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土地改革如火如荼。然而在宣传阵地上，一种危险论调悄然蔓延——“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当这份报告摆在毛主席案头时，他提笔写下了震动全党的一纸批示：“这是严重的原则性错误！”
> 一份报告纠正土改偏差，团结中农的政策背后，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的根本逻辑。
1947年末，解放区土改正轰轰烈烈展开。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令人忧心的现象：部分工作队为追求“彻底革命”，把中农错划为富农；贫雇农团体排斥中农参加农会和乡村政权；甚至喊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
这些做法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948年1月，毛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
一场报告，纠正土改偏差
1947年，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解放区需要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以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同年10月，《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提出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然而在土改实践中，部分地区出现了“左”的偏差。针对各解放区土改中提出的如何正确划分农村阶级、团结中农等急待回答的问题，报告系统阐明了党的政策。
报告特别强调：“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错订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办事不要中农参加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纠正，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
为科学划分阶级，报告明确提出了一个关键标准：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只有超过四分之一且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 这一精准界定避免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为何必须团结中农？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团结中农的必要性：
“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 这一判断基于解放区农村的实际情况——经过多年发展，许多地区中农已成为农村主要力量。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革命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土地政策：从大革命时期的“减租减息”和“限制田租”，到土地革命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直至解放战争时期的“耕者有其田”。政策的灵活性确保了党始终能团结最广泛的力量。
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已将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变为“耕者有其田”，但仍保留了温和成分，“对地主阶级并未采取绝对消灭”。 这种策略上的灵活性为党赢得了广大农村支持。
土地政策中的政治智慧
报告提出了三个区别对待原则：对地主与对富农应有所区别；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分别；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财产处理又应有所区别。 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展现了党的高超政治智慧。
在对待工商业问题上，报告同样体现了务实精神：“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的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其他凡是为国民经济所需要者，必须使之能够继续营业。”
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向即将解放的新区域传递了明确信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是简单的阶级复仇，而是建设一个容纳各革命阶层的新社会。
报告中阐释的“打江山坐江山”思想，对今天仍有深刻启示：
江山从来不是某一阶级的专利，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基业。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智慧:既要确保党的领导，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土地改革中，党一方面坚持依靠贫雇农，另一方面坚决保护中农利益，不搞绝对平均主义，使土地改革成为推动革命胜利的强大动力。
土改的胜利带来了巨大成效：彻底废除了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使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为农业生产发展和国家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广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
人民是江山的创造者，也应当是江山的享有者。从“贫雇农带头不包办”的土地政策转折，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打江山靠人民，坐江山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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