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今不能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断，正如一名严谨的物理学家绝不可能背离牛顿的理论体系;而二者间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在社会学领域，恐怕要历经数代人的探索，才有可能诞生一位比肩爱因斯坦的人物。唯有当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充分结出其全部历史硕果，这样的人物才会出现。这是鲁道夫·施莱辛格(Rudolf Schlesinger)在透彻研读马克思的全部思想、以及受其思想深刻烙印的整个历史阶段后，得出的结论。我们不妨以这一结论为切入点，提出几点初步的见解与待证的初始假说，这些内容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究与检验。
我们首先确立一个前提：任何一项试图接续马克思主义核心论断之当代有效性的研究，都不应立足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而必须立足于我们当下的时代去审视马克思。资本论应当以当下的资本主义为标尺，去评判其理论价值。如此一来，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荒唐论调——宣称马克思的理论既是小商品生产社会的产物，也仅能解释这一社会形态——终将被彻底摒弃，永无翻身之地。
马克思的核心命题之一如是阐明：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根基之上，历史进程本身始终在完成一场逻辑层面的抽象运动。这场运动剥离了事物本身所有偶然、随机的表象要素——这类要素向来只依附于事物的临时存在形态而存续，进而发掘并彰显事物内在恒定且必然的本质内核。正是这些本质内核，界定了事物作为特定历史现实之产物的根本属性，也让这些内核具备了贯穿这一历史现实全程的普遍解释力。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本身，便肩负着简化其自身历史、不断提纯其自身“本质”的使命：它剥离自身所有非根本性的矛盾，最终袒露出那一对既能揭示其内在逻辑、又能宣判其历史宿命的根本矛盾。从这一层面而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就是资本主义自身的真相;事实上，也唯有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才能彻底揭示资本主义的奥秘。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一奥秘最终沦为一种普世资本主义的终极意识形态迷思——换言之，是一种被粉饰为人人皆可共享红利的资本主义形态。也正因如此，这一奥秘成为对资本合理性的终极佐证，化作资本得以无限期维系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但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审视，这同一奥秘，却是我们通过剖析资本主义最新历史发展成果，对其真实本质形成的最深层科学认知;这一奥秘直指资本主义最核心的内在矛盾，也因此成为我们终将推翻资本统治的理论工具。倘若工人阶级与资本之间那场决定性的历史对决，注定要在这一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根基之上展开，那么时至今日，工人阶级的理论思想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必然要在这片相同的阵地之上交锋。
这同样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命题：事物的发展，永远是最高级的形态解释最落后的形态，而非反之;永远是资本的逻辑解释地租的本质，而非反之。据此，对某一思想的验证，不应立足于其表面上由之生发的社会土壤，而应立足于后来超越了这一土壤的全新现实——因为事实上，正是这一全新现实，才是该思想真正的孕育之地。马克思在其研究中，借黑格尔undefined的理论所剖析的，从来都不是半封建状态下发展滞后的德国，而是资本主义欧洲发展的最高阶段;他同样借李嘉图undefined的理论，为《资本论》成书的那个时代所直面的种种问题，寻求着迫切的答案。时至今日，马克思的理论也不应永远停留在与自身早期哲学思想的清算之中，而必须主动投身于与当代资本主义最新现实的正面交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洞悉这一现实，并将其彻底推翻。这正是理论接受检验的时刻，也是工人阶级的诉求彰显其必然性的时刻。绝非偶然的是，当下资产阶级思想正沉醉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寥寥数行文字中寻章摘句，书写着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存在主义论调，而工人阶级的思想却重新回归《资本论》，回归这一对当下现实展开科学分析的经典范式，一切的理论探索，都服务于那场立志要推翻并超越这一现实的革命斗争。
米肖(Michaud)在其著作的一页文字中，勇敢地将一种我认为早已广为存在的想法——即便这种想法最初只是一种模糊的感知——诉诸笔端，他将当下的处境称作“某种意义上，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局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复现”。可我们当真能做出这样的论断吗?这种复现，又体现在哪些层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将为诸多仍处于迷雾之中的领域，带来透彻的光亮。
如同所有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始终以摧毁现存秩序为使命，立志在旧秩序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尚未成型的新秩序。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兼具两个维度，二者彼此独立，又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一，是对一切现存事物的无情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这一批判体现为对资产阶级思想之神秘化运作方式的揭示，也即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祛魅。其二，是对当下现实的实证分析，这一分析以极致的科学认知，为我们指明了能够替代当下现实的未来出路。前者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后者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科学分析。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到《资本论》，马克思著作中的这两个维度，既呈现为逻辑上的递进划分，也表现为时间上的先后承接。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两个维度必须永远复刻这样的划分与承接关系。马克思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曾回溯那条经由分析已然让他发现了某些普遍抽象关系的路径，而他深知，这条回溯之路绝非可供重复的坦途。真正的必经之路，是立足这些简单的抽象范畴——分工、货币、价值——重新回归那个鲜活的整体：人口、民族、国家、世界市场。
因此在当下，当我们已然抵达马克思理论体系的终点，也即《资本论》所构建的理论高度时，我们就必须以此为全新的起点;当我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我们就必须立足于这一分析，重新展开理论的建构。如今，围绕一系列特定的抽象范畴展开研究——异化劳动、资本有机构成undefined所发生的变革、寡头垄断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形态——理应成为我们抵达全新的鲜活整体的起点：民众、民主、新资本主义的政治国家形态、国际阶级斗争。绝非偶然的是，这也正是列宁走过的道路，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国家与革命》，其理论脉络一脉相承。同样绝非偶然的是，所有资产阶级社会学理论，以及工人运动中的一切改良主义意识形态，所遵循的皆是截然相反的路径。
