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拉弗蒂(George Lafferty)
https://doi.org/10.1093/cje/beaf060
摘要：本文通过聚焦《资本论》中的单一章节——"工作日"——来考察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概念化过程。在该章节中，马克思考察了19世纪上半叶英国围绕"正常"工作日展开的各种运动。本文识别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四个既相互区别又彼此交织的维度，分别归类为：哲学-经济维度、政治-经济维度、道德-经济维度与社会-经济维度。前两个维度均属严格的抽象层面，其中哲学-经济维度被整合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概念化的过程之中。这种整合造就了一个内在动态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概念，马克思随即将其应用于来自不同视角的各类史料——本文将其归类为道德-经济维度。这一概念的应用推动了一种激进的、多元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涵盖工人的性别、年龄与宗教信仰等因素。文章最后探讨了由此引发的理论与战略启示。
一、引言
本文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单一章节"工作日"里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概念化过程。深入分析马克思发展并运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一概念的路径，有助于把握该术语所蕴含的种种复杂性，进而评估其分析参数与战略潜力。本文集中探讨的是《资本论》所审视的特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即对劳动力的持续剥削——剩余价值乃至利润由此而生。尽管马克思在"工作日"中主要关注实体商品的工厂制造业，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范围却远延伸至其他领域，如非实体商品的服务提供。因此，马克思概念化的相关性是极为深远的。
本文旨在回应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马克思在理论层面如何概念化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第二，从他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历史情境与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可以引申出哪些理论与战略启示?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区分马克思的理论概念化过程——其终点是资本-劳动关系这一抽象概念——与他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及其斗争的分析。简言之，这便是理论-抽象与历史-具体之间的区分，长期以来，来自不同理论与政治立场的诠释者对此争论不休。19世纪的英国(或如马克思所频繁称呼的"英格兰")对马克思而言并非一个永久性的资本主义"范本"，而是一片有时间边界的历史-具体场域，理论-抽象概念得以在其中付诸应用。正如他在1867年《资本论》"序言"中所解释的那样，英国构成了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的"典型场所"："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在我的理论阐发中被用作主要例证。"理论-抽象与历史-具体之间的这一区分，是理解马克思概念与其应用之间关系不可或缺的前提。
在本文中，"概念化"指的是马克思建构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理论-抽象概念的主动过程。本文首先考察这一概念化过程——其发端于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而在"工作日"中达到理论的完成——如何造就了一个内在动态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概念。继而阐明马克思如何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工作场所、社会运动、各类报告与立法之上，从而构建出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社会-经济分析。这一应用使他得以揭示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放任神话——即以理性的、目的-手段式的经济人作为"自然"存在状态的假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本文所使用的"政治经济学"一词，取其古典自由主义意义，是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应有别于近数十年来的异端的、激进的政治经济学——正如"自由主义"一词在此亦取其古典的政治经济意义。
本文并不以"解读"马克思、《资本论》乃至"工作日"为目的，也不涉及资本的广泛循环。本文以识别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四个既相互区别又密切关联的维度——哲学-经济、政治-经济、道德-经济与社会-经济——为基础，旨在揭示它们在马克思激进的、多元主义分析中的综合。
二、"工作日"：背景与意义
"工作日"是《资本论》第一卷中三个"长篇"章节之一(另外两个是"机器与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包含了该书对19世纪英国资本-劳动关系及相关运动、立法与管制最为全面的考察。在这一章节中，马克思直接正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批判性地审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信条。相对于前后各章，本章显得颇为突兀，它开辟了一个空间，使讨论从技术性的注疏转入充满变数、往往难以预料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其相关斗争的危险领地。
