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他写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面探讨的是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年代，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就是找不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如果要成功，要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他做了一个阶层分析，有以下几种：
1，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以及寄生在他们身上的知识分子。
2，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受到外资压迫以及军阀压迫，但是他们又向往大资产阶级的生活，往往会觉得自己也是资本家。
3，小资产阶级，比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家里资产略有剩余，想往中产阶级爬，他们胆子小，怕官怕革命，往往对社会巨变采取中立态度，若是能看到革命胜利的曙光时候，他们也会参加革命。
4，半无产阶级，生活常常青黄不接，租用土地，出卖劳力，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勉强不死。
5，无产阶级，在城市，就是苦力工，人比较集中，做长时间的普工，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在农村就是长工、短工、月工、零工等。
6，游民无产者，大刀会，上海青帮这些的，这些人非常勇敢，但是对社会破坏力又强，若是引导得法，可以变成革命的力量。
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洋买办、大地主们以及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反动知识分子，才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的革命领导力量、农业无产阶级是有力同盟，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是朋友。摇摆不定的中产阶级，有些是朋友，有些是敌人。
我认为，那个时候的环境下，其实底层也是互相不待见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底层互害，在美国就叫乱贴标签，吃肉的和吃素的都能干起仗来。隔壁邻居甚至为了鸡偷跑过来吃几粒稻谷都能打起来，整个社会层面看起来都是互为敌人。
但他一下子就能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就是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看问题，那么真正的敌人其实就是很小的一小撮，这一小撮很狡猾，靠着掌握了资源和宣传，去夺取群众，制造不稳定，古代王朝往往就败于这一小撮。因为他们让群众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工人们常常认为敌人是车间组长，送外卖的常常以为敌人是门口保安，给不起彩礼的总以为敌人是丈母娘。要让他们真正悟透，就必须点拨敌人到底是谁，从而团结起来。
如何战胜敌人，只要能解决多数群众的需求，必然能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农村他们得有地，在城市，老百姓要提高收入，减少劳作时间，最好也是生产资料的共有者。这比老蒋的“精英路线”伟大的多，一群高级知识分子围在老蒋周围，最后都跑了，因为他们的眼光没有朝下看，都是在和达官贵人打交道，以为争取了财团的支持就可以了，那财团的钱从哪里来，又是在下面压榨而来，如此下去，落荒而逃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社会是动态发展的，当年的大多数和现在的大多数是不一样的，之前的大多数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所以“将军县”往往都出现在大别山区这样的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而如今不存在吃不上饭的人群，即使有少量吃不上饭的，通过扶贫已经解决了，之前的“革命”是暴力，是和敌人斗争，而和平年代的“革命”应当是“改革”，就是去解决具体的矛盾。
但是方法论还是通用的，就是稳定好大多数，这个国家才会国泰民安。美国在冷战期也出现过改革，就是资本家让渡利益给大多数，后来就把局势稳住了。而如今的美国为什么很乱，是因为政策的制定者是政策的获益者，他们忽略了大多数，由于实业缺乏，初次分配就出了问题，在钱生钱的游戏中，更谈不上对普通人的二次分配了。
我们如今的大多数是哪些人，其实还是工人和农民，有没有人下去多调研去看看，而不是走马观花，要在群众中间多待一点时间，看看他们现在的担忧是什么？
很多人说是钱，我认为不是，若是人人都是一年挣百万，这个反而是不正常的畸形社会。现在不存在挨饿受冻的情况，如今的大多数的人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归属感。只要有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很多难以破解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比如刺激消费，不需要刺激，我会用光光，当年城市职工敢生三个孩子也是因为“归属感”。
1927年，他在湖南农村待了21天，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以及农妇腰杆子硬挺了，说话大嗓门了，因为那里搞了农会，城市青年为救亡图存，热血沸腾，他们有了工会。为啥东亚病夫一下子变了模样，这就是组织的力量。
人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焦虑就会一直伴随在身，他会考虑40岁以后，厂里不要我，我该去哪里？于是他就天天干16小时攒钱，很多农民工往死里干，不是为了养老在攒钱，是在为失业而攒钱。有些农民工很有才华的，如果每天干8小时，能干到退休，说不定出些个发明家和作家都有可能，一些天才因为每天攒点微薄的钱而被彻底埋没了。
老百姓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担忧是一直在加强的，变来变去，安全感和归属感就容易丢失了，就是有了事情之后，脑海之中，第一时间不知道找谁，问周遭的人，一般人就会告诉你，找法律啊！现在法律是万能的，没有人敢拍胸脯说，这事我来解决。而是说你找法律，法律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美帝擅长搞的一手，就是把老百姓变成单个单个的人，他们分化人很简单，就是给几个工友多一点钱，让他们变成“工贼”，这样这些工贼就是普工的敌人了，其实这些工贼基本都没有好下场，最后成为牺牲品。所以我经常讲，车间里喜欢作恶的组长、线长、厂长下场都很不好，卫生巾一样，用完就扔。
和平年代，谈什么敌人，或许有些惊悚。断了大多数人的希望，这一小撮才是敌人，但敌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环境中产生的，要让社会安好，就得阻止这样的环境产生，那就得让不同阶层取得势力平衡，这中间的调停人就是国家。
美国为何失衡了，因为调停人就是资本家自己，我们需要的调停人是中立的，调停人不能以金钱来判断，若是以金钱来判断，在面对弱势受损时，往往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最后和了稀泥，就丧失了自己的信用，会给社会积累巨大的矛盾。
做好调停人其实很简单，让农民工有自己发声的组织和渠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如此各阶层才能互相流动，一旦有人想锁死阶层流动，最后形成两极，必然会出现敌我关系，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非常大的危险，被美帝一拱火，所谓的“敌人”也会化为灰烬。
想过好日子，我们每个人都要自省，等到了自己转换了身份之后，变成了所谓的“高级人”，不单单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眼睛也要朝下面看看，看看大多数人的需求，切莫把自己变成人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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