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论文集）》第七章

接上文——关锋：《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论文集）》第六章

扬弃三法——有关哲学发展和继承哲学遗产的几个问题*

*(本文是今年四月间写的，即冯友兰先生在《再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提到的我那篇“未发表的稿子”，发表时我又作了一些补充。)

文化遗产的继承必须经过辩证的否定，即扬弃;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关于哲学，我认为其继承过程中的扬弃有三种方法，简谓之曰：“扬弃三法”(这里并不排斥可能有另外的、比本文所说的更重要的方法)。这三种方式的扬弃，贯串在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的规律。现在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总结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也还需要把它作为研究方法，经常应用。本文就把这个意见写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

分析某些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

冯友兰先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他在《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和《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均载《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文章中，对他的意见作了说明。我的意见和冯先生的意见有原则上的不同;主要的有以下几点：(一)冯先生认为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没有阶级性(或“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我则相反。(二)从冯先生举例所作的说明看，他常常把“语词”的相同混同于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他所指出来的也往往不是那些哲学命题的原有的意义，而是附加上去的。我都为这是不对的。(三)冯先生的议论中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气味，例如他对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发展”作这样的分析：“绝对观念”是其特殊意义，“发展”是其一般意义，它的特殊意义不能继承，一般意义则可以继承。其实，这样一来，“发展”就不是黑格尔的“发展”了。“发展”总是什么“东西”的发展(物质或精神)，抽象的无对象的发展是没有的。这里，分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的分析法是不适用的(其实，按冯先生的“分析”，也可以说“发展”是其特殊意义，“绝对观念”是其一般意义);而应该从“绝对观念”和“发展”的矛盾中去分析。(四)冯先生似乎是不分唯物和唯心;我则认为继承“一般”、抛弃“特殊”，只可能存在于后起的唯物主义同先行的唯物主义、后起的唯心主义同先行的唯心主义之间的联系之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是不可能有这种形式的联系的。(这里只是交待一下这些原则上的不同，不来论述;上述几点，大部分已经有人批评过了。)

但是，对“分析某些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也许这个提法不确切，这个提法就算“暂定”吧!)作正确的了解还是有意义的。继承“一般”、抛弃“特殊”，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同唯物主义之间、唯心主义同唯心主义之间都有这种联系。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哲学史，也还是必要的一种分析法。下面就先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如先秦的唯物主义的五行说。这种学说认为宇宙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构成的;这五种要素是相生相克的。我们站在现代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应该怎样评价这种学说呢?我们应该怎样分析以后的唯物主义和这种学说的继承性联系呢?我们如果拒绝把它的意义区分为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那末，就要陷入错误或是一步也不能前进。若是只注重五行说的特殊意义(或具体意义，两个说法是一样的)，那只有对这种学说完全否定。

因为宇宙万物并不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构成的，所以只能给它一个判断曰：这种学说是错误的(想必大家是不能同意这个判断的)。而且，那样也就会斩断以后的唯物主义和这种学说的联系。许多治中国哲学史的同志，实际上是注意它的一般意义的。它包含的一般意义就是：宇宙万物是由矛盾着物质要素构成的。显然，就它这个意义说来是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只有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才可能看出以后的唯物主义和五行说的概承性联系。以后的唯物主义者，如王充，认为宇宙万物不是由金、木、水、火、土构成的，而是由物质的气——阴阳二气凝聚而成的。这是对五行说的一种否定，即：抛弃了它的特殊意义，而继承和发扬了它的一般意义。我们对于希腊古代的唯物主义学说，要评价它，要研究以后的唯物主义和它的继承性联系，也必须首先把它的意义分析为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理由如上，这里不再重复。

不仅古代的唯物主义，就是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史家也应该分析它和它的某些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费尔巴哈就曾经由于拒绝区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犯过错误。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这一点时写道：“……费尔巴哈把当作以对物质和精神相互关系的一定理解为基础的一般世界观看的唯物主义，跟这一世界观在一定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70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很显然，“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所有唯物主义学说的一般意义，而一般总是寓于特殊之中。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学说的一般意义当然也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与之对比而言，其特殊意义则是它的特殊形式。如果我们不区分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学说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那末，不是全盘否定它，就是全盘肯定它。由此可见这种分析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恩格斯批评费尔巴哈的，正是不知区分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