在大卫·哈维看来，这一章节"理论分析偏少，历史细节繁多"，但他随即补充说，它也"援引了迄今尚未出现的抽象范畴"。马克思将劳动力视为一种商品，它既与其他商品相似，又有所不同，因为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尤为重要的是，本章首次在《资本论》中明确涉及阶级斗争。正如哈维几乎按捺不住地感叹："终于，在344页之后，我们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概念。终于!"。皮埃特罗·巴索(Pietro Basso)亦持相近观点，认为只有到了"工作日"，"历史才以其所有的嘈杂与喧嚣突然登上舞台"。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甚至认为，本章的标题或许具有误导性，因为其内容"根本不是关于劳动本身，而是关于劳动在极端状态下的不可能性，关于濒临耗竭边缘的身体"。这些观察共同放大了马克思在"工作日"中分析的深度与广度。
马克思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导致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立法的"正常"工作日运动上，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19世纪一系列工厂法。总体而言，这些立法对某些行业——特别是对童工和女工——的工作时长施加了日益严格的限制，同时减轻了工厂就业条件中最为恶劣的部分。本章虽然包含大量关于实际劳动过程的讨论，但同样着重揭示"极端状态下的劳动"的后果，以及如何防止劳动者因过度劳累而走向死亡。它关注的是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理解来分析如何改善劳动条件，这一理解建立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这些资料主要包括工厂督察员的报告、法律调查和医疗当局的记录，它们共同支撑了一种系统性的分析——这种分析在把握日趋复杂的情况的同时，始终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理解保持内在的一致性。
通过识别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四个既相互区别又不可分割的维度，可以体会到这种"复杂中的一致性"——理论-抽象在此与历史-具体相互交织。这四个维度在本文中分别归类为：哲学-经济、政治-经济、道德-经济与社会-经济。前两个维度可以毫无争议地被视为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二者在马克思"工作日"的概念化过程中相互融合。第三个术语"道德-经济"在此被引入，用以归类马克思那些折中主义的史料来源。本文表明，第四个术语"社会-经济"可以合理地描述马克思将其自身概念应用于这些史料之上的过程，从而建构出一个必然是多元主义的、但始终激进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及相关问题叙述。
或许有人倾向于——哪怕只是为了规避潜在的批评——将这些术语界定为宽泛的、甚至是试探性的范畴，但前两个术语所指涉的，是马克思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概念化过程中的特定维度。这些维度可以在"工作日"中被相当精确地辨识出来，其相互关系也由此逐渐呈现。相比之下，第三个和第四个术语的使用则面临着更为模糊的困境。当评估马克思的史料来源与其自身概念之间的相容程度——亦即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真正激进的、多元主义的分析做出贡献——时，这些困境就会接连浮现。
三、概念化与术语：从哲学-经济到政治-经济
探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概念化过程，需要对本文所采用的术语加以澄清。首先，本文引入"资本-劳动辩证法"这一术语，指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全球性哲学-经济建构，这一建构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包括若干与恩格斯合著的文本)中表达得最为有力。大写字母的使用是有意为之的，它关联着马克思革命哲学中分配给这一辩证二元论两个要素各自的世界历史角色。"资本"代表资产阶级通过日益贫困化的无产阶级的劳动持续积累私人资本的全球性表现，而无产阶级则是将通过革命实现无阶级社会的革命主体。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断言的那样："问题不在于这个或那个无产者，甚至不在于整个无产阶级目前认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而在于无产阶级是什么，它按照其存在将不得不历史地做什么。"
就这一革命情景而言，众多批评者曾哀叹《资本论》似乎缺乏革命承诺——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在颂扬1917年十月为"反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时那个著名的判断所示。无可否认，贯穿《共产党宣言》及其他早期著作的那些末世预言，在《资本论》的字里行间是显然缺席的——尽管恩格斯在其1886年"英文版序言"中插入了"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然而，在此处有必要对"工作日"作进一步的反思。在若干段落中，马克思承认了工厂督察员等主体的重要改革贡献——工厂督察制度随1833年《工厂法》的颁布而建立。然而，在本章的其他地方(仿佛是在挑战任何单一的、表面权威的"解读")，他又将"正常"工作日在立法上的确立描述为两个"历史性"阶级——"集体资本"与"集体劳动"——之间斗争的产物，这与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首次描述一脉相承。哲学-经济的资本-劳动辩证法作为一种纯粹对抗性的二元对立，以一种持续在场的方式存在着，各种政治运动与争论最终都被提炼归结于此。
