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布《工资论》的历史

摘要：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工资论》(Wages)是一部简明的教科书式著作，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约稿，收入"剑桥经济学手册"系列，于1928年首次出版。此后至1959年，该书历经六次修订再版，并有多种重印本与译本流传至1980年代。本文通过分析该书内容的演变，考察经济理论在劳动问题研究中的地位变迁。第一节考察这部手册的成书过程，揭示《工资论》如何回应经济理论——尤其是价格理论——的实用性问题;第二节追踪多布工资观的演变，这一演变深受其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与约翰·希克斯论战的影响;第三节探讨《工资论》在后续各版及译本中日益深化的怀疑主义色彩，追溯其从经济学中心走向边缘的轨迹。

一、引言

1924年，美国男装公司哈特-沙夫纳-马克斯(Hart, Schaffner and Marx)设立年度奖项，奖励"关于工资理论的最佳原创论文"。评审委员会特别强调，"对工资决定所依据的经济原则的分析"应是参赛作品的核心。1925年，林达·格里尔(Lynda Grier)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第F分会(统计与经济科学)的年度主席演讲中，同样着重指出社会对"制定工资理论的需求日益迫切——这一理论应易于理解，既能为所欲求之事提供支撑，又能对所厌弃之事予以驳斥"。这种对劳动问题知识的渴求，与战后时期的现实要求密切相连：各国政府积极收集新的工资统计数据，并相继推行立法，尤其是保障最低工资的相关立法。然而，对理论的呼唤，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内部方法论争论的产物。为何日益积累的"劳动问题"事实资料，被越来越多地视为需要一套经济理论来加以诠释?需要何种理论?更重要的是，这将带来怎样的后果?

为了探讨经济理论在劳动研究中地位的变迁，本文考察莫里斯·多布《工资论》的命运。这部简明著作的核心旨趣，恰恰在于对建立工资一般理论之可能性本身提出质疑。该书首版于1928年，此后至1959年历经六次修订再版，并有多种重印本与译本。

《工资论》1928年第一版隶属"剑桥经济学手册"(CEH)系列，作者是年轻的剑桥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多布(1900—1976)。该系列由简短的专题论著构成，通常以非技术性的语言阐述当时的"经济问题"，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与尼斯贝特出版社(Nisbet & Co.)联合出版，读者对象既包括剑桥大学本科生，也面向更广泛的大众。凯恩斯担任该系列主编(1922—1936年)，他委托多布撰写工资卷，拒绝了尼斯贝特出版社建议将此任务交给刚刚出版其自己的《工资论》的莱昂内尔·罗宾斯的提议。彼时，多布在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他本科毕业于剑桥，此前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博士学位后不久重返母校。按照凯恩斯的意图，这部书应保持剑桥的学术传统。多布深度借鉴了马歇尔的议价理论，沿袭了这一路线——尽管如本文所示，他并非一个"无批判的马歇尔主义者"。

《工资论》最准确的定性，是一部聚焦于经济活动特定领域的手册，而非一部经济理论著作。多布本人也以此定位该书，这与该系列后来的编辑描述相吻合——系列宗旨是关注"具体问题，而非经济理论的一般方面"。《工资论》以务实的方式关切劳动问题，表面上与经济理论保持距离。在历次修订版中，第一至三章以及最后两章——合而观之，构成全书最实质性的部分——基本保持原貌，多布仅作了形式上的更新。这些章节涵盖工资制度史、生活水准的衡量、工资支付方式、工会史以及国家干预等内容。这些章节以描述性叙述为主，构成手册的核心。相比之下，书中居中的三章则考察工资一般理论的实用价值，而多布对此价值的判断极为有限。

两次大战之间，教科书辟出三章专论工资理论并不罕见，尽管大多数教科书并未如此大篇幅地处理这一话题。二战之后，教科书延续了工资理论章节的写法——不含图表或方程式，并大量援引经济史与制度史——但这种体例日益受到审视。至1970年代，劳动经济学教科书发生了剧烈转变：以"原理"开篇，继而过渡到应用性问题。本文所考察的，正是劳动经济学这一整体领域尚在形成过程中时，围绕工资理论地位所展开的争论。多布《工资论》理论性三章的"大刀阔斧的变革"发生于1938年版和1946年版，折射出多布立场与日后"现代劳动经济学"——即以价格理论棱镜审视劳动问题——之间日趋扩大的分歧。

