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引者记：这是列宁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中的一段。
这个故事看起来很荒唐，但是列宁在如此重大的会议上，在如此重要的报告中讲这样的故事，是无聊吗，是无的放矢吗，是拼凑篇幅吗？
不，同志们，直到现在，直到100年以后的今天，管理机关依然存在这种推、拖、拉的不良风气，对国家政策的落实，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耽误，持续地造成影响。
所有机关工作人员，都应该学习这段文章，自我反思。否则，就像列宁的建议那样：把莫斯科各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禁闭六小时，对外贸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禁闭三十六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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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正文：
最近几个月来，我不能直接处理事务，我没有到人民委员会去工作，也没有到中央委员会去办公。在我偶尔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常常听到许多人愤慨地激烈地埋怨对外贸易部的工作。对外贸易部工作得不好，办事拖拉，这点我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这些怨言特别激烈，我想了解一下，抓一件具体的事情，追究到底，看看那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这架机器开动不起来。
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买罐头食品。为这件事来了一个法国人。我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否为了国际政策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协约国领导者的准许或彭加勒等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同意（我想，我们的历史学家在热那亚会议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法国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做了这笔生意，这是事实，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到了莫斯科卖了罐头。莫斯科正在挨饿，到夏天一定会饿得更厉害，肉类没有运来，并且从尽人皆知的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效率来看，大概也不会运来。
他们卖罐头肉（当然是指不完全发霉的罐头，这以后会检查出来），换取苏维埃纸币。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可是，如果按苏维埃方式认真地考虑一下，那就完全不简单了。我不能直接调查这件事情，但组织了别人去调查，现在我有一个小本子记载着这一著名事件的发展经过。
事情开始是这样的：2月11日，俄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加米涅夫同志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从国外购买一批食品是可取的。当然，没有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这些俄国公民怎么能决定这样的问题呢！请想一想，不经过中央政治局，这四千七百个负责工作人员（这仅仅是根据登记统计的）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加米涅夫同志显然很了解我们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所以对大批负责工作人员并不过分信赖，而用了擒牛先擒牛角的办法，当然擒的不是牛，而是政治局，他一下子就得到政治局的决议（我没听说，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什么辩论）：“请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从国外购入食品是可取的，并请注意关税”等等。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注意了这一点。事情就开始动起来了。这是2月11日的事。我记得，我到莫斯科是在2月底或在这时间前后，我一来就听到莫斯科同志们的号叫，简直是绝望的号叫。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本买不到食品。为什么？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办事拖拉。我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那时也不知道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已经做了决议，所以只对办公室说，调查一下，弄份文件来给我看看。克拉辛来了之后，加米涅夫和他谈了谈，这件事情才有了结果。事情交涉好，我们把罐头买来了。结果好的事情，总算是好事情。
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善于协商，能够正确决定俄共中央政治局所要求的政治路线，这点我是确信不疑的。如果商业问题方面的政治路线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决定，那我们在世界上就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苏维埃共和国了，但是，不能每次交易都拉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做，——克拉辛此刻正忙于热那亚会议前夕的外交事务，要进行极度紧张的工作，不能把这些同志拉来买法国人的罐头。
工作不能这样做。
这不是新政策，也不是经济政策，甚至不是政策，简直是开玩笑。
现在我有关于这件事情的调查材料。我甚至有两份：一份是人民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哥尔布诺夫和他的助理米罗什尼科夫的调查材料，另一份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调查材料。国家政治保卫局究竟为什么注意这件事，我不知道，我不大相信这样做是对的，这点我不准备多讲，因为我怕又要来一次调查。重要的只是材料已经收集到，现在就在我的手里。