资本家被诠释为只有一种选择：在不受管制的(或"自由的")竞争背景下，按照资本积累规律，从工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除非受到社会的强制"。在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资本主义对无休止积累的驱动之下，超出"社会"干预的范围之外，资本家被化约为剥削者，而工人不过是劳动力的提供者。双方都没有能力抗拒资本积累的规律。
这些普遍的确定性在马克思那个永不知足的"狼人"资本家形象中一再出现，作为"资本"的一个替代象征："劳动者的全部生命，无非就是劳动力，因此他全部可以支配的时间，按其本性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都应该用于资本的自我增殖。"这一全球性的哲学-经济维度融入了马克思在工作场所层面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概念化之中——在此，资本家与工人都只是纯粹的经济的、目的-手段的行为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情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用马克思假想中的工人的话来说："我要求的是正常工作日，因为我像所有其他卖者一样，要求取得我的商品的价值。"资本作为一种非人格的、自我推进的力量，要求资本家和工人在各自的角色中都相应地成为非人格的行为者。由此，哲学-经济的资本-劳动辩证法的普遍性，与他的政治-经济概念——本文称之为"资本-劳动关系"——融为一体。这一概念可以应用于任何可辨识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每一个具体实例，而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全球革命情景的宏大构想，在其概念化过程及所形成的概念中依然保有生命力。
这一哲学-经济表述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全球资本主义反乌托邦的早期描绘如出一辙，后者作为革命性超越的前奏出现：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工资”
在时间上相隔三十余年的这两段文本中，既可见连续性，亦可见断裂性。"过度劳动与过早死亡"的必然性，显然正是詹姆逊所说的"劳动在极端状态下的不可能性"。然而，"即便在对工人最为有利的社会状态下"这一表述尤为值得关注，它与上文引用的"除非受到社会的强制"极为相近，含义却截然相反。在《手稿》中，这些"有利条件"被一个看似不可抗拒的历史进程所淹没;而在"工作日"中，"社会"的行动却可以缓和资本主义的冲击，出现了相当不同的、不那么确定的可能性。在前一部早期著作中，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压倒了"社会";而在后一作品的"工作日"中，"社会"的行动却有可能调节资本主义的冲击。马克思将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概念与其史料相结合，应用于多种多样的议题，于是资本主义的不变规律受到了程度不一的中介。"社会"这一术语涵盖了历史-具体的广阔而复杂的领域，马克思频繁援引它，以指示那些可能抗拒资本在全球、国家与地方层面扩张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然而，这种抵抗的存在，对马克思而言，并不使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规律失效;中介并不意味着驳斥。无节制竞争的潜在后果始终存在于这一概念本身之中，并以经验方式体现在那些游离于有意义的管制之外的阴暗工作场所里。
这一资本-劳动关系把握了在工作场所层面对工人劳动力的独特的资本主义剥削——它在概念上可与全球哲学-经济的二元论相区分，但在理论与战略上又与之密不可分。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哲学-经济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区分，并不指向最广为人知地与路易·阿尔都塞及其同事相关联的那种决定性的"科学"断裂。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哲学-经济维度在政治-经济概念内部持续存在，建立了一种内在的动态，使其有能力把握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在历史-具体层面上的无穷复杂性。在本文的余下部分，这一概念将被简称为"政治-经济"。
当见证马克思将这一概念与其道德-经济史料相结合，应用于经验场域时，理论-抽象与历史-具体之间划定界限的必要性便变得不可回避。在"工作日"中，随着"社会"干预的展开，资本家与工人连同许多其他人，开始呈现为更为复杂的、置身于社会情境中的存在(或主体)，而工作场所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也变得无法仅仅化约为政治-经济参数。这正是全球与地方相遇之处，概念与经验相交之处，哲学-经济、政治-经济与道德-经济通过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分析得到综合之处。
总而言之，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发展出来的哲学-经济的资本-劳动建构，在他的革命哲学内部拥有独特的概念身份，却又与《资本论》及其他"成熟"著作中建构的激进的政治-经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概念相互融合。政治-经济整合了哲学-经济——这标志着马克思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概念内部一种具有分析枢纽意义的张力。二者在概念化过程中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概念本身中都不可分割，由此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动态因素，将其渗透进马克思对历史情境与历史事件的考察之中。这种内在动态所提供的分析能力，在"工作日"中清晰可见。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发生的条件，倡导其逐步的、规范性的改革。然而，改革的驱动力始终与管制之外的工作场所(无论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潜在可能的)的持续共存相对峙——在那里，资本主义"狼人"行使着几乎不受约束的控制。改革永远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早期著作中所描绘的那种噩梦般的苦难不仅是可能的，对许多工人来说也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他通过概念的应用所表达的谴责，同时是政治-经济的和道德-经济的，往往与其史料来源高度契合——这一主题将在以下两节中进一步阐发。