教科书有时被用作快速了解某一学科在特定历史时刻状态的捷径。本文反对这种化约式解读，而是着力揭示《工资论》的独特轨迹。教科书固然可以服务于多种目的，但多布写就的是一部怀疑主义的手册，与新兴的主流范式——将劳动相关知识整合进新古典主义工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甚至援引马歇尔的洞见来反驳新古典工资理论。两次大战期间的劳动研究，以对工资决定中经验因素与制度因素的高度重视为显著特征。相比之下，新古典工资理论提供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地套用价格理论的路径。《工资论》之所以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并非因为多布"说对了"，而是因为它为我们审视劳动经济学中若干最重要的发展提供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本文下一节描述这部手册的成书背景：历史背景是1926年总罢工之后的时代，理论背景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那是经济学界在处理劳动与经济理论问题上呈现出"科学精神分裂症"的年代。多布的《工资论》属于一批日益壮大的、关注竞争理论对劳动问题之实用性的少数派文本。第三节考察多布对工资理论实用性看法的演变。我们考察他发表的最早学术论文之一——《工资理论的怀疑性审视》，该文深受斯拉法影响，随即引发了他与约翰·希克斯的重要论战。这篇文章标志着多布工资理论怀疑立场的起点，他此后逐步将这一立场融入《工资论》1938年版和1946年版。第四节追踪手册的演变、后续各版及译本——从剑桥到新德里，从经济学的中心到边缘。第五节为结论。

二、一部剑桥手册的诞生

2.1为何选择多布?

1920年代末，多布是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讲师，已是一名立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身处剑桥这一经济学领域的核心机构，却在经济学界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他于1919至1922年在剑桥大学研习历史与经济学，随后在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的指导下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博士学位，该学位论文以《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进步》为题出版。1924年，他回到剑桥担任讲师，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学——尤其是苏联与社会主义计算争论——、资本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及经济思想史的研究。

多布不只是一位学者，他自1921年起便是英国共产党党员，这一承诺延续至他1976年辞世。在学术工作之外，他撰写政治小册子，参与面向工人和工会会员的教育活动，包括公开讲座、马克思夏令学校、在马克思主义刊物《普勒布斯》(Plebs)的编辑工作，以及在1912年创立的独立机构劳工研究部门的研究工作。据霍布斯鲍姆记载，多布通常将周末和假期用于这些活动。他对1926年5月总罢工亦抱有浓厚兴趣——罢工由矿工发起，在工会大会的领导下演变为全国性运动。这场为期九天(5月4日至12日)的罢工以惨败告终，极大地削弱了工会力量。多布亲历其事、表达声援，并在《普勒布斯》上撰文记录，这一事件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记。在这一背景下，他后来对工资与劳动组织问题的关注便不难理解。

由于多布在1928年之前从未发表过关于工资的论文，现代读者或许会对凯恩斯选择他来撰写这部手册感到困惑。然而，凯恩斯早已注意到多布的才华——他在多布还是彭布罗克学院本科生时便对其留意——并在多布完成博士学业后对他重返剑桥发挥了关键作用。多布还加入了凯恩斯私下主持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并于1925年陪同凯恩斯访问苏联。尽管凯恩斯并不认同多布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忱，他在当时"表现出对激进反对派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多布在政治信仰与学术生涯之间保持了分界，而他的学术训练扎根于马歇尔传统。

CEH系列手册共享一种马歇尔主义的气质，并带有"剑桥学派"的鲜明印记。凯恩斯在第一版序言中强调，该系列"并非旨在原创贡献"，而是致力于"以清晰、准确、富有启发性的方式阐明其要义"。与此同时，他承认两次大战期间的经济理论处于动荡之中。凯恩斯信任多布既清晰的表达能力又犀利的批判素养，或许有意求得一部回应当代争论的著作。多布对CEH系列的贡献折射出这一时代气候，在那个时代，"传统的处理方式与传统的解决方案正在受到质疑、改进与修正"。《工资论》第一版既非综述性文献，也非政治小册子，而是一部关于一个尚存争议的议题的论著。