为什么我们对古代哲学的某些哲学命题析为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有其必要呢?为什么这样做可以不陷入非科学的任意抽象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研究的对象——历史上的某些哲学命题，确是有其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其所以如此，我的看法如下：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是受着当代历史条件、具体科学知识的限制的，它是当时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唯物主义哲学家们论证物质世界的统一性、认识论等等，要凭借当代的具体知识材料;具体知识材料不足，则辅之以逻辑推论，猜测，所谓“以幻想的联系补充现实的联系”。因而常常出现这种情况：他们的猜测，从原则上说来是对了，而从具体方面说却是错的。前面提到过的先秦的五行说，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种情况并不仅仅是在古代才有。哲学家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根据不完全的自然科学知识材料，向更深更远的领域探索，也不能不出现一些具体有猜测性的命题;有些命题可能不仅是坚持了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它的一般意义是正确的;而从具体方面说来，则常常为科学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修正。

从唯物主义方面说来是这样;从唯心主义方面说来也是这样。唯心主义哲学也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其形态的。因此，有些唯心主义的命题也就具有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

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像唯心主义一样，也经过了一些发展阶段。随着甚至自然史的方面有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就不可免地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70页）这就是说，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唯物主义的形式、唯心主义的形式都是特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般意义，都各自寓于其特殊形式之中。我认为后起的唯物主义学说和先行的唯物主义学说，主要的是由“一般意义”联系起来的;新的形态对旧的形态的否定，主要地也是抛弃它的特殊意义，继承和发扬它的一般意义。后起的唯心主义和先行的唯心主义的联系也是这样。当然，所谓联系前后的“一般意义”，在唯物主义方面说来，不仅是指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唯心主义方面说来，也不仅是指的“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否则就要犯简单化的错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是所有唯物主义学说的最一般的意义。但唯物主义随着它的发展，其一般意义也是发展的;后起的唯物主义继承了先行的唯物主义的一般意义，结合于它的特殊形式之中，也就使这个“一般意义”更加精确、更加深刻化了;而且由于它更深入地、在更广阔的领域上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也就提供了一些新的具有一般意义的东西。这就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新命题的出现。当这种形式的唯物主义被新的唯物主义形式所代替时，这种命题的特殊意义往往被抛弃了，一般意义则被继承下来。前面我们举的例子，就唯物主义方面说来，似乎一般意义只是“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作者不是这个意思。这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也为作者的才识所限。唯物主义的发展史是非常丰富的。具有一般意义的命题是不断增加的。其中有些命题的一般意义带有永恒性，它们在新的唯物主义的特殊形式中，被继承下来。所以，后起的唯物主义学说对先行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否定、扬弃，即抛弃其特殊意义、继承其一般意义，其内容不是单调的，而是非常丰富的。这有待于哲学史家去探讨。

对于唯心主义方面说来也是这样：在它的历史发展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新命题也是不断增加的。因此，唯心主义前后相继的联系也是十分复杂的，而并不是仅仅继承“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这个唯心主义的最一般的意义。

这里顺便说明：对于某些唯心主义命题分析其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并不是没我们要从那里继承某些一般意义或找什么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继承性联系（这里暂时不谈唯心辩证法)。抛弃特殊意义，继承一般意义这种扬弃法，只适用于后起的唯物主义对先行的唯物主义，后起的唯心主义对先行的唯心主义;而不适用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不是指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之间。

运用分析某些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的方法，进行哲学史研究，是不是有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简单化的危险呢?有的。抽象就有危险。然而，有必要，我们就不应该怕危险;而且危险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不进行具体分析，而任意加诸某个哲学命题以“一般意义”，这个“一般意义”并不是从这个命题本身科学地抽象出来的，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胡乱“抽象”。或者一个命题本来无从区分其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例如孟子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硬要区分，就定会陷入唯心主义的任意“抽象”。然而，这并不是运用分析某些命题之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的分析法，必然得到的结果;宁可说，正确地运用这个分析法是不会得到这种结果的。

如果只注重某些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忽略它的特殊意义，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那就会把从古至今的唯物主义、从古至今的唯心主义看成是一模一样的或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如果说，对于历史上的某些唯物主义命题，只注重其具体意义，而无视其一般意义，会全盘否定;相反，如只注重其一般意义，而无视其特殊意义，则会全盘肯定。然而，分析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的分析法，是既要求注重它的特殊意义，又要求注重它的一般意义的。

上述两点所谓“危险”，并不是这种分析法本身带来的危险，而是对这种分析法误用的结果。真正带来的危险，是把“一般意义”看作离开具体而独立自在的东西;然而，这也就是一般进行抽象可能有的危险。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特别是“一般寓于特殊”的原理指导之下，这种危险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分析了一个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还要研究它们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一般”寓于什么“特殊”之中;然后还要研究这个“一般”又怎样寓于新的“特殊”之中，它本身是否有了发展，有了什么发展……;并不是区分一下就算了事。