四、经验分析与术语：从道德-经济到社会-经济
自19世纪初以来，尽管许多(但并非全部)制造商及其盟友持续抵制，政治与立法的天平已在逐渐向自由劳动力市场倾斜。这一转变远非一帆风顺。即便在正式的立法层面，以1833年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工厂法》为例，对"正常"工作日的确立也仅限于"棉、毛、麻、丝工厂"中的工人("操作工")，而其在地方层面的实施则高度碎片化，往往"流于形式"。参与运动的各方力量远远超出了资本-劳动的二元对立，而随之而来的立法带来的是局部的、不均衡的结果，而非覆盖整个阶级(无论这些阶级如何界定)。
坚持以上文在全球哲学-经济层面所构想的"集体资本"与"集体劳动"的两阶级表述，似乎会将众多其他参与历史上工作日运动并取得各种结果的行为者排除在外。然而，承认马克思概念的内在动态，或许可以化解这一表面上的困境："集体资本"与"集体劳动"正如在哲学-经济建构中一样，既指涉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球权力关系，也指涉无处不在的自由放任反乌托邦的可能性。因此，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国家与次国家层面的管制(如19世纪英国的情况)应在这一参照框架内加以诠释——由此引申出诸如国家立法如何影响全球条件(例如，是否会促使资本向海外转移)，或如何在其他国家推动进步性立法变革(工厂法的后续影响即是明证)等问题。
由此，管制作为一套复杂的、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过程浮出水面——在这一过程中，偶然性因素与各类行为者共同推动着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具体条件的调节，然而其参照始终是资本在历史上朝向"自由"雇佣劳动的全球性趋势，以及全面贫困化幽灵的存在。这一动态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序列，通过马克思与道德-经济维度的接合而得以彰显，为其批判性的社会-经济分析提供了信息。自由放任的反乌托邦承担着一个恒常参照点的角色，对照它，进步得以被衡量，正式立法与实质性管制的局限性得以被揭示。
当马克思的讨论在具体的社会-经济语境中把握改善工人安全与福祉的斗争时，管制政治与工作日的这些复杂性便显现出来。从地方到全国，一系列组织与个人——包括宗教团体、医疗权威机构、司法调查机构和工厂督察员——在过去数十年间已相继介入，保护工人免受私人资本积累的碾压之苦，以及自由放任鼓吹者所推崇的那种道德真空。缺乏管制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已日益压倒性地积累着，形成了政治干预与立法变革的广泛动力，马克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其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与工作日的分析。本文在此引入第三个术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指涉马克思的道德-经济史料所涉及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各种具体形态——在这里，马克思将其政治-经济概念(资本-劳动关系)付诸应用。
"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这一术语在多个学科领域已有大量文献积累。在本文中，"道德-经济"这一描述性术语被引入，用以指涉马克思那些倡导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进行更多管制(无论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各类史料来源。哲学-经济与政治-经济在马克思概念中的整合，既揭示了其道德-经济史料来源的局限，同时也将其分析可能性扩展至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领地。
他频繁援引上述官方报告，有时逐字引用其中段落，几乎不加额外评注，例如以下由诺丁汉郡地方法官布劳顿·查尔顿(Mr Broughton Charlton)于1860年1月就诺丁汉花边贸易所作的陈述：
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
这样的段落无需任何修饰，其间震颤着马克思与当时众多读者、乃至直至今日的读者所共同感受的那种义愤。马克思与他的史料来源共同占据着道德-经济谴责的公共领域，而查尔顿先生的文字则召唤出资本主义无情需索所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后果。
然而，这些具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色彩的评述所蕴含的激进潜力，通过马克思政治-经济概念所捕捉到的动态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剩余劳动的持续提取——若不加以遏制——便会裁定资本家与工人双方不可避免的非人化。这一应用整合了哲学-经济、政治-经济与道德-经济三个维度，推向一种始终如一的批判性的、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的社会-经济分析。马克思概念与其道德-经济史料的理论-经验综合，使其得以在分析上同时把握资本主义无止境的贪婪与可能促进或约束它的社会力量。