2.2《工资论》第一版(1928年)中的理论

《工资论》共八章，其中五章与经济理论并无直接关联。第一章描述当代"工资制度"，将传统历史叙事——援引李嘉图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与关于奴隶制、农奴制和手工艺的延伸讨论相结合，探讨历史上经济自由的概念，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缺乏自由选择劳动的权利。第二章呈现工资统计数据及与生活水准相关的各类指标。第三章梳理实践中各种工资支付制度，包括计件工资和各类奖金方案。第七章专论英国工会史，大量援引韦伯夫妇的《工会主义史》。第八章聚焦国家干预与最低工资立法。

在上述五章之外，第四、五、六章专论工资理论。第六章探讨工资差异，另外两章则与我们的分析最为密切。第四章梳理各类工资理论。多布首先阐述工资维持生存论和李嘉图、马克思的学说——这是当时的惯常做法。按照"马尔萨斯定律"，工资上涨刺激人口增长，劳动供给被视为无限弹性，从而加剧竞争，最终将工资压回接近维持生存的"自然"水平——即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偶然的扰动被认为是暂时的，均衡终将得到恢复。然而，多布对这一定律的经验有效性提出质疑。他的独到之处，在于着重阐明：一旦引入习俗，这一决定论式的"铁的工资规律"便失去效力——均衡工资水平会随惯例的演变或创新的出现而移动。因此，李嘉图与马克思被并列置于传统的供给侧分析框架之中。

此后，多布以相当大的篇幅专论工资基金论——这对于一部二十世纪经济学文本而言颇为罕见。他在此理论下唯一援引的参考文献，是简·马尔塞特(Jane Marcet)的"通俗读本"。在这一框架中，资本传统上被理解为"工资预付"，工资水平由一个波动的"自然率"决定，而该自然率本身由资本与人口之比的变化所决定。按照这一观点，慈善或善意的给予在支配这一"自然率"的"铁的规律"面前无能为力。多布强调，习惯与风俗影响着劳动供给，而劳动供给并不独立于工资变化。生活水准的演变影响人口，因为较为富裕的家庭倾向于生养更少的孩子。他对工资基金论的第二个重要反驳，援引托马斯·布拉西勋爵(Lord Thomas Brassey)关于"高工资经济学"的研究，认为较高的工资可以带来生产率的提升，效率的提高可能促使资本家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劳动力成本。

多布随后转向劳动边际生产率理论，将其定性为"从旧石头中凿出的新理论"，认为它与古典维持生存论和工资基金论一脉相承。他认为，"以碎片化的方式思考"的习惯，以及将决定劳动价格的原则与决定任何其他商品价格的原则等同起来的倾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该理论的决定论性质。多布批评"工资=劳动的边际净产品"这一公式——它被约翰·B. 克拉克(John B. Clark)奉为一项独特发现乃至"自然法则"——指出它"并不构成完整的工资理论"。在分析劳动需求与供给的决定因素时，多布认为边际生产率理论"从根本上说与它的前驱学说相当相似"。需求与供给在一定范围内均具弹性：需求受未来投资预期和时间偏好的影响，供给则受劳动负效用的影响。这使得我们可以构想供求曲线的交叉点，代表一个均衡点——"投资者花费金钱的欲望与工人厌恶劳动的两种抗拒力量的合力"。

最终，多布认为边际生产率理论的缺陷与早期学说如出一辙。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变化并不独立于工资水平，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塑造。同样，劳动需求也不独立于闲暇阶级的消费惯例。他认为，一旦这些额外因素——尤其是习俗与惯例——被纳入考量，均衡机制便不再成立。