我在2月底一到莫斯科，就听到一片号叫声，说“买不到罐头”，而轮船就停在里巴瓦，罐头就堆在那里，人家甚至同意用真正的罐头来换取苏维埃纸币！如果这些罐头没有完全发霉（这里我要特别着重“如果”这两个字，因为我不十分有把握，到那时是否会再派人做第二次调查，关于这件事的结果，只好留到下一次代表大会再说了），而且已经买到手了，那我要问：这样的事情没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就推不动，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我现在掌握的调查材料中可以看出，是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把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大骂一顿。丛同一份调查材料中，我又看到了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对另一个负责的共产党员说：“以后没有公证人在场，我绝不同你谈话。”看了这段故事，我想起二十五年前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我当律师的事情。那时我是个黑律师，因为我是被放逐的国事犯，不准当律师，可是没有别的人，大家只好到我这里来陈诉某些案情。最困难的是弄清楚案情。有一次来了一个村妇，她开头当然讲她的亲戚如何如何，可是怎么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对她说：“去把状子的底稿拿来！”但她还是讲她的白母牛。又告诉他：“去把底稿拿来”，她一面走，一面说：“没有底稿，关于白母牛的事，就不爱听啦。”此后我们常常在流放者中间取笑这次要底稿的事。但是，我仍旧使情况有了一些改进，人们都把底稿带来了，这样就可以弄清案情，他们为什么控告，苦处在哪里。这是二十五年前在西伯利亚（从那里到最近的火车站要走几百俄里）的事情。
在革命三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买点罐头，为什么还要经过两次调查，还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还要政治局发指示呢？究竟缺少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都是有的。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员缺少文化（我丝毫也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他们不能文明地来处理业务。
我初次听到这件事，就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建议：我认为，除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外（你们知道，这些委员是不可侵犯的），把莫斯科各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禁闭六小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禁闭三十六小时。哪知现在一个有罪的人也没有找到。其实从我所讲的事情中已经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出，有罪的人是找不到的。俄国知识分子通常总是不善于做实际工作，杂乱无章，一事无成。他们先是忙作一团，后来再动脑筋，事情办不成时，就跑去向加米涅夫诉苦，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当然，国家的一切苦难问题是需要提交政治局解决的，但是，做事应该先动脑筋，后动手。如果你要办什么事，那就请带个文件去办。最初你可以拍一份电报，在莫斯科还有电话，可以给有关机关打一个电话，把抄件交给瞿鲁巴，要说清楚：我认为这笔交易很急，如果拖延，我是要追究的。应该想到这一起码的文明作风，处理事情要考虑周密；如果问题不能靠打一个电话，在一两分钟内一下子解决，那你就拿着文件有根有据地说：“你要拖拉的话，我就把你关到监牢里去。”可是现在我们一点也不考虑，毫无准备，忙乱一阵，委员会成立了好几个，弄得大家筋疲力尽，吃苦生病，而事情直到加米涅夫同克拉辛接头后才能有所进展。这是很典型的事情。这种事情不光在首都莫斯科有，而且在所有独立共和国的首都，在各区域首府也同样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城市里更是屡见不鲜、更要严重百倍。
应当记住，在我们的斗争中，共产党员需要深思熟虑。关于革命斗争，关于全世界革命斗争的情况，他们可以对你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要摆脱极端的贫困，必须深思熟虑，必须有文化，必须言行得当。这些他们却不会。如果我们责备负责的共产党员，说她做事不老老实实，这是不对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九不仅老老实实，而且证明他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无论在沙皇制度崩溃前或在革命胜利后，对革命都是无限忠诚，不惜牺牲生命的。如果从这方面找原因，那就根本错了。及时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有文化，必须了解这是国家的事务、商业的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办事拖拉的罪人送交法院。在莫斯科我们有无产阶级法庭，这法庭应当审讯这些罪犯。问他们为什么摆着几万普特的罐头不买。我想，无产阶级法庭是知道应该怎样处罚的，但是要治罪，就要找到罪犯，我敢向你们担保说，罪犯是找不到的，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并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谁都不会办事情，谁都不了解究竟怎样处理国家事务。一切白卫分子和怠工者就利用了这一点。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同怠工者做过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摆在日程上；只要有怠工者，就必须同他们斗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象我上面所说的情况，难道可以同他们进行斗争吗？这种情况比任何怠工更有害。怠工者什么也不用做，只要看到两个共产党员彼此争吵应该什么时候到政治局去接收购买食品的原则性指示，他就有空子好钻了。要是有一个稍微聪明一点的怠工者站在一边支持其中的一个共产党员，或者对双方轮流加以支持，那就完蛋了。事情就永远搞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谁也没有过错。因为两个负责的共产党员，两个忠诚的革命家，在争论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究竟什么时候把问题提到政治局去以便得到购买食品的原则指示。
问题就在这里，困难就在这里。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店员，都会做这种事情，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都不会做，并且不愿意了解他们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
【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推、拖、拉作风，一直在腐蚀着革命者的锐气！】
后记：
最近看了1963年11月14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毛主席写道：“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
毛主席为什么要写得这么细，因为执行层面一直在打折扣。毛主席如此细致地不厌其烦的指出什么人向什么人宣读讲解，就是因为各级层面的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地制约了中央政策正常传达和落地。官僚体制必然的存在这个弊端。
这与列宁同志讲的这个买罐头的事情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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