
而在今天，它却被资本与流行文化包装成二次元里的“耍帅道具”，堂而皇之地踏入了为抵抗这种屠刀而牺牲的先烈们的安息之地。
这不是简单的“无知”或“法盲”，这是在长年累月的文化资本与消费主义洗脑下，精神阵地被悄然攻陷的冰冷现实。
这等行径客观上已经撕裂了烈士陵园庄重肃穆的纪念氛围，是对国家苦难记忆的一次残忍霸凌。
难道，真的仅仅是因为她们“年幼无知，没有主观故意”就可以轻轻放过吗?
不，这背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三
某些人怕是忘了，苏联是怎么灭亡的了。
1991年的那个冬夜，镰刀锤子红旗在克里姆林宫黯然降下。
这个曾经拥有上万枚核弹头、数万辆坦克、能让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夜不能寐的红色帝国，轰然解体。
是没有钱了吗?是没有武器了吗?是被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从外部打垮的吗?
都不是。
苏联的灭亡，始于意识形态防线的全面崩溃，始于对自身历史的虚无，始于对英雄的无底线解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和“公开性”的纵容下，苏联知识界、文艺界掀起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历史反思”狂潮。
曾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苏联青年的民族英雄，被一个个拉下神坛，遭到肆意抹黑与嘲弄。
在保卫莫斯科战役中受尽德军酷刑、宁死不屈的女英雄卓娅，被当时的某些“公知”和媒体造谣成是“精神病患者”、是“放火烧农民房子的罪犯”;
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眼的马特洛索夫，被污蔑为“不小心滑倒才堵住了枪眼”;
甚至连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的伟大牺牲，也被解构为“独裁者的炮灰”。
与这种对自身英雄的疯狂践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青年对西方流行文化、消费主义符号的狂热崇拜。
一杯可口可乐，一条牛仔裤，一首摇滚乐，一部好莱坞大片……西方的文化产品带着“自由、民主、个性”的滤镜长驱直入，轻易俘获了苏联年轻一代的心。
当一个国家的青年，开始以穿戴敌人的服饰为荣;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开始对亵渎自身英烈的行为见怪不怪甚至用“言论自由”来辩护时，这个国家的脊梁，其实就已经被打断了。
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战后国际关系原则》中冷酷地描绘过这幅蓝图：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专横拔扈，贪污受贿，无原则性……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掏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
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
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鼓励痴迷色情的人。”
这就是“和平演变”。
这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当年苏联的年轻人，在红场上挥舞着星条旗，欢呼着麦当劳的开业，他们以为自己拥抱的是一个美好的自由世界，却不知道自己亲手埋葬了父辈用鲜血保卫的国家，换来的是整个九十年代俄罗斯寡头横行、民不聊生、人均寿命锐减的凄惨深渊。
四
回看今日的长沙烈士公园事件。
在埋葬着八万多三湘英烈的土地上，在防空警报长鸣的时刻，穿着带有日本法西斯文化残影的服饰拍照，这绝对不是什么“穿衣自由”。
这种行为的本质，与当年苏联媒体抹黑卓娅一样，是在试探底线，是在用娱乐消解崇高，是在用流行文化掩盖血淋淋的历史仇恨。
长沙，这座城市太重了。
从1938年震惊中外的“文夕大火”，让这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几乎化为焦土;到四次长沙会战，中国军民以伤亡十三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死死拖住了日军的铁蹄。
杨开慧在识字岭上的从容就义，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千古绝唱，郭亮被反动派挂在城门上的头颅……
这些名字，这些记忆，是构筑起新中国合法性与中华民族精神长城的基石。
若是任由这等历史虚无主义的妖风借着“二次元”、“Cosplay”的幌子在我们的烈士陵园里登堂入室，若是我们对这样的亵渎仅仅停留在“未造成严重后果，批评教育”的轻描淡写上，那我们就是在犯罪，就是在对历史犯罪，对未来犯罪!
列宁在《怎么办?》中曾一针见血：
“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权力机构，是大学、教会、法庭、官僚体系与学术团体。”
今天我们大可以加上一句：还有那些潜移默化、剥夺青年人政治意识的泛娱乐资本。
那些在背后推波助澜、将二次元文化凌驾于民族情感之上的资本力量，那些在事件发生后用“法无禁止即可为”来和稀泥的理中客，本质上就是在配合外部势力进行意识形态的自我解除武装。
跋
鲁迅先生曾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道：“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但今天，我们在意识形态的阵地上，已经退无可退。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文化渗透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无法在朝鲜战场上用钢铁战胜我们，就必定会试图在思想的战场上用“奶头乐”和流行符号来腐蚀我们的下一代。
正如毛主席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那振聋发聩的警告：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今天这枚“糖弹”，或许是一件动漫和服，或许是一把未开刃的武士刀，或许是一种名为“多元包容”的诡辩。
长沙烈士公园的那声怒喝——“不认识中国字吗?”，不仅是那个觉醒路人的发问，更是历史的发问，是英烈的发问!
一个忘记来路的民族，注定没有出路。
苏联的前车之鉴，殷鉴不远。那座崩塌的红色帝国上空飘荡的幽灵，时刻在注视着我们。
同志们，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的较量从未熄灭。
面对那在烈士陵园里招摇过市的武士刀，如果我们今天选择了沉默与宽容，明天，我们就有可能失去整片阵地，失去先烈们用头颅换来的红色江山。
这个世界，依然是需要革命与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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