《工资论》第五章专论工资议价理论。这一章在方法与内容上都彻底体现了"马歇尔主义"，尽管其政治取向与之相去甚远。多布对工资基金论和边际生产率理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援引了马歇尔的论述作为支撑。他着重指出新旧工资理论之间的一条核心共同线索：它们共同能够强调"工会或立法行动对于劳动力价格的决定依然是无关紧要的"。多布将他所界定的"旧自由放任观"视为"古典理论的推论"，并以莱昂内尔·罗宾斯1926年的短篇《工资论》为例。罗宾斯与休伯特·亨德森均坚持认为，长期工资水平是"被严格决定的"。

该章余下部分专论马歇尔的议价理论。多布解释道：

马歇尔发展了李嘉图的这一提示，赋予"习惯"的修正效应以马克思所看到的那种更宏观的意义。他引入工资理论的这一新因素，意在表明劳动的"供给价格"并非方程中的"独立变量"。人们不能再绘制一条劳动的"供给曲线"，然后将其与"需求曲线"相对照。

在对马歇尔的解读基础上，多布进一步强调："当然，旧的刚性理论仍然可以通过假设特定的供给条件为给定来使其在逻辑上保持完整;但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实践中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何这条'供给曲线'不能被任意改变。"

在多布看来，工人的"经济自由"程度在决定议价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劳动供给价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补偿劳动负效用，取决于"他[工人]原本拥有多少收入"。在缺乏财产的情况下，工人变得"可被剥削"——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多布在脚注中加以澄清)，而是因为他在议价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更一般地说，劳动的供求条件都取决于"昨日议价的结果"。均衡状态，他认为，会因"一系列连续议价所创造的条件"而改变，其中"较强的议价力或从过去继承的习俗"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随后，多布对建立任何刚性工资规律的可能性提出质疑：

早期经济学家对其精巧对称的经济规律所持有的那种自豪的自信已经消逝，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踌躇的不可知论——它承认，以我们目前的知识，任何刚性的工资理论都是不可能的。劳动力市场从"经济和谐"的家园堕落为一个无序的角力场，受制于我们姑且称之为相对议价力量的那种不可计算的博弈。……[尽管我们的总体结论可能是没有刚性的工资理论是可能的，但我们并非完全置身黑暗之中。我们知道各因素之间的若干重要关系与联系。]

然而，不确定性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工资不太可能跌破维持生存的水平，而"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工资也不能超过总产品减去必要资本积累的余额"。

在讨论制定工资决定一般规律的可能性时，多布收录了一张将供求图应用于劳动力市场的图表——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案例之一。这张图——除统计表格外全书唯一的图示——是一张移植到劳动力市场上的简单马歇尔十字图。这种视觉表达方式在1930年代并非惯常做法。正如布鲁斯·考夫曼(Bruce Kaufman)所指出的，"1920至30年代的劳动经济学教科书中，没有任何一本……采用了工资决定的供求图;甚至约翰·希克斯的《工资理论》也不例外"。考夫曼的观察大体准确，但历史图景更为复杂：多布的《工资论》确实包含这样一张图，但恰恰是为了批判其含义与实用性。正如麦克纳尔蒂所强调的，1920年代真正新颖的，是将工资理论与工资制度研究及更广泛的"劳动问题"加以关联的努力日益增长。一种视角是整合这两个领域;另一种更具批判性的视角，则试图挑战新古典经济理论，从其在劳动问题上的不足入手。多布吸收了道格拉斯《工资理论》的一些要素及其他理论进展，但他与理论的接触，主要源自不满。

三、一部怀疑主义手册的形成

3.1多布1929年的论文

1924年马歇尔辞世，斯拉法的文章《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在剑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影响在"经过重写和重排"的《工资论》1938年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版本中，多布删去了供求图，并在理论部分前引入了一段几乎逐字复现他最早学术论文之一内容的序言。深受斯拉法1926年重要贡献影响，多布日益拒斥以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工资一般理论的可能性。