对某些哲学命题分析其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这种分析法，在哲学史的研究中，继承哲学遗产中，有何等作用呢?否认这种分析法，是不对的;夸大它的作用也是不对的。

(一)对于某些哲学命题，经过这种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估价;没有这种分析作基础是不行的。这一点，前边已经说过，这里不再论证。

(二)经过这种分析，便于进一步去研究哲学史的继承性联系，发现其规律性。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多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抛弃的;某些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却常常对以后若干世代的哲学发生重大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分析某些哲学命题的意义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然后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去探索前后哲学派别的继承性联系。如果，孤立地把某些哲学命题区分为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就止步，以为把“一般意义”拿过来就算继承了哲学遗产，则是不对的。例如，我们把先秦五行说的一般意义，现成地拿过来，接受下来，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一般意义”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在更高的基础上作了科学的论证吗?关于这一方面，拙作《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比较详细的论述过，这里不再重复。

(三)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去研究古人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例如王充的这个命题：如果有鬼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存实有”。我们如果不注意它的一般意义，只好对它一笑置之;当然也就不能从这个命题接受理论思维的经验，而且对这个命题也不能有正确的评价。这个命题的一般意义是：没有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如果分析到这里为止，虽然把握了这个命题的一般意义，因而对理解和估价王充的哲学思想是有帮助的;但是还不能完成接受哲学遗产的任务，今天把这个“一般意义”接受下来并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要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进行分析、研究。按照我的分析是这样：在当时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王充，不可能对各种自然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的自然现象，他是感到困惑难解的。但是，他却坚定地坚持唯物主义(就自然观说)、无神论。“如果有鬼也是有血有肉的‘生存实有’”这个命题，表现了王充哲学的时代特色，也表现了王充的坚定性和智慧。在这里，他并没有为当时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所迷惑，而对唯心主义让步。这其中有着宝贵的理论思维的经验，简单地说来就是：当对某些自然现象不能解释的时候，怎样在已有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运用逻辑的推论，坚持唯物主义原理。现代自然科学和王充的时代比不知飞跃了多远;王充遇到的难题(在论证无鬼方面的)，我们今天不会再碰到了。但是，有些现象(人们的认识更深入到自然界的内部去了)还不能解释;并且将来也还会有的。在这种情形下，唯心主义哲学家就利用这些困难攻击唯物主义;有的唯物主义者也就觉得自己“理亏”，甚至对带有根本性的原则发生动摇，不惜把它说成还是假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我们的条件、我们的问题，运用王充的理论思维的经验，就会获得很大的帮助。由以上所说可见：只把某些命题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分析出来，还不能完成接受理论思维的经验的任务;但是，对于某些命题说来，这种分析却是进一步进行研究、探讨其理论思维经验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二）

分析哲学某些命题的两重意义。

有些哲学命题的意义具有两重性，把它分析出来，否定其一重，肯定其一重。这里，我们也先举例说明。

例如王充的这个命题：“富家之商，必夺贫室之财”。如果不分析出它的两重意义，那末，不是过高的估计王充，就是过低的估计王充。这个命题的一重意义是：富家之所以富乃是夺了“贫室之财”。这是真理，应该肯定的。但是，按着王充的机械命定论解释，这个命题还有另一重意义：“贫室之财”之所以被存乃是由于命，是机械的必然(从《偶会篇》上下文看来，这个命题的这一重意义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应该否定的。社会思想的发展，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前者，而终于抛弃了后者。

再如黑格尔的这个有名的命题：“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恩格斯对这个命题曾经分析道：“黑格尔的意思根本不是说，凡存在的一切无条件地都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358页）“按照黑格尔思维方法的各种条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合乎理性这个命题，就变成为另一命题：凡存在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同上书，第359页。着重处是引者加的）但是，恩格斯在后边补充说：“然而在这里必须指出一点：在黑格尔那里，上述的见解，并没有以像我们所阐述的这样鲜明的形式解说出来。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同上书，第360页。着重处是引者加的）黑格尔要求建立一个唯心主义的绝对的体系。体系压倒了方法，哲学发展到黑格尔不再发展了;应该与黑格尔哲学符合的历史实践也不再发展了。依我看来，上引黑格尔的命题，显然是具有两重性的，即：一方面革命性;一方面保守性。这个命题本身是隐晦的、暧昧的。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这个命题可以毫不牵强地做出革命的结论;按照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引出保守的结论。而“凡存在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恩格斯的命题)、“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的命题)，则是对于黑格尔这个隐晦、暧昧，具有两重性的命题的扬弃。