道德-经济的领地由此延伸为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相关运动与立法的唯物主义的、社会-经济的探索。哲学-经济、政治-经济与道德-经济之间的关系，因此同样呈现为持续动态的。这种特质在他如下所述之处格外突出——作为不均衡管制的工厂生产的对照面——"某些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中对劳动力的剥削或者直到今天还是自由的，或者直到最近还是自由的"，处于有效管制的覆盖之外。几乎不受约束的剥削的存在领域，构成了马克思其内在动态的政治-经济概念中的哲学-经济成分获得更大相关性的领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字出现在"工作日"第三节，标题为"英国没有对剥削的法定限制的工业部门"，突显了正式管制覆盖的不足。尽管马克思的主要关注落在工厂法所确立的改革之上，他对执行不力的立法的实际局限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这一局限已被广泛记录在案。马克思将其概念应用于历史-具体情境的过程，在其社会-经济分析的激进多元主义中达到顶点，并在战略上要求社会的介入。
在这些动态的情境中，持续推进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管制始终是必要的政治行动，以下马克思援引工厂督察员罗伯特·J. 桑德斯(Robert J. Saunders)的段落对此作了说明。原地踏步不是选项;进步性改革永远既不完全稳固也不具有永久性，而向反乌托邦的退步始终是可能发生的。国家与国际层面的社会进步，被视为与不懈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密不可分，劳动运动的成功与工时立法及其执行紧紧相联：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
桑德斯的评述凸显了防止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自由放任运作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因此，资本-劳动辩证法的哲学-经济维度保持着持续的概念上的与应用上的在场，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其支持者以及更广泛社会的行动，才能防止它在物质层面的死灰复燃。对不择手段的道德经济判断被扩展，同时成为哲学-经济的、政治-经济的、道德-经济的与社会-经济的，代表着资本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对不受约束、对社会具有破坏性的工人剥削无休止的、全球性的追求。
五、竞争与社会-经济管制
马克思对劳动条件与管制缺陷的批判，尽管渗透着他与许多其他人共同持有的人道主义关怀，却始终与其政治-经济概念不可分割——这与对马克思的纯粹"人道主义"或"科学主义"诠释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一点同样对如下批评提出了质疑：认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缺乏道德框架。对于康德对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的分析并不需要道德哲学的附加，因为它在其社会-经济应用中本身就是内在地道德的。
将马克思的概念与道德-经济评述相整合所带来的强化批判潜力，在本章结尾段落中清晰可见：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遇，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遇。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象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
马克思的概念在各种管制条件下与针对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件的道德-经济批判相互融合。这一整合过程使其得以把握工人的肉体与精神的退化——这种退化从踏入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那一刻便被启动，哪怕每一滴血都已成为商品。因此，这一段落中的"吸血鬼"("狼人"的另一种说法)既是无管制资本家角色付诸行动的化身，也是那些推崇或在广义上遵循这一角色的人的道德破产的化身——也就是说，将工人(无论现实中的还是潜在的)仅仅视为无穷劳动力的可消耗提供者。
这些议题贯穿了马克思援引工厂督察员、医学专家、政府当局、政界人士和宗教团体就保护性管制工时与劳动条件所作论证的众多段落——甚至包括那些遵守了工厂立法的工厂主：
甚至一部分按照1833年法令来经营工厂的工厂主，也上书议会，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进行不道德的“竞争”，因为这些人由于更加厚颜无耻或拥有较有利的地方条件就违反法律。
由此，在价格竞争压力较小的企业中，雇主与工人之间可以出现一种有限的、暂时性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反对"不道德竞争"——这短短一句话传达了政治-经济与道德-经济的不可分割性。雇主与工人都可以致力于排除不公平竞争——这种共同性甚至可以延伸至更广泛社会的各类成员。
然而，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共同性从未消弭围绕工资、劳动条件和剩余价值的冲突——这正是他与其所援引的史料来源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因为他明确地识别出这一冲突并将其理论化。马克思将其概念与这些评述相整合，增添了一种进一步的激进多元主义特质，使来自其他视角的批判得以与剩余劳动提取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剥削过程相关联。由此，这在分析上标志着对古典自由主义描绘工业冲突的方式的一次根本性的激进的理论超越——那些少有承认冲突存在的场合中，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析也仅停留在纯粹描述性的层面，如亚当·斯密所观察到的："工人希望尽量多拿，雇主则希望尽量少给。"对资本-劳动根本冲突的全面审视需要将其扎根于社会-经济的土壤之中。
因此，马克思的批判揭示了生产、利润、工资与劳动条件如何与价格、消费、公共卫生与营养密不可分。带着一种迫切的紧迫感，他的叙述延伸进公共福利的更广泛领域：
在英国，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都是从十八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1824年才真正站稳脚跟。