但做到这一切，依旧远远不够：即便我们认清了当下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应当具备的独特内涵，我们也必须同时认清，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当下也应具备其独有的特质。在此，我们不妨以一个明确的前提为出发点，大胆提出一种倾向性的极端论断——这类论断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鲜明特质，它能为新的理论思考提供动力，也能推动我们主动介入现实的斗争。这一前提便是：任何意识形态，究其本质永远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始终是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场域之上形成的神秘化折射。
有人将马克思主义视作工人运动的一种“意识形态”，这是根本性的谬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其诞生的初心，从来都是通过对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毁灭性批判，彻底摧毁所有意识形态本身。意识形态的神秘化运作，其滋生的土壤永远只能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种运作方式，向来都是资产阶级站在自身立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认知，且这种认知至今仍未改变。任何认真读过《资本论》开篇的人都能看清，这种意识形态的神秘化运作，绝非资产阶级为掩盖剥削事实而刻意选择的纯粹思想手段，它本身就是现实的、客观的剥削进程，是资本主义在其所有发展阶段中，自身运行机制的核心构成。
正因如此，工人阶级根本无需一套属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存在——也就是作为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现实力量而存在，作为一个革命阶级完成自身组织的存在——从未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而是始终独立于这一机制、并与之尖锐对立。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深入，工人阶级就越能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实现自主;资本主义体系的建构越是完备，工人阶级就越要成为这一体系内部最深重的矛盾，直至让这一体系的存续失去可能，也让那场终结并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决裂具备现实条件、成为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绝非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而是工人运动的革命理论。这一理论诞生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必须将这份批判视作自身的立身之本，始终坚守对一切现存事物的无情批判。这一理论经由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完成自身的建构，也必须时刻以这份分析为养分;当现实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更新、理论工具的验证之间出现鸿沟与落差，我们亟需弥补这份差距之时，革命理论便要主动贴合这份科学分析的内核。这一理论的全部生命力，都依附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它为工人的斗争锻造武器，为工人的认知打磨工具，为工人的行动锚定并彰显目标。马克思主义过去是、如今依旧是，工人阶级站在自身立场对资产阶级社会形成的根本认知。
可倘若马克思的思想本就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倘若马克思主义本就是无产阶级的科学，那么为何马克思主义的至少一部分理论，会沦为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沦为充斥着陈词滥调的理论武库，只为给阶级斗争中一切形式的妥协退让寻找正当性?这一问题，足以让史学研究的使命变得无比艰巨。但答案其实显而易见：意识形态本就是资本主义发展机制的一部分，是其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特定构成环节，那么对这种“意识形态”维度的接纳，也就是工人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其本质只能说明，工人运动本身已然沦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沦为这一体系中被动的构成环节。换言之，工人运动经历了一场被资本主义体系收编整合的进程。这一整合进程会呈现出不同的阶段与层级，但其造成的结果却始终唯一：它催生了改良主义实践的不同阶段、不同层级，也就是不同表现形式，而时至今日，这种改良主义的实践，表面上看竟仿佛成了工人阶级概念本身所固有的内涵。既然一切意识形态究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究其本质也永远是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工人阶级革命使命的神秘化表达，同时也是对这份使命的彻底颠倒。
倘若事实确是如此，那么当下的意识形态祛魅进程，就必须直面马克思主义本身，这份祛魅也必须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去意识形态化进程。在此，我所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体系，而非马克思的原著文本，二者对应的理论议题截然不同。对马克思的原著文本而言，我们当然需要开展内部的批判工作，梳理并择取其中的核心理论脉络。我们要发掘并彰显那些完成了最高层级科学概括的理论内核，也正因如此，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才能展现出其强大的理论张力——它以动态的视角把握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精准识别并研判那些持续改造资本主义、从体系内部推动其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根本趋势。而原著文本中那些理应被剥离并摒弃的内容，则是未能完成此类科学概括的部分：在这些内容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事实、特定阶段被直接拔高为普遍规律，最终不过是化作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象征性符号。这种对马克思原著的内部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可算作马克思的自我批判，它与对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祛魅批判，二者本质截然不同。后者的批判对象，从来不是马克思的原著文本，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特定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我们总带着几分嘲讽与鄙夷谈论庸俗马克思主义，而这份认知方式，本身也源于马克思。我们早已熟知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评判与态度，也知晓他对自己口中的庸俗经济学所持的立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试图通过理论分析，将财富的不同表现形式还原为其内在的统一本质，剥离掉那些让这些形式彼此独立共存的表象外衣。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洞悉现实事物之间的深层关联，将其从纷繁复杂的现象形态中解放出来。也正因如此，即便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在进行着专属自身的神秘化运作，它依旧能够与社会对立的现实发展同频，与资本主义生产中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水平同步。可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内部，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成分——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这种成分开始显现——它仅仅是对现实现象的简单复刻，不过是对现实的直观描摹。这便是政治经济学的庸俗成分，在某个历史节点，这一成分从整体理论中脱离出来，化作了对经济学理论的通俗化阐释。现实的矛盾越是深化，其在思想层面的复刻就越是复杂，对其展开科学层面的分析也就越是艰难繁复，而这份庸俗成分，便愈发以独立的姿态与严肃的理论研究相对立，它以那些折中拼凑、杂糅堆砌的理论汇编取代真正的科学分析，这便是庸俗经济学。这类庸俗理论愈发沦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论调，妄图用空洞的空谈消解一切由现实矛盾生发的对立思想。当我们重读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再反观当下的庸俗马克思主义，便难免生出一种感慨：一切仿佛早已被预言殆尽。