再例如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这个命题：“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业已改变的教育的产物”。马克思说：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但是他又着重地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身是必须教育成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导致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402页。着重点是引者加的）从马克思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命题的两重意义：一重是唯物主义的，从客观环境解释人的本性;另一重是形而上学的，它没有辩证地解决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而只看到了人的受动的一个方面。如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把他们的社会历史观点展开，那末按照一贯的逻辑推论，就必然走到自己的出发点的反面，即：环境和教育是由“高出于社会之上”的一部分英雄人物创造的;否则，那就只能是，最初的环境、最初的教育是由超人的神力创造的。这里发生了唯物主义命题(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命题)向唯心主义的转化。

再例如老子的这个命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其基本意义是：祸福——对立的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这是辩证法的。但是，它还有另一重意义，包含着形而上学的萌芽;即：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是无条件的。庄子就是把这一重意义绝对化，发展到极端而形成了绝对的相对主义：祸福、善恶、是非……一切所谓“对立”的东西，本来是无从分别，一切都是一样的(《齐物论》)。这里发生了具有形而上学杂质的辩证法命题向形而上学的转化。很显然，庄子的绝对的相对主义和老子是有继承性的联系的，如果说庄子的绝对的相对主义是一株大树，那末，在老子那里则是萌芽。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两点：(一)“两重意义”和“两层意思”并不是一回事。所谓“两重意义”乃是指的互相矛盾着的、在基本方向上相反的两种意义;虽然它们是密切的结合在一个命题中。(二)命题的两重意义也不是绝对平衡的;可能极不平衡，某一种意义只是萌芽。后一种情形难于分析，但是也更加重要。因为常常从萌芽、胚胎生长大树;无论从中吸取正确思想，还是探讨古人失足的教训，这种分析都是非常必要的。

具有两重意义的哲学命题，在哲学史上并非少数的例外，而是相当众多的。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哲学体系，有不少是不一贯的，是自相矛盾的;体系上的自相矛盾，就必然在作为体系之典型“细胞”的命题中表现出来。这里需要特别着重地说明下面的三种情形：

(一)旧唯物主义是和形而上学结合在一起的。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并不是正面的“对立物”，它们并不是在任何点上都是不可调和的。因而，两者结合在一起，在有限的范围内可以是一致的。但是，按着形而上学的本性，却要求“绝对”，它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要求从外部找寻发展的动力，最后不能不找到神、绝对精神;而唯物主义却要求从事物内部找寻发展的动力，阐明事物的自我运动，否则，唯物主义观点便不能算微到底。因此，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在终极上不能不是相互否定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形而上学不能辩证地解决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物质决定精神、客观决定主观，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最初的观点。在这个范围内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可以是一致的。而唯物主义要把这个基本观点贯彻到底，则要求辩证地解决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的关系;形而上学地片面强调物质决定精神、客观决定主观，否认精神的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归根到底要导致向宿命论，唯心主义转化。这也说明，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在终极上是互相否定的。总之，超出了一定范围，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是绝对的、尖锐的对立的;这时不是推翻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结合，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就是走到违背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走到自己的反面，而向唯心主义转化。我们前边的分析的十八世纪唯物主义的命题：“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业以改变的教育的产物”便是一个典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一个矛盾的体系，体系上的矛盾不能不以不显著的、萌芽的状态或十分尖锐的状态存在于作为这个体系的典型“细胞”的命题中;因此，许多具有两重意义的命题便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唯物主义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向唯心主义转化，秘密就在这里：它的内部有着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的矛盾。