手册第一版出版一年后，多布发表了《工资理论的怀疑性审视》。在这篇短文中，他挑战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曲线相互独立的假设，并质疑了他所称之为新古典工资理论——即按照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工资——的方法论基础。他的核心论点来自斯拉法的研究成果。斯拉法是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1927年应凯恩斯之邀为逃避法西斯主义而定居剑桥，成为多布在理论上的重要影响者。他们的交往可追溯至1921或1922年前后，此后在三一学院对两位学者都日益重要。他们合作最显著的成果，是由斯拉法主编、多布协助完成的《大卫·李嘉图著作与通信集》，但他们的思想交流远不止于此。多布的"怀疑性审视"标志着他对斯拉法的首次明确的知识债务。斯拉法论证，竞争理论的结果若要成立，供给与需求就必须"实际上相互独立"。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成本不变的情形——这一方法论上的保留实际意义有限，但收益递减的原则使得这种独立性难以维持。通过动摇马歇尔的局部均衡框架，斯拉法得出结论，有必要"将研究领域扩展为考察众多产业中的同时均衡条件"。

多布考察劳动力市场，将这一推理逻辑应用于工资问题。就工资而言，"若被视为由供求条件所决定……则需要隐含地假设供求曲线的相互独立"。运用斯拉法的批评，多布否定了工资基金论：

在工资基金论的古典表述中，工资被假定为工资基金与劳动人口的简单函数。这一粗糙形式面临一个严重的反驳：劳动供给的增加会压低劳动力价格，而这反过来会通过使资本投资于雇用劳动力比此前更为有利可图，从而导致工资基金的增加。

然而，多布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中，"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理由来质疑供求曲线独立性的假设"：与商品市场不同，收入的边际效用并不独立于价格——在这里，即工资：

由于劳动者没有财产，出售其劳动将构成他收入的唯一来源，而出售的条件将实际上影响其整体处境，并将成为劳动者以获得的收入来衡量其自身劳动主观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

因此，劳动供给是价格依赖型的：劳动价格的变化并不导致沿供给曲线移动，而是使曲线本身发生位移。这产生了"累积性"运动，"如果这里存在均衡的话，它是不稳定的而非稳定的"。多布进一步指出：

如果这一关于独立性的关键假设不成立，那么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换就不再服从一个确定的均衡，而是呈现出通常被认为属于易货交易的那种不确定性。

多布回顾了马歇尔如何以易货类比来处理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埃奇沃斯如何沿"契约曲线"——后来以"埃奇沃斯箱"著称——分析易货。借助凡勃伦，他进一步分析了习惯如何影响收入的边际效用，并塑造工人的劳动意愿和资本家的储蓄意愿。这些考量使他得出结论：工资或许不存在自然的或均衡的水平，工资是由制度决定的，而研究工资的唯一有意义的方式是通过经验调查：

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如果工资在这一点以下存在上限，那是由于闲暇阶级消费标准的存在，而非某种分配的"自然"法则。

然而，就最后这一问题而言，多布已超越了方法论关切，进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

这一方法论问题必须与一个常与其混淆的相关问题加以区分。工资水平是"自然的"还是"制度性的"这一问题，与能否找到"正常"水平(即稳定均衡)这一问题，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问题的"常数"——为方程式提供解——是依赖于自然的值，还是可以由人手随意改变的值。后者是这些方程式是否根本可以求解这一截然不同的问题。

这里提出的问题——工资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第一，它指向分配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价格理论。第二，正如斯拉法在递增报酬与递减报酬的背景下已经指出的，它对供求图本身提出了质疑：

当一条曲线不能移动而不引起另一条曲线的相应移动时，谈论两条曲线有一个确定的交叉点，又有何意义?

这种对理论核心的攻击不可能没有回应，希克斯随即在《经济学杂志》上予以反击。

3.2与希克斯的论战

在出版《工资理论》两年前，希克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颇为奇特的文章，为数学方法辩护，文题为《埃奇沃斯、马歇尔与工资的不确定性》。他在文中观察到，"就工资理论而言，数学散布的黑暗几乎与其带来的光明一样多"，并承认埃奇沃斯和马歇尔都以工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的结论收尾。然而，希克斯的批评针对的是那些在他看来"将注意力从问题的重要因素上引开，专注于在实际实践中重要性极为可疑的超理论要点"的人。他显然将矛头指向了多布的怀疑立场。

