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6日
背景：本文针对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等工作中出现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推进，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展开，但部分地区出现了“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乱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等过激行为，甚至个别地区土改打击面高达25%。这些偏差源于基层干部经验不足、政策界限模糊，以及战争紧张环境下急于求成的倾向。1947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十二月会议”上开始系统纠“左”，强调政策策略的正确性关乎革命成败。1948年初，他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文件，细化阶级划分、工商业保护等政策。在本文，即致刘少奇的信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阐明政策与经验的辩证关系，指出政策正确性需由实践检验，而经验本身是政策执行的结果，强调必须制定界限分明的政策以避免群众工作中的混乱。这一思考为后续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论断奠定了基础。
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
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
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
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
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
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
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
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
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
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
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
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划分阶级草案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
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
(三)粟裕部队要三月十五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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