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永信之事，省佛协再发新文痛批。其个人是非，官方为准。
只是这场面，突然叫人想起百年前，也被骂得狗血淋头的琦善，且看逻辑像或不像。
1.
鸦片战争开始后，琦善的名字就没干净过。说书人咬牙切齿，讲他是奸贼，跟洋鬼子妥协，丢了大清的脸。
战后《道光洋艘征抚记》《夷氛闻记》这些书，把他钉死在“奸臣”柱子上。字里行间，都在说“若非琦善坏事，天朝怎会输？”
可这帽子，真该他戴吗？
说到底，出了事，头一个要保的，是道光帝。
那会儿皇权压顶，天子得是“圣明”的，错不能在皇上。于是有了“奸臣模式”：出了岔子，就说“奸臣欺君”，锅全甩给臣子。
“妥协”是道光帝定的，输了却让琦善扛；若成了，功劳也是皇上圣裁。
尽管当时有人敢影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却没一个人敢在纸上写“道光帝错了”——谁都怕犯了“以下犯上”的忌。
2.
那时候的人，无法接受“天朝输了”。
士大夫们捧着圣贤书，天天说“我朝是天朝上国，蛮夷岂能匹敌？”可洋人的枪炮一响，清军败得一塌糊涂，连城门都守不住。
这脸怎么搁？
他们不愿承认，问题出在天天吹的“天朝制度”上——不愿承认船不如人、炮不如人，更不愿承认思想不如人。
于是只能找个“靶子”骂：都是琦善的错！是他“剿夷”不力，是他跟洋鬼子讲和！
琦善一个人不够，就拉上浙江的伊里布、江苏的耆英，说他们都是“一伙的奸臣”；又把希望搁在林则徐身上，说“重用林大人就会赢！”
林则徐受捧，从不是因他偷偷学洋人的技术、了解洋人的国情——这些事在当时是“丢人的”，他自己都不敢声张。
只是他摆出“与逆夷不共戴天”的架势——这才合了“天朝”的面子，合了所有人不愿面对现实的心思。
3.
不能说“忠奸论”全是假的。
毕竟鸦片战争里，有关天培、陈化成战死沙场，也有余步云之流贪生怕死。可这理论的致命伤，是把“复杂的问题”全简化成了“换几个人”。
按这逻辑，中国要赢，只要撤了琦善、重用林则徐就行——不用改船炮，不用改制度，甚至不用改“天朝上国”的想法。
再往深了说，要想让忠臣有出路，奸臣不露头，就得把传统的“纲纪伦常”抓得更紧。
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暴露的不是“天朝”的毛病或落后；反倒证明天朝的圣贤书和制度全是对的，坏就坏在那些“奸臣”没照着做。
琦善哪里只是道光帝的替罪羊？他是替整个“天朝旧道统”背了锅。
4.
“奸臣模式”不是鸦片战争独有。
它像个“万能模板”，代代相传：遇事不找根源，先抓个“执行者”骂。
企业出问题，先开基层员工，却不优化管理制度；项目搞砸，先怪办事人没用，却不提原计划本就不切实际。
就像释永信的问题，众人只盯他个人骂，不追问：相关的管理规则是否该完善？曾经的相关调查是否有错误？类似的争议是否早该有说法？
琦善的“奸臣”帽子，扣了一百多年。今天我们聊他，不是洗白——他确实有他的糊涂和错。
是想借着这桩旧事问一句：我们真的改了“抓靶子”的习惯吗？我们读历史，难道只是为了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还是说，我们该从过去学会：少一点骂“靶子”的冲动，多一点挖“根子”的耐心？毕竟，历史不缺笑话，没人想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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