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是哲学最核心、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其内涵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历经重大演变,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核心要义。它始终围绕“存在与意义”的终极追问展开,最终在人类实践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力。
一、名称溯源
“形而上学”的名称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集。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事物背后都存在一个支撑其本质的终极实在。比如一个苹果之所以是苹果,必然有其内在的“存在根据”,而哲学的核心使命,就是探究这种超越具体事物的根本存在。亚里士多德去世后,弟子将其研究“第一原理”、“存在本身”的著作整理在《物理学》之后,命名为《物理学之后》,这个原本仅表“编目顺序”的词,后来被赋予了深刻哲学内涵。
日本学者将其译为“形而上学”,灵感源自《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下”对应可触摸、可感知的具体事物(如山川、器物、物理现象),“形而上”则指向超越具体形态的抽象本质、普遍规律或终极实在,这个翻译完美契合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原意。简言之,形而上学的核心定位是探究“存在的根本问题”,即超越经验世界的最普遍、最永恒的本质与规律,因此也被称为“哲学的哲学”或“第一哲学”。
二、亚里士多德至康德前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之前,传统形而上学始终围绕“世界的终极答案”展开,核心议题可归纳为四类:
在本体论(存在论)层面,探究的是“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即“什么是真正存在的?”、“存在的基本结构是什么?”。这一议题的核心分歧在于世界本原的归属,是物质、精神,还是二者并存?延伸来看,它还涉及个体与共相的关系、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时间与空间的本质等问题。
宇宙论则聚焦“世界的起源与规律是什么?”,探究宇宙的整体结构、生成过程、运行法则,以及因果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核心问题包括:宇宙是永恒存在的,还是被某种力量创造的?世界的运动是完全必然的,还是包含自由意志的空间?典型案例有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者”、中世纪神学的“上帝创世论”、近代休谟的怀疑论。
认识论关注“我们如何认识终极实在?”。虽然认识论在近代成为独立分支,但传统形而上学普遍预设“人类理性可以把握终极实在”,即“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这一预设的核心矛盾在于:理性是否能超越感官经验,认识不可感知的“终极实在”?柏拉图认为人类可通过“回忆”通达理念世界;而康德后来指出,理性一旦超越经验边界,就会陷入“二律背反”,无法认识“物自体”,传统形而上学的这一预设是“独断论”。
价值论注重“终极价值的基础是什么?”,探究道德、美、自由等价值的终极来源,思考是否存在超越人类经验的“绝对价值”(如善的本质、正义的基础)。典型案例包括柏拉图的“善的理念”、康德的“绝对命令”。
三、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与批判
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在于始终试图脱离人的具体存在,寻找独立于人类的“终极实在”,并认为理性可完全把握这种实在。
康德的哲学革命首先打破了“思维符合对象”的认知,提出“对象符合思维”。即人类的认识并非被动接受外部实在,而是通过自身先天认知形式(如时间、空间、因果范畴)建构经验对象。他明确指出,理性无法超越经验边界认识“物自体”,传统形而上学对“终极实在”的思辨是无效的“独断论”。但康德并未完全脱离传统框架,他虽确立了人的认识主体性,却留下“现象世界”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为后续哲学留下了“弥合对立”的任务。
经过费希特、谢林的发展,到黑格尔用“绝对精神”构建了完整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他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终极实在,它通过“正反合”的辩证法,在历史中不断自我展开、自我认识。这一体系虽然“解决”了康德的二元对立,但又将传统形而上学推向顶峰,把人类思维的概念运动,当成了独立于人的、支配世界的实在本质。
对此,费尔巴哈展开了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他指出,所谓的“绝对精神”、“物自体”、“绝对同一”等概念,本质都是人类思维的创造,并非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所有形而上学的思辨都未脱离人的主观意识,所谓“终极实在”,不过是人类对自身本质的投射与臆想。这一批判直接摧毁了旧形而上学的根基,但费尔巴哈的局限同样明显,他将概念视为人类直观的产物,未能揭示概念产生的现实根源,也忽视了事物的运动与历史维度,仍停留在“直观的唯物主义”层面。
四、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重构
马克思并未完全抛弃形而上学,而是吸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同时批判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实践”为形而上学重新确立了根基。
一方面,马克思认可费尔巴哈对“绝对精神”的批判,反对将概念视为独立的终极实在;但另一方面,他突破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局限”,黑格尔的辩证法虽被“头足倒置”,却蕴含“矛盾推动发展”的革命性内核,马克思将这一内核从“绝对精神”中剥离,重新锚定于“人的实践活动”: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仅改变外部环境,也在矛盾与否定中不断完善对事物的认知、抽象出概念,更推动自身从“片面存在”走向“全面发展”。
这一重构彻底改变了形而上学的性质,它不再是脱离实践的空想,而是从实践出发、又反作用于实践的思维工具。每个源于实践的概念,都是形而上学的开端;形而上学的使命,也从“探究超越现实的终极实在”,转向“服务于人的自由解放”。这种解放并非纯粹思辨的产物,而是在历史实践中逐步实现的。人通过否定旧的思想观念、落后的生产力,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在革命性实践中从“不自由”走向“自由”,从“精神与物质的贫瘠”走向“全面丰富的存在”。
至此,形而上学完成了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脱离现实的思辨游戏,而是扎根于人类实践、推动人类进步的革命性力量,通过对存在、价值、规律的反思,指导实践不断突破局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五、结语
形而上学的演变史,本质是一场从“探究外在终极实在”到“回归人的实践存在”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并非彻底否定形而上学本身,而是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脱离实践、悬浮于现实的空洞思辨;但马克思主义并未脱离形而上学维度,毕竟人无法脱离概念进行思维与交流,马克思真正做到的,是为形而上学“重置根基”。这场根基重置,让形而上学告别了“以抽象概念为终极实在”的旧范式,不再是悬浮于现实之上的思辨游戏,而是成为真正源于实践、又能反哺实践的思维工具。
人正是通过这种扎根实践的“存在与意义反思”,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突破自身局限、打破旧有认知桎梏,最终走向个体与人类的全面发展。这,正是形而上学历经两千多年演变后,真正的思想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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