(二)在历史上，辩证法和唯心主义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辩证法并不是唯心主义的正面“对立物”，它们并不是在任何点上都是不可调和的;因而两者结合在一起，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可以一致的。辩证法要求从对象的内部矛盾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而排斥形而上学的外因论;自然这可以从观念内部找寻发展的动力，在一定范围内与唯心主义调和。但是，唯心主义却要求“绝对”、神、超自然的力量;主观唯心主义为了逃避“唯我论”也不能不请求“绝对精神”解救。这就是说，在终极上辩证法和唯心主义是互相否定的;要彻底贯彻辩证法就要推翻唯心主义的桎梏，要彻底坚持唯心主义就必须使辩证法“适可而止”，给辩证法以形而上学的束缚。黑格尔哲学便是这种矛盾体系的典型。在这里也是一样：体系的矛盾，不能不以不显著的、萌芽的状态或十分尖锐的状态存在于作为这个体系的典型“细胞”的命题中；因此，许多具有两重意义的命题便出现了。历史上的某些唯心主义（具有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哲学命题)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向唯物主义转化，秘密就在这里：它的内部具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当然，这种转化并不一定是在一个人手上完成的，而常常需要经过几个世代。例如黑格尔哲学，列宁在好几个地方批示道：“转化为唯物主义前夜”;但是，在黑格尔手上并没有完成转化，这种转化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必须说明：所谓“转化”是质变;我们承认这种“转化”，决不能成为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人们和提倡相对主义的人们的借口。所谓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可能向唯心主义转化，乃是说走到了自己的反面，否定了自己，亦即起了质变。历史上的具有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可能向唯物主义转化，也是这样，它走到自己的反面，否定了唯心主义。而并不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没有严格确定的界限。而且，这种“转化”，不仅有它们的内部根源，并且还得有一定的条件，即这种转化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会向它的反面转化了，下面还谈到这个问题。）。

(三)在历史上还有一些二元论的哲学体系。这样的哲学体系里，会有一些具有两重意义的命题，就不用论证了。

否定其一重意义，继承其另一重意义，这是历史上对立的哲学派别，唯物主义学派和某些唯心主义学派之间的扬弃或继承性联系的典型方式。这种情形，在一个学派的分裂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人说，在历史上唯物主义学派只是继承唯物主义学派，唯心主义学派只是继承唯心主义学派。这就过分简单化了。

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对某些哲学命题分析其两重意义，有什么用处呢?

(一)经过这种分析，才能更好地评价这类的哲学命题。否则，必陷入片面。

(二)经过这种分析，能够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的对立学派、唯物主义学派和某些唯心主义学派之间的继承性联系。

(三)这种分析是探讨古人理论思惟的经验教训的必要条件。主要的就是研究历史上的唯物主义为什么能够和怎样向唯心主义转化，某些唯心主义（具有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命题）为什么能够和怎样向唯物主义转化。这其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宝贵的经验教训。接受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掌握马克思哲学、提高思想方法是有巨大帮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贯的，没有形而上学的杂质，它本身是决不会向唯心主义转化的。——这没有什么奇怪，如同已经确证的、并弄清了它发生作用的条件和范围的自然科学定律一样，只能扩大发展，而不能变成错误。但是，并非在每个人手上都不可能发生这种转化了，只要对唯物主义的命题加诸以形而上学的意义，就可能..发生向唯心主义的转化;我们宁可没在不少的同志手上(包括我自己在内)是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甚至是常常发生这种转化的。哲学史家如果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某些..唯心主义的相互转化——转化的根源、条件、途径，加以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其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诚然，只是把某些哲学命题的两重意义分析出来，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然而这种分析却是进行这种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拒绝这种分析法，不从旧唯物主义和某些..唯心主义内部矛盾找寻可能相互转化的根源，那么这种转化便是不可理解的;那不是根本否定这种转化的可能而陷入简单化，就是承认转化、否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它们之间的斗争的绝对性，而趋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

（三）

对某些哲学命题，区分其整体意义(也即是它的作为哲学观点的意义)和个别要素;抛弃这个命题本身，而继承其某些个别要素。

例如庄子的命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据王先谦注“生有穷尽，知无畔岸”)，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这个命题的整体意义是不可知主义;它从“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做出了“殆矣”的结论。这是应该完全否定的，无可取的。但是“生有涯，而知无涯”——这个命题中的个别要素，却是正确的，可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可知论，就包含了“生有涯，知无涯”这个要素，正确地处理了“生有涯，知无涯”的矛盾(当然不是说客观上这个矛盾不存在了)。