希克斯对多布援引马歇尔易货类比感到困惑。他援引上文讨论的例子，16并指出，尽管马歇尔确定了一种对工人不利的情况(即低工资均衡)，"多布却谈到了一种可能完全消除均衡的累积性下跌"。希克斯试图找出这种分歧的根源：马歇尔在埃奇沃斯的路径上考虑的是一个处于再缔约情境中的失业者;而多布设想的是一个被束缚于一次性合约的无财产劳动者。对希克斯而言，这一区分解释了他所认为的多布的错误。在再缔约的条件下，他认为，工人可以将收入的一部分从这一周延续到下一周，这种储备可能会抵消多布所描述的效应。希克斯拒绝接受多布关于无财产劳动者的设定，坚持认为：

既然上一顿饭的饱腹感(姑且不论起码的体面衣物)也算作一种财产，这一异议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讨论这一问题时联系到储备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探究拥有储备将对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产生何种影响。

对希克斯而言，储备充当了稳定器的作用。若劳动需求下降导致工资下跌，工人会动用储备来满足消费需要。这将提高收入的边际效用，使劳动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这一过程可以重复，直至储备耗尽："储备耗尽之后，消费必须压缩，市场才能稳定在最终的均衡状态。"因此，最终均衡"经由阶段性的过程"得以达到，且是稳定的——与多布的论断相左。

多布在《经济学杂志》上的回应嘲讽了希克斯关于"确定性均衡"的概念，认为这使希克斯看起来比"'铁的工资规律'最阴郁的信徒"更为刚性：按照那种观点，均衡意味着储备的完全耗尽，仿佛再缔约总是导致崩溃。然而，多布的要点在于，收入的边际效用至关重要——这正是工资决定不确定性的根源。例如：

收入的边际效用作为一种主观评价，在给定的一周内很难被视为不受上一周情况的影响——哪怕只是通过诸如"情绪"这种难以名状的媒介。

因此，对多布而言，马歇尔的易货类比仍然是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表征。

在反驳中，希克斯澄清他并非否认边际效用的相关性，而是论证：

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与支出相抵，那么他在某一周开始时的储备与上一周开始时相同，因此他的劳动供给曲线(就其取决于储备而言)也将相同。

他进一步解释，他并不意味储备耗尽是再缔约的正常结果，只有"劳动者入不敷出时"才会如此(同上)。一旦劳动者削减消费，累积过程便会停止。希克斯以此论证表明，多布的论证只适用于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形。这场争论看来建立在若干误解之上，但双方立场十分清晰：对希克斯而言，不确定性并不是一个需要担忧的问题。

多布的怀疑立场——被希克斯描述为"用以攻击当前工资理论的若干炮弹之一"——未被接受：它"未能击中靶心"。多布关于劳动力市场中需求与供给形式上独立性的论证，意在提出一种方法论批评——务实的，而非逻辑的。然而，他对希克斯即将出版的《工资理论》几乎无计可施，因为他自己的《工资论》是作为大众普及读物而非经济理论著作来构想的。正如他在别处所言："大众普及与原创批评很少能成为好的伴侣。"

四、一部手册的后世流传

4.1 1946年版中的理论章节

1946年版《工资论》大多数章节仅作了少量修订，保留了原有结构与内容。相比之下，理论章节经历了多布所描述的"最大刀阔斧的变革"，"原有设计几乎荡然无存"。在这个战后第一版中，多布日益关注"传统"工资理论的政治含义，而非此前在他批评中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矛盾。他的怀疑主义进一步深化。相较从前，理论章节更着力于强调："传统的"——即决定论式的、自由放任的——工资理论建立在如下预设之上：若工会或政府干预不损害就业，便无法永久改变工资水平。对多布而言，这是一种政治假设。供给侧和需求侧工资理论均在这一视角下得到审视。

多布认为，边际生产率理论"比它的任何前驱学说都更为精妙，更为精致完整"，却传达着同样的含义：对工资"自然"水平的任何干预都将不可避免地对就业产生有害影响。该理论志在建立普遍的经济规律。多布再次将马歇尔视为通过提出一种"混合"工资理论来完成边际生产率分析框架的功臣。值得关注的是，他将斯拉法与马歇尔相结合：在认可生产率分析框架的同时，他承认马歇尔的表述不那么刚性，因为它为工会通过议价影响工资留有余地。

在1946年版中，第五章"工资与议价能力"被彻底重构。其核心是工资决定中的权力问题。多布写道：

在上一章所描述的各种工资理论表述形式的差异背后，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工资水平是完全或部分地取决于雇主与受雇者的议价能力，还是最终由经济力量所决定——而双方的实力对这种力量无关紧要，单靠议价能力也无从改变?

