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讽刺在于有些变革需要千军万马、血流成河，有些变革却只需要一把梯子、几支蜡烛和几个会翻窗户的家伙。
比如1799年11月9日，也就是共和历的雾月十八日，拿破仑·波拿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这位身材并不伟岸的科西嘉人，在巴黎杜伊勒里宫上演了一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权力盗窃案。五百人院的大厅里，议员们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一样嗡嗡乱叫，有人冲上去揪拿破仑的衣领，有人高喊“打倒独裁者”，场面一度非常民主，非常混乱。然而拿破仑做了什么呢?他向窗外的掷弹兵使了个眼色，于是一切都安静了。士兵们端着刺刀走进来，那些刚才还义愤填膺的人民代表瞬间变成了最讲秩序的好公民，一个个从窗户跳出去逃命，据说有些议员跳窗的姿态之矫健，连他们自己都没想到。拿破仑随后坐下来，把共和国改成执政府，把执政府改成帝国，把“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悄悄涂改成“荣誉、财富、享乐”——整个过程流畅得像在自家客厅里搬家具。
这就是复 壁倒 退的魔力：它轻盈、优雅、几乎不流血，只需要有一支听话的军队和一张足够厚的脸皮。为什么?因为倒 退从来不需要创造任何新东西，它只需要把旧东西从仓库里搬出来拍拍灰。官僚机器还在，警察系统还在，监狱还在，法典还在，甚至连法院门口的雕像都没换——只不过底座上的铭文从“共和国万岁”改成了“皇帝万岁”。这有什么难的呢?就像你不需要重新盖一栋楼，只需要把门牌号换一下。
而前进变革呢?前进变革要的东西可就多了。它要改变土地制度，地主们不答应;它要废除特权等级，贵族们不答应;它要改变工厂公司制度，资本家们不答应;它要让老百姓有饭吃有书读，那些靠老百姓没饭吃没书读来维持体面的人不答应。于是所有不答应的人都联合起来了，他们手里有最精良的武器、最充裕的财富、最完备的国家机器。这时候你跟前进变革者说什么?你说“咱们通过议会斗争争取多数”?对方已经把议会解散了。你说“咱们用和平方式表达诉求”?对方已经把和平定性为非法了。你说“咱们可以感化他们”?对方笑了，笑容里带着一种资本家看工人算错账的慈祥。
如此枪杆子就成了唯一的回答。这不是什么理论偏好，这是被逼出来的。当旧世界把所有门都堵死的时候，你只剩下一扇窗户可以打破，而那扇窗户外面站着的，是你自己的武装。
复 壁倒 退是一种“上层建筑的游戏”，是一群穿燕尾服的人关起门来分蛋糕。蛋糕的配方没变，烤蛋糕的炉子没变，甚至切蛋糕的刀都是原来那把，只不过握刀的手换了一只。这种游戏不需要惊动太多人，不需要动员群众，不需要解释什么新的理念，甚至不需要老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实上复 壁者们最怕的就是老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拿破仑搞政变的时候特意把日子选在雾月，大概是指望着巴黎的浓雾能遮住点什么——遮不住枪口，至少能遮住良心。
而前进变革恰恰相反，它必须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必须让千千万万双手参与进来，必须把历史的方向盘从少数人手里夺过来交到多数人手里。这个过程不可能是悄无声息的，因为旧势力会用一切手段让它变得嘈杂而血腥。当一个阶级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只能用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把它“请”下去，这种力量就是人民手中的枪。
有人说枪杆子里出的政权会不会太粗暴了?回答是：阁下，您大概是把因果关系搞反了。不是因为变革者喜欢枪杆子，而是因为旧统治者只听得懂枪杆子的语言。你跟拿破仑讲道理，他跟你讲掷弹兵;你跟查理十世讲宪政，他跟你讲龙骑兵;你跟路易·波拿巴讲共和，他跟你讲十二月二日的刺刀。在这些先生们的词典里，“协商”的词条旁边永远配着一幅绞刑架的插图。所以不是前进变革选择了暴力，而是暴力选择了前进变革——你不拿枪，对方就把枪顶在你脑门上。
更讽刺的是那些发动雾月式政变的复 壁者，事后总要给自己披上一件合法性的外衣。拿破仑搞政变成功了，立刻搞了个全民公投，结果据说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赞成票。这数字漂亮得让人怀疑巴黎人民是不是除了“是”之外不会写别的字。可见倒 退者们虽然靠枪杆子上台，却最热衷于表演“民意”的戏剧，仿佛只要找几个公证人盖章，盗窃就能变成继承。
而真正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从来不屑于这种虚伪的修饰。因为它知道新社会的诞生不需要向旧社会的法律申请许可，人民的权力不需要经过旧议会的批准。当劳动大众第一次握住枪的时候，他们握住的不仅仅是武器，而是一种崭新的可能：原来我们可以不需要老爷们发号施令，原来我们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原来历史的剧本并不总是由少数人在密室里写就。
所以当看到历史书上那些“一夜之间”的政变时，别忙着惊叹于操作者的手腕高明。那不过是一栋旧房子换了个看门人。而真正的前进变革，是要把旧房子整个推倒，在废墟上重新打下地基。前者只需要一把钥匙，后者需要一场风暴，钥匙可以悄悄传递，风暴却必然雷霆万钧。
这就是历史的关键所在：最深刻的变化，从来不可能用最省力的方式完成。那些试图用梯子和蜡烛改变世界的人，改变的不过是自己的头衔;而那些愿意用枪杆子和血汗浇灌未来的人，他们种下的种子，才会在多年之后长成整个民众的森林。
至于那些跳窗逃跑的五百人院议员们，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唯一痕迹，大概就是证明了在刺刀面前，再滔滔不绝的政治家也能变成身手敏捷的体操运动员，这一课比任何政治学教材都更加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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