例如相对主义，它的整体意义是否认事物的质的差别，否认是非界限，否认客观真理。这是完全错误的，无可取的，但是，其中也包含着个别合理要素：事物的相对性、知识的相对性。(当然不能由此说相对主义也有正确的一面，相对主义之所以为相对主义并不在于承认知识的相对性;而在于它把这种相对性夸大为绝对——绝对的相对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就包含了这个要素。列宁写道：“辩证法——正如黑格尔已经阐明过的一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主义的因素，可是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无条件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之接近于这个真理的限度是为历史所决定的意义上，承认我们的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页）这里，正是抛弃了相对主义的整体意义，而吸取了它的个别要素，加以改造，纳入了辩证法的体系。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个问题：哲学命题的两重意义跟哲学命题的整体意义和个别要素，这两种提法有什么不同呢?本质上是不同的。哲学命题的两重意义，在基本方向上是互相反对的，每重意义都是哲学观点;尽管某一重意义可能是处于萌芽状态。后者就不是这样。例如前边所举的庄子的命题：(一)“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和“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并不矛盾，而是前后一贯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材料。(二)“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只是思想材料(或叫作知识材料更恰当一些)，而不是世界观，它既不是可知论，也不是不可知论。这一“思想材料”即可能成为构造不可知论的材料，也可能成为构造辩证的可知论的材料。命题的整体意义和个别要素的关系，如同建筑物和材料的关系。(当然不能由此说，哲学具有无阶级性的成份，或既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成份;因为我们所说的“思想材料”本身并不就是哲学观点。)

抛弃命题的一重意义，承其另一重意义，是哲学史上的对立学派，唯物主义学派和某些唯心主义学派之间继承联系、扬弃的一种典型方式。抛弃某些命题的整体意义，而利用其个别要素则是对立学派、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之间(当然不是说唯物主义就不利用先行的唯物主义的“知识材料”，但未必抛弃其整体意义)继承性联系、扬弃的另一种方式（其性质当然是和前一种不同的）。这是对立的双方互相凭借、利用“知识材料”。

在对立学派、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之间，这种联系形式是非常广泛的。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常常利用(包括曲解)唯物主义体系中的材料。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其历史发展的长途中，也是不断地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那里剥取个别合理的知识要素，加以利用和改造，而丰富自己，而向前发展的。这里并不是互相在哲学观点上的继承，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凭借、利用“知识材料”看轻;新的哲学观点的发现常常是离不开利用已有的这种材料的。

在哲学史的研究中，运用区分某些哲学命题的整体意义和个别要素这种分析法，有什么意义呢?

(一)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才可能正确地评价某些古人。例如前边所引的庄子的命题，单从它的整体意义上——不可知主义去评价，还不是很公允的(当然这是根本方面)。庄子首先明确地从认识论上提出了“生有涯，知无涯”的问题，即矛盾（当然事物“有矛盾”或“无矛盾”是哲学观点;但是，在庄子那里，并不是从事物的矛盾性这个意义上提出来的。这里是我们认为是矛盾，在庄子的不可知主义里，两者是不矛盾的。），虽然他对问题的解决错了，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但是，他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对哲学的发展，客观上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二)经过这种分析，有助于..辨别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例如，就不会像有的先生那样，把《白虎通义》(它利用了相当多的先秦五行说的材料)看作是唯物主义的了。

(三)经过这种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对立学派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复杂性。

(四)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大哲学家，怎样从敌对的哲学体系中剥取有价值的“知识材料”，以接受经验和教训。

结 论

(一)历史上，哲学的继承性联系有三种方式，或称之谓“扬弃三法”：

(1)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特殊意义，继承其一般意义;这种扬弃法适用于后起的唯物主义和先行的唯物主义之间;适用于后起的唯心主义和先行的唯心主义之间。

(2)否定某些哲学命题的一重意义，继承其另一重意义;这种扬弃法适用于对立学派、唯物主义学派和某些唯心主义学派之间。

(3)否定命题的整体意义，继承其某些个别要素;这不是哲学观点的相互继承，而是互相凭借、利用“知识材料”。这是对立学派、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之间的最广泛的一种联系形式，也是一种“扬弃法”。

(二)哲学史上客观存在的三种“扬弃法”，应该变成我们研究哲学史的方法。当然，孤立地...把若干命题分析出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把若干命题分析出其两重意义，把另外一些命题分析出其整体意义和个别要素，还不能完成接受哲学遗产的任务;而必须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不作这种分析，就不能进行综合研究)。而且综合研究决不能单纯注重哲学思想内部;而必须和特定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以及政治状况、文化状况等等联系起来考察。

本文所说的三种分析法，实际上是许多哲学史工作者常用的。但这里有一个自觉运用还是不自觉运用的问题;并且在实际上运用，在理论上却可能反对。因此，把这三种分析法，加以探讨，明确起来是有意义的。

本文涉及的范围很广，以作者的才识是不能做出充分的论证的;就是基本论点大体能够站得住的话，也只能算是引玉之砖。我希望能够引起讨论。

(原载《新建设》1957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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