尽管几乎没有人否认议价影响工资水平，但核心问题在于这种影响能否持久。围绕这一实际问题，两种立场逐渐清晰：

工会通过集体谈判和罢工行动能够施加的持久影响，或国家通过确立法定最低工资能够施加的影响，究竟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除非是以妨碍生产这种有害方式施加影响)，还是足够重要，以至于任何忽视它的工资理论都将成为对实际事务具有误导性的指南?

读者可以从多布构建问题的方式中推断出他的立场。"自由放任工资理论"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杰文斯和布拉西勋爵等19世纪中叶经济学家中广受认可，时至今日仍有"强有力的鼓吹者"，包括莱昂内尔·罗宾斯和休伯特·D. 亨德森。但他随即指出：

而今，对这一学说持异议者更为普遍;支持怀疑立场的新旧论证也纷至沓来。

工资原则上可以维持在竞争水平之上，但代价是劳动需求的急剧萎缩。因此，这一"正常"的竞争工资原则受到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挑战。在呈现这些批评之前，多布引入了两点初步考量。首先，就业下降的原因可能不止工资上涨。其次，这种下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社会所期望的——例如，在消除血汗劳动岗位的情形下。他随后列举了若干对竞争观点的反驳。他论证，劳动需求的弹性远比"自由放任"理论所假设的低得多。此外，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从来都不是完全的，这源于劳动力的"不流动性"——根植于信息获取的限制与换岗的成本。这些摩擦赋予了雇主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多布最终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番讨论将我们引向何处?早期经济学家那种自信的悲观主义显然已经消逝。经济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相互作用力量过于复杂的局面，使我们无法从传统类型的理论中提取出关于它的刚性预言。

他认为，长期均衡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混乱：

那么，我们是否只能停留在一种踌躇的不可知论之中，既无法预见也无法理解?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看法，难道除了一团无序的相互角力力量之外，就毫无规律可循吗?显然，即便我们拒斥任何刚性的决定论观点，也不需要得出如此怀疑的结论。

若工资不能跌破某一最低水平，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便随之而来：上限又由什么界定?多布认为，这超出了纯粹经济理论的解释范围。他指出：

这一上限的界定，与其说是经济理论的事情，不如说更多是政治与社会心理的事情。

这表明，多布承认工会在塑造工资结果方面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传统竞争模型所无法捕捉的。超越方法论批判，战后的多布更充分地拥抱了经济结构、制度动态与政治能动性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

4.2多布批判观点在边缘地带的传播

多布的《工资论》自1928年第一版起便引发关注。彼时，剑桥是经济知识的主要中心之一，与伦敦政经学院和牛津相互竞争。到1946年，多布对这部书仍抱有期许，尤其是将其作为教学材料。然而，1950年代，《工资论》从剑桥荣誉考试的必读书目中淡出(《剑桥通讯》对该书的提及止于1949年)。尽管失去了课程中的地位，该书仍持续重印：1947年一次，1948年两次，1952年再次重印，随后在1956年和1959年分别出版了修订重排版——1959年，多布被选任为经济学大学读者。在"第四修订版说明"(1955年10月)中，多布解释说，"修订……仅限于顺应时势所必要的内容"，并只针对生活水准与工资支付的统计数据作了更新。工资理论的两章"基本保持1946年时的面貌"。多布补充说：

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大规模重构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修补其不足，似乎只会使其更加而非更少地臃肿。因此，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它们都被保留原状了。