在这一同时汇聚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哲学-经济、政治-经济与道德-经济三个维度的段落中，马克思将工厂督察员报告中"不择手段的"雇主描绘为世界历史上"资本"那种"盲目的、不可遏制的激情"——攫取工人每一分钟劳动时间(剩余劳动)——的人格化。资本主义永无止境的、囫囵吞噬一切的贪婪，直接转化为一个不断逐利的资本家。
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构成了哲学-经济与政治-经济双重抽象的必要理论前提，允许二者的概念综合。然而，在早期著作中，完全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反乌托邦是以无可置疑的确定性来投射的;而在"工作日"中，马克思所面对的是一个19世纪已逐渐从自由放任政策撤退的政治、立法与经济环境。这一犹豫不决的、仍然远远不够充分的撤退，发生在自由放任政治势头在其他立法领域(如国际贸易)加速前行的背景之下。劳动法改革截然不同的立法轨迹，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哈维上文所提及的一个根本前提：由活生生的人所提供的劳动力，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商品。
因此，对商业竞争的管制成为有意义地管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防止工人之间竞争从而增强其集体团结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防止工人之间工资性竞争失控的持续紧迫要务，无法与防止资本主义企业之间价格性竞争失控的需要相分离。不受遏制的竞争——在雇主之间和工人之间同样制造分裂——作为拉低价格与工资的首要因素而出现。压价的企业侵蚀着较为自律(或较不无底线)竞争者的生存能力，从而启动一种利润率、工资、条件、商品质量与社会整体福祉的普遍恶化。
工人贫困化与退化的反乌托邦——其根源深植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之中——既在修辞上引人深省，也被铭刻于私人资本积累的需求与古典自由主义关于不受管制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放任愿景之中。然而，它同样远非不可避免。从立法到社区约束的各种管制，可以限制最为贪婪的资本家追求其目标的自由，从而使反乌托邦得以避免——尽管这种避免永远既不完全也不终结。因此，马克思内在动态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把握这些相互冲突力量之间的互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可以被诠释为往往难以预测的、易变的社会-经济过程，通过程度不一的正式与非正式管制加以调节——在这一过程中，道德-经济在分析上与战略上都与政治-经济密不可分。
六、从道德-经济的反对到激进多元主义的可能性
一旦被纳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分析之中，其史料来源的意义便得到了转化。政治-经济与道德-经济的综合揭示了那些声称仅属"道德性"或普遍价值表达的立场的空洞性。例如，即便是爱尔兰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工作日对基督教安息日侵占的立场，也不可避免地承担着物质性的、社会-经济的目的，从而导致国家对周日工作时间的强制性限制。相比之下，在马克思讽刺性语言中被称为"这片安息日主义者的土地"的苏格兰——那里以长老制教会为主导——工人却面临着一日13到14小时加上周日额外四小时的劳动，因为已确立的教会向雇主的要求妥协了。因此，雇主从工人身上提取剩余劳动的空间，在爱尔兰的凯尔特邻国要大得多。
因此，处于不同具体情境中的不同宗教机构，可以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建立与形态施加各异的社会-经济约束，例如影响劳动力构成的性别比例。在这一案例中，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工作日对基督教安息日的侵占，建立在对男性为家长的家庭的肯定之上——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压制性的传统道德经济。这与19世纪将女性普遍置于无酬的社会再生产角色的做法相互呼应，将其视为"神圣职责"，并被各宗教团体所认可。
因此，"道德"这一限定词本身不应被赋予任何固有的正面含义，因为道德-经济的管制可以从反动到进步，范围不一。事实上，如这一爱尔兰案例所示，道德-经济的干预可以同时是反动的(强化父权的劳动分工)和进步的(抵制资本主义对工作时间的延长)。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相关的政治因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预期;激进的多元主义分析——无论在那个时代还是今天——要求使那些仅凭马克思政治-经济概念的应用无法揭示的压迫与排斥变得可见，例如，在审视性别化劳动分工时，需要整合激进的女性主义分析。激进分析要求有选择地、审慎地对其他来源与视角进行多元主义整合。
这种激进的多元主义整合，对于探索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中历史-具体的分裂、压迫与不平等而言不可或缺：资本-劳动关系这一概念需要多元主义的增补，才能把握每一具体经验情境所提出的挑战。作为可应用于任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实例的理论抽象，这一概念对年龄、性别、种族、宗教或民族身份字面上什么都没有说：劳动力没有人类的身份标识。在马克思叙述的整个过程中，通过资本-劳动关系所概念化的资本家与工人的抽象角色，始终保持一贯的抽象性——这是必然的，因为一个随其历史-具体的分析对象而改变的概念，实际上将成为一个非概念——一个描述性的范畴。然而，在经验情境之中，这一概念的解释潜力得到扩展，与其他来源相结合，照亮了资本主义工作场所借以被人口填充的社会-经济分裂与排斥。
马克思的若干史料来源——尤其是工厂督察员、医疗当局和法律调查——已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分析价值：它们将此前留存于阴影之中的议题带到了公开的、确实不可否认的位置——正如今天同样可能有任何数量的议题处于无声的状态，亟待被言说。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见的工作日政治(特别是童工的劳动条件)由此变得更加可见，确实无从回避。这种政治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政治相互补充。因此，"阶级斗争"必然采取多种形式，超越资本-劳动关系的概念参数。