而我们还需补充一个核心要点。倘若当下的意识形态神秘化已然侵蚀到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倘若这场庸俗化的进程有其客观动因，且这份动因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那么我们最迫切的使命，便是厘清这些客观动因，找准其根本的物质根源。我们这么做，绝非只为认知这些根源，更是为了与之展开斗争。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这场斗争绝非单纯的理论之争，绝非让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新经院派，与老旧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院派相互对抗。我们必须将这场斗争推向现实的场域，将理论层面的使命本身，视作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当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亟需一场源于马克思自身理论内核的净化革新;当我们重新拾回对资本主义展开科学分析的理论高度，这份分析在当下理应被应用于纷繁复杂的国际现实;当我们重新找回并验证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统一性——这份统一性，体现在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有机融合，体现在政治理论与实践斗争的浑然一体——那么从这一刻起，我们必须重新出发。或者说，我们必须从这一理论高度完成一次跨越式的突破，重新找到那些必将引领这一进程的现实力量，找到那些必然催生这一进程的客观动因，找到那些能让理论再度化作物质力量的现实根基。
时至今日，列宁的这一论断所蕴含的真理力量，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鲜明地彰显出来：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当我们听到所有人都在谈论，革命不能囿于盲目的短期战术，必须拥有长远的战略视野，必须认清并把握这份视野，我们便能理解，这份理论的迫切需求，在当下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这份理论的需求关乎所有与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力量，却也在一个决定性的节点上让这些力量产生分裂，甚至让它们始终处于割裂的状态——而这本该是理论能推动它们走向团结与统一的时刻。但当下，一个截然相反的真理同样无比鲜明：没有革命的运动，就不会有革命的理论。因此，如今的理论研究者，必须躬身投身于所有实践层面的工作，去重新发掘、重新组织那些蕴藏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真正具备颠覆性的力量;必须让这些力量重新认清自身的存在价值，也必须协助这些力量，将其客观存在中所彰显的革命潜能，转化为具备现实组织形态的革命力量。归根结底，脱离了工人阶级的权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祛魅进程便无从谈起。工人阶级的权力——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自主组织——本身就是最真实的意识形态祛魅进程，因为这份权力，正是革命赖以生发的物质根基。
从这一层面而言，当下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主要的论战目标不应再是庸俗经济学，即便它以当下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形态呈现，也不再是核心目标。因为如今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前提与最终结果，本质上都是工人运动的庸俗政治。我们必须与之展开斗争的，正是这种庸俗政治。但我们必须审慎选择这场斗争的方式，而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也绝不能局限于这些斗争形式本身。有一条基本原则在此昭然若揭，尽管它时常被误读：工人运动内部的批判，其最终的指向永远都应是对阶级敌人的外部斗争。如此一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批判，首先就应当表现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当下，我们必须以对一切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毁灭性批判为起点，唯有如此，才能重新回归对一切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这其中，也包括对工人运动内部所有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而我们已然看清，在当下，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必须先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份分析，理应成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根基。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对当下现实的实证分析——也就是为实践斗争确立核心的战略方向，重新发掘并组织起能扛起这场斗争的物质力量——必须先于对一切意识形态与政治层面神秘化运作的彻底破除，也必须为这份破除筑牢根基。
我们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当下的意识形态格局，或许确有前马克思主义的特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当下的理论格局，或许也带有前列宁主义的色彩。我想表达的是，我们当下的使命，并非重新回到马克思之前的起点，也不是重拾列宁之后的老路。我带着清醒的、刻意的挑战性姿态想说，我们的使命，或许是重新完成从马克思到列宁的跨越——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出发，立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根基，重新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体系。工人阶级的革命——连同其所有的斗争工具——理应再度具体地成为工人运动的最低纲领。工人阶级曾经由列宁重新读懂马克思，而这份觉醒所孕育的成果，便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当这一历程再度上演，那么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丧钟，便将就此敲响。
一九六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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