这些有限的修订，与1946年接任主编的吉勒博对该系列的新面貌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欢迎当代争论的凯恩斯不同，吉勒博宣称经济学已经形成了共识，自信地宣布：

凯恩斯在最初评语中所指的经济思想主流，曾一度被杂草掩盖……如今已经廓清，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在其学科的基本理论方面重新达到了高度的共识。

这一共识被呈现为具有国际性，吉勒博欣然宣告该系列影响力的扩展：

除在大英帝国范围内流通外，该系列从一开始就在美国出版，主要卷目的译本也已出现于多种外国语言版本中。

CEH系列起初是尼斯贝特出版社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联合出版项目：成本平分，利润按尼斯贝特60%、剑桥大学出版社40%的比例分配。选题与作者的编辑决策经过协商，但主要由学术主编主导。两家出版商往来信函中，两个关键问题反复出现：出版新版的成本——这赋予剑桥大学出版社对修订的话语权——以及海外出版权。尼斯贝特与众多国际出版商签有协议。在美国，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部分CEH书目，倾向于选择畅销书，如罗伯逊的《货币》和亨德森的《供给与需求》。195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勉强接受出任该系列美国市场联合编辑。值得注意的是，《工资论》始终未被选入该市场。彼时，经济知识生产的中心已转移至美国，在一场巩固了新古典主义主流的国际化与美国化进程中。

自1920年代起，麦克米伦出版社亦在印度、斯里兰卡(当时称锡兰)和缅甸开设出版机构。《工资论》的印度版以英文出版，1977年又出版了印地语译本——这很可能反映了多布自身的知识兴趣。1950年代，他曾赴印度担任德里经济学院和印度储备银行的访问教授，并"在德里、阿利格尔、阿拉哈巴德、勒克瑙、加尔各答、海得拉巴和孟买广泛讲授"。他还在《印度劳动经济学杂志》和《印度工业劳动》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工资的论文。在这些文章——他战后关于工资理论的主要著述——中，多布探索了替代性框架，包括一个受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ł Kalecki)启发的框架。然而，这些新发展始终未被重新整合进《工资论》。

在后独立时期，西方经济学家在印度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不罕见。多布与其他研究相关课题的经济学家一起，在印度赢得了相当的关注。《经济周刊》的案例尤能说明那个时代的特征——那是对经济规划与增长的兴趣达到顶峰的年代。这有助于解释《工资论》在印度的传播，与其在美国市场缺席形成对照。尽管难以确定地说非正统文本在冷战期间的不结盟国家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工资论》确实在若干此类情境中流传。尽管多次重印并出有多种译本——包括数种拉丁美洲西班牙语版本——该书终究未能抵御1960年代的理论发展，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至1970年代初，《工资论》已明显落伍。

然而，正是这种过时，使它成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工资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扇棱镜，借助它，可以构建关于劳动政治经济学转型的另类叙事——从分配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到劳动经济学作为独立领域的兴起。它代表着来自边缘的一种视角，在那里，理论并非因其抽象而遭到摒弃，而是因其为劣质理论而受到批判。

五、结论

分配的边际生产率理论的规范性基础——及其与劳动问题的关联——有着复杂的历史。这一叙事的核心，是经济规律与经济事实地位的演变，尤其是在工资数据开始被更系统地收集之后。莫里斯·多布的《工资论》为这些争论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视角。这部在其他方面看来不过是1930年代一部寻常教科书的著作，其独特之处在于多布对理论的持续关切，这种关切以一种在战后各版中日益凸显的怀疑主义加以表达。随着劳动经济学日益采纳新古典主义框架，《工资论》相应地变得更具批判性。

多布的怀疑立场未能跨越大西洋，在那里，主流经济学的巩固几乎不为异见之声留下空间。然而，他的研究在其他情境中引发了共鸣——尤其是在印度及其他不结盟国家——在那些地方，制度仍然是经济分析的核心，对价格理论的批判也得到积极的回应。《工资论》在主流学术圈中的边缘化，使其作为历史资料愈显珍贵：它使我们得以追踪劳动经济学从分配理论到一个由政治经济学塑造的领域的转变历程，并从边缘处找回那些被遮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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