这一点可以通过援引哈维与巴索此前关于《资本论》中阶级斗争与历史只有在"工作日"才完全登场的评述加以进一步深化。本章中"阶级斗争"与"历史"的出现，可以被理解为以两种截然不同、但又持续相互关联的形式发生。第一，是通过马克思的哲学-经济二元论所把握的资本与劳动之间不间断的全球斗争，指涉全球资本逃脱管制的持续使命——这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极端，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第二，是持续不断的斗争，如工作日运动，涉及超越直接资本-劳动关系的各方力量;这些斗争从来都不是纯粹的阶级斗争。
因此，重回葛兰西的"反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是的，但同时也不是——其中还夹杂着一大份"也许"。"工作日"同时指向革命性的和改良主义的战略，但二者都既不排他、也非永恒。马克思一则广为人知的公开声明在此可以援引，他在那里提出，在某些国家，"工人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其目标"，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需要以武力"建立劳动的统治"。这在某种务实的政治意义上，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论断——然而在另一种理论与战略意义上，却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概念内部始终躁动不安的动态分析张力的确认。无休止的革命-改良困境的解决，要求的不是永久承诺，而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但仍属长期的决策——正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共产党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欧洲共产主义"路线上放弃革命、转而拥抱"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实践所示。
总体而言，"工作日"是否是《资本论》所有章节中最具决定性"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不仅在于，如哈维与巴索所指出的，阶级斗争与历史在此以全部力量喷薄而出;它同样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得到概念化并被分析性应用的场所——这一场所相对于《资本论》若干其他章节而言还具有一个特殊价值：极其可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品质，考虑到该书旨在为政治动员做出贡献。本章无疑如詹姆逊所言，是"关于劳动在极端状态下的不可能性"，但它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此，它将工时管制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议题和政治关联起来。它预示着不仅使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人性化，而且向着"社会进步"方向扩展反资本主义可能性的前景。
七、结论
本文旨在通过聚焦《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单一章节"工作日"，澄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概念化过程。本文考察了概念化的过程，继而探讨了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历史情境与历史事件所引发的理论与战略启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概念(资本-劳动关系)整合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两个既相互区别又持续关联的维度：哲学-经济维度与政治-经济维度。这一内在动态概念的应用——借助多样化的道德-经济史料——推动了一种激进的多元主义的、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及其相关政治运动、立法与管制的社会-经济分析。在战略上，这一分析扩展了潜在改革的参数，因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成为日益增长的政治角力场域，置身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语境之中。
马克思政治-经济概念永久的魅力在于其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历史上的与未来的——的普遍适用能力，"只要还有一块肌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以剥削"，只要孩子们还在继续被"从他们破败肮脏的床铺上拖起来"。尽管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具有独特性，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得以发生的情境，在历史-具体的意义上每一个都是独特的，需要纳入其他来源与视角。这一概念的应用在其自身参数范围内是激进的：剩余劳动与剩余价值的政治。超出这些参数，则需要其他分析资源，因为实践中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不断地与其他复杂关系和议题相互缠绕，如性别、年龄与宗教，要求激进的多元主义分析。因此，尽管不存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领域，其他来源与视角的激进的、多元主义的纳入，并不会使该概念或其应用变得不那么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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