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工人运动”这一章中，恩格斯指出，“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在这里，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的民族特征在英国工人身上“消失”了。突破民族界限的“普世价值”在工人阶级身上比在资产者身上体现的更早，而工人阶级的“普世价值”就是“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
在经历了偷窃、砸碎机器等消极、孤立的反抗阶段后，英国工人利用当时的法律组建工会进行罢工。恩格斯指出，“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不过，理论家的抗议也是有必要的，它有同样有助于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也不应强求理论家的抗议方式与工人的抗议方式一样。
尽管罢工没有用，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把它当作全世界无产者的核心价值来指出的。而资产阶级则无疑要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竞争来对抗无产者的联合。既然自由竞争尤其是工人之间的自由竞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那么，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将这种“自由”鼓吹为“普世价值”也就是必然的了。一味反对“普世价值”这个名词，实际上无助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好的办法应当是以无产阶级的“普世价值”对抗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要敢于向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主动出击，而不只是被动地防守。
在论述英国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恩格斯顺带提到了“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他指出，“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
接下来，恩格斯介绍了当时英国的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英国资产阶级如何用降低工资等方法迫使工人罢工以便逼使工人阶级为资产阶级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去火中取栗等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恩格斯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今天的中国也出现了不少所谓的民间科学家，这些人在学术上或许很不成熟，但是这种研究精神要鼓励而不是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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